書信，是與宏大歷史敘述有一定距離的私人場域。“書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間的私人往來信件，力圖帶領讀者走進宋代士人的內心世界。

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慶歷新政”被徹底廢除，到年底時，改革派官員也全部被處理完畢。56歲的范仲淹先罷參知政事，又罷陜西四路安撫使，從陜西邠州調往河南鄧州擔任知州，開啟了他牧守地方的晚年歲月。

有一天，一位名叫李仲昌的人來找范仲淹。李仲昌說他要去隨州找尹洙（1001-1047），請尹洙幫自己去世的父母寫墓志銘，問范仲淹有沒有什么東西捎過去。尹洙也是改革派官員，新政失敗后被貶到了隨州。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尹洙所受的處罰要重得多，不僅官銜降了好幾級，還被“停職反省”了。

范仲淹此時剛到鄧州，還沒來得及跟尹洙聯系，就趁機給尹洙寫了一封信，托李仲昌帶過去。后來尹洙回信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范仲淹把尹洙的情況跟分散各地的朋友們說了。大家都很關心尹洙，但由于隨州比較落后，通信不便，朋友們要么向范仲淹打聽尹洙的情況，要么給尹洙寫信，托范仲淹轉交。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人托范仲淹給尹洙送信，范仲淹就順便又給尹洙寫了一封信，和朋友的信一起送過去，這封信就是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師魯帖》。

尹洙的官銜不高，不是改革派的骨干，為何遭受重罰？為什么大家都很關心尹洙？李仲昌為何要跑幾百里地找他寫墓志銘？本篇就以范仲淹的《師魯帖》為線索，講講尹洙的故事。

（宋）范仲淹《師魯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有學問的君子

《師魯帖》內容如下：

仲淹頓首。

“頓首”是書信中常用的敬詞。

李寺丞行，曾……。

李寺丞就是李仲昌，他當時的官銜是大理寺丞，可簡稱“寺丞”。“曾”后面這幾個字脫落了，不過有些史料記載的是“曾奉手削”，所以這句意思是：李寺丞要去找你，我曾讓他給你帶了一封信。

遞中亦領來教。

后來收到你的回信。

承動止休勝，仲淹此中無事。

我這里一切都好，沒什么事。

但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

只有兒子的病還沒痊愈，但已逐漸好轉。范仲淹這個生病的兒子是他的長子范純佑。范純佑喜歡修煉道家功法，有一天練功入境的時候受到驚嚇，從此心智失迷。

田元均書來，專送上。

田元均給你寫了一封信，托我轉給你。田元均就是田況，他也曾在西北抗擊西夏。

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

最近收到揚州來的信，他非常關心你的狀況，我已經告訴他你目前雖然貧困但很安心。揚州來的信是指韓琦寫的信，因為新政失敗后韓琦外放揚州。

暑中且得，未動亦佳。

“暑中”有兩個意思，可以指盛夏，也可以是中暑的意思，所以這句話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盛夏到來了，不活動也好；第二種理解是：既然中暑了，不活動也好。

惟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

君子善于修身養性，正是在這種時候啊。

加愛加愛，不宣。

保重，保重，不多說了。

仲淹……師魯舍人左右。四月二十七日。

“仲淹”后面的字脫落了。“師魯”是尹洙的字，“舍人”是尹洙官銜“起居舍人”的簡稱。

尹洙出生在上一個新千年伊始，也就是1001年，他與范仲淹、歐陽修、韓琦等名臣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尹洙能獲得那么多的友誼，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個有學識、有才華、有君子之風的士大夫。

尹洙的文章寫得特別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拿我們熟悉的歐陽修來做比較。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但尹洙比歐陽修更早倡導古文。所謂古文，是指先秦至漢朝的文章。自南北朝以后，文壇盛行駢文，注重形式，也就是辭藻、排偶、聲律等，但不太注重思想內容，所以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就極力反對這種華而不實的駢文，倡導言之有物的古文。雖然唐朝古文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到了五代和宋初，駢文再次流行，所以北宋又有人開始提倡古文，這就是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尹洙是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當時享有盛名。

邵博的《聞見后錄》中有這樣一句話：“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師魯是尹洙的字，永叔是歐陽修的字，這句話意思是：尹洙寫的文章，歐陽修也要敬佩。

范仲淹曾這樣評價尹洙：“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范仲淹也認為尹洙是北宋古文的先驅者。

南宋著名詩人尤袤說：“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一再傳，而后有歐陽氏、王氏、曾氏。”尤袤認為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些名列“唐宋八大家”的人物都算是尹洙的傳人，足以說明尹洙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

不過，尹洙所擅長的文學，跟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是有區別的。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主要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而尹洙所擅長的古文，是唐宋古文運動背景下的文學創作，它有兩個特點：

一、它是在抑制虛浮駢文的運動中逐漸形成的，它反對在文章中過度講究押韻、對偶以及使用虛華的詞藻，提倡語言文字通俗易懂；

二、古文運動與儒家思想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唐宋古文家們要求文章要能體現儒家思想，并且對社會發展有益。尹洙寫過九篇“雜議”，每篇講一個問題，每一篇的文字都不多，比如《敘燕》這篇是評論先秦時期的燕國，《原刑》這篇是談論刑法的，《敦學》這篇是講教育的。總之，都是有感而發，切中時弊，平易通俗，字少意多，不拖泥帶水。

尹洙還是一名歷史學家。歐陽修編寫史書有時要向尹洙請教，歐陽修還曾拉著尹洙一起編寫“五代史”，尹洙自己也寫過極簡版的《五代春秋》。尹洙寫文章的時候，經常從歷史文獻里旁征博引，讀起來有跨越萬年的厚重感。

尹洙頗有君子之風，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彈劾宰相呂夷簡而被冠以“朋黨”罪名的時候，尹洙挺身而出，主動要求成為范仲淹的“朋黨”，因此被貶到地方上擔任酒稅官。

了解了尹洙的才學和品行，就能理解為什么他的朋友圈那么強大，為什么李仲昌要跑幾百里地去找尹洙寫墓志銘了。

攜筆從戎

如此有才學、朋友圈這么強大的尹洙，是如何走到貶官停職的地步呢？這要從康定元年（1040）三月的一份任命書說起：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簽書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

康定元年正月，宋朝和西夏打了第一場大戰——“三川口之戰”，宋朝戰敗。朝廷見前線的官員頂不住西夏，立即往西北增派新的官員。當時戰區的主要領導都是文官，但有軍事才能的文官是少數，朝廷沒有這方面的儲備，很多崗位要靠推薦或領導自主“招聘”。比如范仲淹是由韓琦推薦的，范仲淹擔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之后，需要一名掌書記，類似于文秘，他就想“招聘”歐陽修，因為歐陽修文章寫得好，但歐陽修拒絕了，他瞧不上這份工作，覺得憑自己的才能去處理信箋、奏章之類的文件，實屬大材小用。

尹洙是被一名叫作葛懷敏的官員“招聘”的。葛懷敏的差遣是“涇原路副都部署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陜西分四路，葛懷敏是其中兩路的副職，他需要一名判官（相當于助理），就相中了尹洙。

尹洙自從聲援范仲淹而被貶之后，一直在地方上擔任低級官員，后來因為父親去世而回洛陽老家服喪。面對葛懷敏的召喚，尹洙的選擇跟歐陽修不同，他毫不猶豫地去了。尹洙一直對軍事很感興趣，經常談論兵事，能有機會上戰場殺敵報國非常符合他的愿望。

從深層次講，尹洙的這種選擇與儒家經世致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抱有這種治學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他們的治學方式不只是從書本到書本，還有書本與實踐相結合。尹洙這種精神既體現在他研究歷史上，也體現在他的文學寫作上，最終目的都是“致用”，朝堂需要就去朝堂，戰場需要就上戰場。

在當時，持有這種觀念的官員很多，比如我們熟悉的范仲淹、王安石，他們都是儒學的學者，雖然各自所擅長的細分領域不同，但最終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用在國家需要的地方，不會有文高于武或武高于文的狹隘。

所以，在結束父喪之后，尹洙就奔赴陜西，將自己的才華奉獻給了邊疆。

尹洙在戰區寫的東西，有一類是寫給朝廷的奏章，主要內容就是談論某個具體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尹洙在寫這類文章時有一個特別明顯的特征，那就是他會算歷史的賬。比如，在《息戍》一篇中，尹洙建議朝廷采用唐朝的“府兵制”。“府兵制”最大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士兵農忙時勞作，農閑時訓練，而且士兵自備武器和糧食，朝廷很省錢，而宋朝的兵制是“募兵制”，士兵是全職軍人，一切費用由朝廷承擔，朝廷花費很多。為了支持自己的主張，尹洙列出一組數據：

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意思是說，東漢時沒有采用“府兵制”，士兵的花費常常多達上億，在漢安帝時期，羌族叛亂，朝廷為鎮壓叛亂，十四年間花在士兵身上的錢多達二百四十億。

接著，尹洙筆鋒一轉，談到陜西用兵的現狀：

今西北四帥，戍卒十余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以十萬眾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余億，方前世數倍矣。

意思是：現在西北四路，士兵有十多萬，一個士兵一年大約要花費兩萬錢，十萬士兵一年就是二十億。自從黨項首領李繼遷死了之后，西北三十多年不打仗了，但是花在戍邊士兵身上的錢還是多達六百余億，是東漢時期的很多倍。

這些數據，體現了尹洙作為一名歷史學者的特點，數字一拿出來，比任何長篇大論都有說服力。

尹洙在戰區所寫的東西，還有一類是政論文，主要是就某事提出自己的觀點。比如，宋朝與西夏的第二場大戰“好水川之戰”再次失敗，朝廷追責時追到了一名文官耿傅的頭上。有人說是因為耿傅督戰太急才導致失敗，但后來在戰死將領的尸體上找出了耿傅的親筆信，發現耿傅是無罪的。這個時候，尹洙就發揮了他作為一名文學家的特長，他給朝廷上書，詳細講述整個過程，幫耿傅申冤。同時，他還寫了兩篇精悍的短文為耿傅正名，分別是《憫忠》和《辨誣》。相比于客觀的陳述和解釋，當用文學來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會更有影響力。

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范仲淹和韓琦是陜西戰區“副總指揮”，后來“總指揮”夏竦被罷，范仲淹和韓琦并為“總指揮”，在韓、范兩位領導兼朋友的手底下工作，尹洙的工作一直都比較順利。可是在慶歷三年（1043），宋夏兩國開始和談，范仲淹、韓琦被調回朝廷，尹洙迎來了一位讓他翻船的領導。

接替韓、范的人是鄭戩，他成為了“陜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也就是陜西戰區“總指揮”。鄭戩擔任過三司使和樞密副使，后來遭宰相呂夷簡排擠，被外放至杭州。鄭戩離京前申請去陜西戰區，朝廷沒同意。不過，在到了杭州的第二年，即慶歷二年（1042）底，鄭戩如愿以償去了陜西，因為前線花費很大，需要鄭戩去管理物資賬目。幾個月后，鄭戩就接替范仲淹和韓琦成為戰區“總指揮”。

鄭戩駐軍涇州，此時的涇州知州正是尹洙，尹洙和鄭戩是同年，都是天圣二年（1024）的進士。按說同年在一起工作應該是很親切的。不過，尹洙在鄭戩面前卻只有敬畏感。首先是因為鄭戩比尹洙要年長9歲，無論官、職、差遣，鄭戩都比尹洙高很多。而且鄭戩政績突出，深得仁宗皇帝的信任，現在又成了戰區的一把手。另外，他一直在查戰區的賬目，我們熟知的“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就是因為鄭戩查滕宗諒（字子京）的賬導致的。鄭戩性格強勢，作風凌厲，官員們在他面前都會提心吊膽，生怕被他查出什么問題。所以，尹洙在鄭戩面前總是小心謹慎，與鄭戩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過尹洙這種小心翼翼的日子沒過太久，三個月之后，尹洙就從涇州調到了相鄰的渭州擔任知州，并“兼管勾涇原路安撫都部署司事”，相當于涇源路“分指揮部”的屬官，而且官品也升了一級。對尹洙來說，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就是在這個崗位上，尹洙遇到了導致他政治生涯中斷的一場事故。

水洛城之爭

水洛城位于渭州和秦州中間，大約在今天的甘肅省莊浪縣。水洛城雖然在地理上位于宋朝境內，但由于是少數民族聚居地，一直處于自治狀態，要不是宋夏戰爭爆發，很多人都不會在意這個地方。戰爭爆發后，它的戰略價值凸顯出來，因為它可以作為秦州和渭州之間遙相呼應的中轉站，防止敵人從這里穿越而侵入內地。

考慮到水洛城的城墻已破敗不堪，慶歷二年（1042）時，范仲淹就建議重修水洛城，沒想到第一個起來反對的卻是他的同事兼好友韓琦。

韓琦當時正擔任秦州知州，他剛花大力氣加固了秦州城，還給舊城加了一個牢固的外城。這項工程已經花了很多錢財和人力，如果在離秦州不遠的地方再花費重金修一座城，韓琦認為沒有必要，性價比太低，還不如用這些錢和人力去加固其他更具戰略價值的城寨，所以他建議朝廷不要修水洛城。朝廷正缺錢，就聽了韓琦的建議，沒批準重修水洛城的項目。當時尹洙正擔任秦州通判，是韓琦的副手，所以尹洙對此事非常了解，他跟韓琦持相同主張。

雖然不修城了，但針對水洛城的“統戰”工作還是要做的。一名叫劉滬的武將在水洛城收攏了數百頃的良田，屯兵耕種，同時私下拉攏少數民族的酋長們，希望他們歸順宋朝。到鄭戩擔任戰區“總指揮”以后，劉滬就說服酋長們獻上水洛城，酋長們同意了。鄭戩令劉滬率一千兵馬前去接受獻地，劉滬到了之后，忽見數萬人合圍過來。劉滬這才知道中計了，但他并未慌張，而是鎮定自若地指揮，硬是憑著一千人擊潰了數萬人，最終收服了水洛城。

水洛城歸附宋朝之后，酋長們希望朝廷能給他們封官，鄭戩覺得可以趁此機會組建數萬人的蕃兵來抵御西夏，就向朝廷請示重修水洛城和籌建蕃兵之事。此時正值范仲淹主持“慶歷新政”期間，范仲淹之前就想重修水洛城，現在鄭戩再次提出這個方案，范仲淹自然是支持的，于是朝廷同意了鄭戩的申請。鄭戩就讓劉滬負責水洛城修復工程，還派了一名叫董士廉的文官協助他。

工程于慶歷三年（1043）十月開工，可是到第二年正月時，朝廷又突然下令不修水洛城了。原來，韓琦聽說水洛城開始修建了，就再次表示反對。此時韓琦已升任樞密副使，而且還擔任陜西宣撫使，有很大的話語權，加之他之前在西北待了三年多，他的話非常有說服力，于是朝廷就聽了他的建議，下令罷修水洛城。

之前范仲淹申請修水洛城時，韓琦表示反對，可以理解為觀點不同。但此時朝廷已經批準了，而且工程也開始了，韓琦為什么就要阻止呢？他就不怕得罪鄭戩嗎？這很可能跟鄭戩在戰區查賬有關。在戰爭期間，很多賬目是沒法完全合規合法的，不一定是貪污腐敗，有時就是便宜行事，但鄭戩查起賬來是眼里不揉沙子，絲毫不顧及人情。韓琦之前是戰區大領導，查出的問題越多，他這個前任領導所受的牽連越多，或許這才是韓琦要找鄭戩麻煩的主要原因。

鄭戩聽說水洛城項目被停之后很生氣，城池修一半不修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此時停工，水洛城的酋長們和百姓們也不會答應，萬一再鬧出什么變故就麻煩大了。于是鄭戩一邊令劉滬和董士廉不要停工，一邊給朝廷打報告申請繼續修城。

韓琦見鄭戩沒有聽從朝廷的詔令，就向朝廷提建議，將鄭戩調離了涇州，調到了靠后方的長安。鄭戩調走之后，水洛城歸誰管呢？正是尹洙。尹洙曾是韓琦的助手，他也反對修水洛城。韓琦的意圖很明顯，既然你鄭戩不服從命令，就把你調得遠遠的，讓你夠不著，然后換我的人來管這個事。不過，韓琦還是低估了鄭戩的決心。

鄭戩臨走之前依然下令讓劉滬和董士廉不要停工，同時他跟尹洙交代，水洛城的事你別管，我還會繼續跟朝廷打報告的。韓琦見把鄭戩調走依然沒起作用，就聯合諫官歐陽修繼續向朝廷進諫，罷免了鄭戩擔任的“陜西四路都部署”頭銜。如果鄭戩繼續擔任這個頭銜，他就依然是戰區“總指揮”，無論調到哪里，他都有權管水洛城的事，所以韓琦才想辦法罷免了他這個頭銜。

可是，鄭戩依然沒有罷手。雖然他人調走了，也無權干涉水洛城的事了，但他依然不停地給朝廷打報告，陳述水洛城的利害關系，希望朝廷同意繼續修城。韓琦也繼續反對修城，同時讓尹洙和擔任涇源副都部署的狄青一起寫報告陳述反對修城的理由。朝堂為此事議論紛紛，難以抉擇，最后決定派一個“中央調查團”來水洛城現場考察，看是否有必要繼續修城。

當朝堂上為此事爭論不休時，水洛城現場可一直沒停工，這讓尹洙很為難。尹洙雖然也惹不起鄭戩，但畢竟朝廷已經下了罷修水洛城的命令，而且鄭戩現在也無權干涉水洛城了，尹洙只能按“紅頭文件”辦事。尹洙一開始也不想把關系搞僵，他充分發揮了一名文學家的特長，多次給劉滬和董士廉寫信，努力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遵守朝廷命令，可是都沒有效果。尹洙又撤回了支援修城的士兵，也不再給水洛城項目撥款，可劉滬和董士廉卻說水洛城百姓愿意自己出錢出力修城，如果此時非要停工，沒法跟當地百姓交代，恐怕他們會鬧事。

此時已經到了慶歷四年（1044）三月，水洛城的城墻已經快修完了，就差女兒墻沒修了。既然百姓們愿意自己出錢出力把城修完，那就讓他們修完不好嗎？其實，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已經超出了修城這件事本身，而是已經上升為一個政治事件，一邊是支持修城的鄭戩、劉滬、董士廉，一邊是反對修城的韓琦、尹洙、狄青。不管城是不是快修完了，尹洙只能繼續反對，于是他堅決命令劉滬和董士廉停工，劉滬和董士廉就是不從。尹洙又找了一名武將去替代劉滬，想把劉滬調走，可劉滬堅決不交權，還辱罵了尹洙和狄青。尹洙怒了，就令狄青率兵去水洛城，以違抗軍令的罪名把劉滬和董士廉抓進了監獄，還準備擇期問斬。

水洛城百姓一看劉滬和董士廉被抓了，還要問斬，瞬間炸了鍋。雖然之前他們反對歸順朝廷，還抗擊過劉滬，但劉滬收服水洛城之后，愿意為當地百姓謀福利，愿意給他們修城，贏得了民心。現在百姓們見劉滬為了給他們修城，竟然不顧朝廷命令，甚至還要搭上性命，大為感動，就開始聚眾鬧事，還殺了官吏，準備營救劉滬，局面一下子失控了。

就在這時，“中央調查團”到了。百姓們立即去找調查團告狀，表示可以不費朝廷的錢財，而是以眾籌的方式把城修完，希望朝廷釋放劉滬和董士廉。調查團聽取了民意，考察了施工現場，又去監獄見了劉滬和董士廉，發現劉滬已經奄奄一息，董士廉也滿身是傷，顯然是遭受了暴力抓捕。調查團將現場情況上報朝廷，朝堂上也立即炸了鍋，爭論的焦點從修不修水洛城轉為了如何處理這起事故。

大臣們各抒己見，有的說應該懲罰劉滬和董士廉，因為他們不聽從朝廷的命令，還違抗上級領導的指令；有的說應該懲罰尹洙，因為他做事魯莽，還虐待大將和文官；還有的說應該嚴懲狄青，因為抓捕行動是由他實施的，劉滬和董士廉受傷也是他造成的。

身為諫官的歐陽修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這件事情雙方都有過錯，但都不能重罰，因為劉滬深得水洛城民心，懲罰他不合民意，而且此事還涉及文臣和武將之爭，如果懲罰了劉滬，會讓武將們寒心，對國家不利，所以應該釋放劉滬和董士廉，讓他們繼續把城修完，算是戴罪立功了。至于尹洙，他遵照朝廷命令辦事，沒有大的過錯，也不能重罰，但不能再讓他跟劉滬共事，所以就把他調走。至于狄青，他只是奉命行事，又是難得一見的將才，所以也不要懲罰他。仁宗皇帝覺得這個方案比較折中，就采用了歐陽修的處理意見。

最后，劉滬和董士廉回到水洛城把城墻修完。經過此次事件，劉滬深得水洛城百姓的愛戴，朝廷就順從民意，把劉滬任命為水洛城的長官。劉滬在水洛城事件中頭部受傷，沒幾年就去世了。劉滬死后，朝廷又讓他的弟弟接了班，繼續管理水洛城。時至今日，劉滬兄弟仍然為當地百姓銘記，現在甘肅省莊浪縣有一座雄偉的劉將軍紀念館，就是紀念他們兄弟的，里面有劉氏兄弟的墳塋和為他們修建的將軍廟。前些年，當地劇院還編排了一出秦劇《水洛城》，就是以劉滬修建水洛城的事跡為原型的。

尹洙事后被調任潞州知州，為了不讓人覺得此次調動是在懲罰尹洙，就把他的官品升為從六品的起居舍人，這就對應了范仲淹在《師魯帖》中稱尹洙為“師魯舍人”。

水洛城案還涉及了另外一個人，就是范仲淹《師魯帖》中的“李寺丞”，也就是李仲昌。事件發生時，李仲昌是尹洙的手下，曾為尹洙出謀劃策。“中央調查團”的調查官員在報告中將李仲昌描述為一個“陰獻計畫，務在間諜”的小人，建議務必將李仲昌調離渭州。

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水洛城的案子到此就算結束了，如果事情就此消停了，尹洙也就沒什么事了，可是有人還不想消停。

鄭戩因為這件事丟掉了戰區“總指揮”的頭銜，自己的手下還被打成重傷，關進監獄，董士廉也覺得自己沒有重大過錯，而且自己好歹是個文官，卻被尹洙抓進監獄遭受虐待，而肇事人尹洙和他背后的韓琦卻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尹洙還升官了。他們咽不下這口氣，就靜待時機，伺機報復。

第二年春天，機會來了。由于“慶歷新政”遭受強大阻力，仁宗終止了新政，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富弼罷樞密副使、支持新政的宰相杜衍被罷相，諫官蔡襄、歐陽修等也被外放了，只剩韓琦還在擔任樞密副使。鄭戩和董士廉抓到了落井下石的機會，于是由董士廉出面舉報尹洙有公使錢的腐敗行為。

所謂公使錢，又叫公用錢，是官府和軍隊的招待費，主要用于公務接待或者犒賞將士。公使錢的使用并沒有特別嚴格的規章制度，主要由官員自行掌握，只要不太過分，一般情況下也不會追究。但正是由于公使錢的這個特點，它可以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想針對誰的時候，就嚴查他的公使錢賬目。

既然有人舉報了，朝廷就派人去查。查來查去，發現尹洙的賬目并沒有大的錯漏，只有一點不太合規，那就是他曾挪用公使錢和軍費為下屬還貸，后來又用下屬的工資把這筆錢還上了。這種做法在當時的西北戰區不算什么大事，而且也沒有造成損失，如果不是有人咬著不放，根本就不值得追究。

可鄭戩就是要窮治尹洙，尹洙曾是韓琦的下屬，尹洙犯罪，韓琦也要承擔連帶責任。韓琦自然知道這件事是沖著他來的，在以往，韓琦肯定不會丟下尹洙不管，可現在是特殊時期，韓琦都自身難保了，也沒法替尹洙說話。迫于輿論壓力，韓琦在尹洙案被判決之前就主動申請離開朝廷，調去揚州了，范仲淹《師魯帖》中提到的“揚州書”就是韓琦后來寫的信。

尹洙本就是改革派官員，是被打壓的對象，又遇上腐敗案，無人擔保又地位較低的尹洙被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崇信軍在隨州，節度副使是一個從八品官，等于官降四級，而且只保留官銜，不安排工作。這個待遇跟多年以后蘇軾被貶廣東惠州時類似，蘇軾也是被貶為節度副使，不得簽署公事。

被貶隨州的尹洙非常郁悶，卻有苦說不出。他之前非常喜歡寫東西，寫歷史，論兵事，給皇帝寫報告談論國家大事，當朋友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就積極幫忙申訴，可是這次被貶之后，他卻一個字都沒有寫。雖然尹洙保持了沉默，但朋友們都沒忘了他，經常有朋友跟他通信，請他幫忙寫東西，其中就包括李仲昌找他幫忙寫墓志銘。

尹洙被貶之后，李仲昌還一直待在西北，后來他的母親去世了，李仲昌就回老家鄧州處理喪事，恰好碰到了剛調任鄧州的范仲淹。十二年前，李仲昌的父親李垂在均州任上去世，臨時葬在了均州。李垂臨終前留下遺囑，說等他的夫人去世之后，兩人再一起合葬在鄧州，所以李仲昌此次回鄉就是要辦好這件事。在合葬之前，有一樣東西必須提前準備好，那就是墓志銘。墓志銘是記錄死者一生事跡的文章，要刻在石頭上，跟棺材一起埋入地下。李垂下葬時沒有墓志銘，這次夫妻二人合葬必須要有墓志銘，那找誰來寫這篇墓志銘呢？一般墓志銘要找跟自己家關系比較好，文筆也好，而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來寫，李仲昌就想到了尹洙。

另外，當范仲淹在鄧州應滕宗諒邀請寫《岳陽樓記》時，尹洙也在隨州應滕宗諒邀請寫了一篇《岳州學記》，夸贊滕宗諒被貶岳州之后對當地教育工作的貢獻。滕宗諒的被貶緣由與尹洙很相似，也是因為公使錢案，也是被鄭戩查的。

那滕宗諒是不是真有公使錢腐敗呢？要嚴格說，確實有賬目不清的地方，但他并沒有中飽私囊，而是把這些錢用于犒賞將士，興辦教育，或者招待來往過路的官員，有時也會給官員們饋贈一些路費、禮金之類的，基本都是符合慣例的。但是，當鄭戩派人來查賬時，他拒絕交待這些錢到底花到哪兒去了，因為一旦深究，那些得過錢的人可能就會受牽連。為了保護相關人員，他竟然一把火把賬本給燒了，那沒辦法了，既然賬目不清，必須得受處罰。

滕宗諒的案子不算嚴重，而且當時范仲淹還在擔任參知政事，為他說了情，滕宗諒就只是貶官一級。可是，有些人仍然咬住這個案子不放，這些人就是新政的反對派，他們正愁找不著攻擊改革派的理由呢，滕宗諒自動送上門來了，所以他們堅持要嚴懲滕宗諒，這才有了“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加重處罰的不止滕宗諒和尹洙，就在尹洙被貶隨州之前，還有一個人受的處罰更狠，這個人就是蘇舜欽。

蘇舜欽犯的案子被稱為“進奏院案”。所謂進奏院，是中央和地方之間傳遞公文的機構，同時還負責發行當時的官方報紙——進奏院報。報紙的內容有朝廷的動態、皇帝的詔令、皇帝的日常生活、官員們的奏章精選、人事任免信息、各地的災情和軍情等。其內容和發行方式與我們現在的官方報紙已經有很多相似之處，發行量也非常大，除了下發給各級官府之外，也會在民間出售，很多城市還有報亭。可以說，進奏院不僅掌握著公文傳遞，還是非常重要的新聞宣傳部門。所以，范仲淹主持新政以后，必然要把進奏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就推薦了支持新政的蘇舜欽來做進奏院的領導。

蘇舜欽的背景不止有范仲淹，他的岳父杜衍在新政末期也當上了宰相，正由于這個原因，當改革派失勢的時候，蘇舜欽成了被“嚴打”的對象，僅因為一點小過錯就被削職為民，目的就是將他的后臺拉下馬。蘇舜欽被除名后，一直心情抑郁，沒幾年就去世了。

尹洙的貶謫經歷與蘇舜欽相似，他被貶后也心情抑郁，也很快就生病了。尹洙此時才45歲，但是在西北操勞的幾年已經讓他滿頭白發，熬空了身體，經歷水洛城事件和后續的一系列官司之后，終于是大病凸顯了。

慶歷六年（1046）年底，尹洙被調到均州去監管酒稅，這雖然是個非常小的差遣，但終于是又開始工作了。眼看境況將有所好轉，尹洙的身體卻不行了。尹洙撐著病體到達均州，給范仲淹寫了信，范仲淹很著急，怕他沒錢治病，就派人給他送了食物和藥，可是尹洙的病情卻絲毫不見好轉。

尹洙在均州強撐了三個月以后，終于撐不住了，就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鄧州去治病。尹洙在鄧州見到了范仲淹，跟范仲淹討論治病的事，絲毫沒有慌亂，但范仲淹卻看出尹洙已經病入膏肓了。第二天病情更加嚴重，范仲淹對尹洙說：你若有不測，我與韓琦、歐陽修等會一起出錢贍養你的家人，你就放心吧。尹洙艱難地回應：聽到你這番話，我也就沒有什么再交待的了。在到達鄧州之后的第五天夜里，尹洙突然索要水杯，漱了漱口，坐在案臺旁邊安然離世，享年46歲。

范仲淹曾在《師魯帖》中勸尹洙“惟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從尹洙臨終的表現來看，相信他是做到了的。

尹洙下葬時，鄧州所有官員和舉人都到場為其送行。尹洙是河南洛陽人，朋友們就給他起了一個謚號“河南先生”。范仲淹本想為尹洙撰寫墓志銘，但由于對尹洙早年的事跡不太了解，就交由歐陽修來撰寫。

韓琦為尹洙寫了墓表，他針對尹洙對北宋古文運動的貢獻進行了蓋棺定論：“使我宋之文章，將逾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范仲淹整理了尹洙生前寫的文章，為他出了一本文集《河南集》，范仲淹親自為《河南集》寫了序言，此文集流傳至今。

九年之后，范仲淹已經離世了，而韓琦重回廟堂，登上樞密使之位，歐陽修也回京任官，曾經的改革派官員又開始掌握話語權，早早離世的尹洙和蘇舜欽卻再也沒有機會開啟新的人生了。韓琦和歐陽修都沒有忘記尹洙和蘇舜欽的遭遇，韓琦向仁宗請求追復尹洙和蘇舜欽原官職，仁宗同意了。尹洙去世時留下了一個未成年的兒子和四個女兒。想到尹洙的孩子，韓琦和歐陽修都是能夠感同身受的，因為他們二人也都是幼年喪父，孤兒寡母投奔親戚才得以活命，所以歐陽修請求給尹洙長大成人的兒子賜官，仁宗也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