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2年9月率主力離開蘇州馳援天京以來，李秀成始終處于顧此失彼的兩難境地。在李秀成看來，此時天京周邊的局勢并未到萬分危急的地步。

清廷的江寧將軍都興阿所部此刻仍在圍攻長江中的九洑洲要塞。即使清軍調(diào)集了大批戰(zhàn)艦展開水陸圍攻，卻始終無法拔除這顆釘在長江中的“不沉的炮臺”。

從皖南進軍的鮑超所部雖于1862年7月?lián)魯√杰姉钶o清所部，攻占重鎮(zhèn)寧國，但巨大的戰(zhàn)場減員和正悄然興起的疫情，令鮑超所部一時無力向天京外圍進擊。

在整個1862年的夏季，天京城下的清軍依舊只有曾國荃一支孤軍據(jù)守在雨花臺。因此，李秀成主張“將省府(蘇州)財物米糧、火藥炮火俱解回京”，并提出“待廿四個月之后，再與其戰(zhàn)，解京圍”。

李秀成逐步加強天京防御力量的計劃，從戰(zhàn)略層面上考慮或許并沒有太大問題，但直接將決戰(zhàn)的日期推遲到兩年之后，卻是洪秀全無論如何不肯答應的。

李秀成向

他嚴厲地訓斥李秀成說：“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啟隊發(fā)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

正是在這樣的催促下，李秀成最終于9月率主力離開蘇州趕赴天京，部署了對曾國荃所部的全線圍攻，史稱“雨花臺之役”。

太平軍對雨花臺一線湘軍營壘展開的猛攻，投入了14個王侯的部隊，號稱60萬大軍，戰(zhàn)斗前后持續(xù)了46天。

湘軍方面雖然付出了數(shù)千人的傷亡，曾國荃本人也被流彈擊傷了面部，可清軍在雨花臺一線的防線始終巋然不動。反倒是太平軍進逼對手的營壘頻頻被湘軍反擊攻破，傷亡慘重。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固然是因為人稱“曾鐵桶”的曾國荃擅長防御，所部“營濠深壘”，難以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太平軍各路王侯互不統(tǒng)屬，缺乏完整的指揮系統(tǒng)。

事實上，李秀成始終以后方根據(jù)地——“蘇福省”的戰(zhàn)局變化為重，兩軍尚在雨花臺下激烈攻防，李秀成就已經(jīng)悄然抽調(diào)所部精銳回援蘇州了。

對于李秀成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洪秀全自然是頗為不滿的。李秀成自述雨花臺之役后，洪秀全曾對其“嚴責革爵”。但似乎洪秀全也認定雨花臺一線的湘軍營壘難以攻克，隨后竟然提出了一個頗為荒唐的外線作戰(zhàn)計劃。

在以前屢次解除清廷圍困天京的軍事行動時，太平軍基本都采用“圍魏救趙”的戰(zhàn)略，以強大的野戰(zhàn)兵團奔襲安徽、江蘇、江西等地，吸引清軍主力，隨后再回師天京城下，擊破對手的圍城營壘。

太平軍與清軍交戰(zhàn)圖

然而，此時的洪秀全忽視了一點，即以李秀成為首的太平軍將士早已不復當年之勇，曾國藩更非當年主持江南大營的向榮、和春可比。

即便如此，當集結于天京城下的太平軍主力突然轉(zhuǎn)向外線，執(zhí)行洪秀全所謂的“進北攻南”戰(zhàn)略時，也一度令曾國藩驚慌失措，向清廷中樞發(fā)出了“臣實恐潰敗決裂，盡隳前功”的求援信號。

但隨著李秀成于1863年1月離開天京，東返蘇州，湘軍集團還是迅速地在長江沿線集結重兵，封堵轉(zhuǎn)入外線作戰(zhàn)的太平軍各路人馬。與此同時，曾國荃所部繼續(xù)堅守雨花臺營壘，持續(xù)對天京方向施壓。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嚴令下，又從蘇州重回天京戰(zhàn)場。先于李秀成大軍行動的對王洪春元所部此時已經(jīng)攻占浦口，因此太平軍主力得以順利渡江，進入安徽境內(nèi)。

洪春元是洪秀全的族侄，在一干無德無能的“皇親國戚”中算是少有的悍將，攻克浦口之后，他隨即率部攻克含山、巢縣、和州等地，兵鋒直指湘軍的后勤樞紐無為州。

此時，湘軍集團在安徽境內(nèi)兵力薄弱，“自和州以至武漢，除廬州、安慶有兵外，千里空虛”。駐守浦口的李世忠所部本是太平軍降卒，此刻被洪春元打得潰不成軍。

曾國藩飛調(diào)湘軍李續(xù)宜所部馳援戰(zhàn)場，但“遠水難解近滿”，因此，曾國落第一時間寫李鴻章商議，要求淮軍正在蕪湖編練的張樹聲所部北運戰(zhàn)場，“救無為州產(chǎn)米之區(qū)，保皖南各營辦糧之路”。

曾國藩

這已經(jīng)不是曾國藩首次向自己的學生“借兵”了。早在湘軍圍攻天京伊始，曾國藩便有意調(diào)程學啟所部從上海北上參戰(zhàn)，但被李鴻章婉拒。

借調(diào)程學啟遭拒后，曾國藩又以湘軍李朝斌已率新組建的太湖水師赴滬為由，要求在上海戰(zhàn)場的黃翼升淮揚水師六營由揚入淮，參與天京外圍的戰(zhàn)事。

不想，李鴻章卻回信說：“昌岐(黃翼升表字)昨得調(diào)淮之信，憂皇無措。吾師識將意、順兵心，諒解體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鴻章偕往。”擺出一副死皮賴臉的架勢。

曾國藩威脅道：“昌岐此次再不應調(diào)，實不能不參辦。”李鴻章強硬回應：“昌岐不行，鴻章不遣，再將昌岐與鴻章一并參辦，死亦甘心。”曾國藩也是無可奈何，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除了在部隊調(diào)遣問題上爆發(fā)“索將風波”之外，圍攻天京期間曾國藩和李鴻章在軍餉接濟方面也鬧得很不愉快。

自湘軍進入天京戰(zhàn)區(qū)開始，曾國藩便寫信懇求“協(xié)濟三五萬”，但這筆錢卻遲遲沒有到賬，曾國藩只能再寫信催促。由于對這類臨時性應急接濟的不滿足，曾國藩向李鴻章提出按月向湘軍協(xié)餉，開價每月3萬兩。

對此，李鴻章大吐苦水道：“敝軍水陸十余萬，松滬原部及各標營將及十萬，以入抵出，不敷甚鉅。不得已，各營均發(fā)半餉。”

這些小伎倆騙不過老謀深算的曾國藩，他不僅沒有降低條件，反而變本加厲，要求“每月酌提四萬，萬不可減”，否則便要派員至滬“專收一二厘卡”。

此時，身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仍是江蘇巡撫李鴻章的頂頭上司，如果不拿錢出來，好不容易到手的上海財政大權就可能丟失，李鴻章只得動用各種手段，才算基本滿足了湘軍的協(xié)餉要求。

事實上，隨著湘軍集團的膨脹，一躍成為封疆大吏的李鴻章、左宗棠等昔日湘軍幕僚，均表現(xiàn)出了與曾國藩漸行漸遠的趨勢。

左宗棠

其中最為出格的，莫過于由曾國藩保奏出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從1862年秋天起，出任江西巡撫不滿一年的沈葆楨，未與曾國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銀接濟湘軍。

1863年春，鑒于湘軍“欠餉多者十五個月，少者七八個月”，曾國藩只能私下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寄了封信，讓他解送九江關洋稅3萬兩給正在圍困天京的湘軍。

蔡錦青剛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楨制止，沈葆楨還要求蔡錦青將已經(jīng)解送的款項追回，否則將撤掉他的道員職務。考慮到蔡錦青的處境，曾國藩不得不將到手的銀子退還，其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

此后，為了爭取江西餉銀的支配權，曾國藩與沈葆楨屢發(fā)爭執(zhí)，最終鬧到從此斷交、不相往來的地步。與之相比，李鴻章在曾國藩的眼中或許還算是“恭順”的。

在得知太平軍主力轉(zhuǎn)向安徽的消息后，李鴻章要求正在蕪湖招兵買馬的幼弟李昭慶率部馳援廬州、無為兩地，掩護駐守雨花臺的曾國荃所部后方。

就在曾國藩、李鴻章調(diào)集各地人馬馳援皖北的同時，李秀成所部太平軍主力因回蘇州而白白浪費了兩個月的時間。等到李秀成渡江北上進逼無為、廬江之時，已是1863年的4月中下旬了。

面對陸續(xù)抵達的湘軍援兵，李秀成攻堅失利，又加上遭遇大雨侵襲，部隊產(chǎn)生大量非戰(zhàn)斗減員。李秀成在皖北盤桓了兩個月之久，毫無作為。

困守雨花臺的曾國荃趁機養(yǎng)精蓄銳，進一步威逼天京，迫使洪秀全推翻此前“進北攻南”的戰(zhàn)略計劃，令李秀成率部回援。太平天國最后一次主動出擊至此化為泡影。

曾國荃

在從皖北回師的歸途中，李秀成所部士氣低落，在長江上又遭遇湘軍水師攔截，傷亡慘重。隨后，湘軍集中兵力猛攻太平軍控制的江中要塞——九洑洲。

1863年6月30日，隨著九洑洲的易手，天京的水路糧道徹底斷絕。渡江時號稱50萬的李秀成所部“僅存四五萬人”。

但就是這四五萬殘兵，李秀成還舍不得拿出來保衛(wèi)天京，借口“兵又無糧，扎腳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天京城內(nèi)只有萬余守軍，形勢發(fā)岌可危。

1863年12月4日，控制著蘇州城內(nèi)四分之三兵力的納王郜永寬等8位太平軍高級將領刺殺慕王譚紹光，率部開城向李鴻章投降。同時，常州也落入湘軍名將鮑超囊中。

與淮軍在蘇南節(jié)節(jié)取勝、順利推進相比，湘軍圍攻金陵的戰(zhàn)役打得異常艱難。自1863年7月完成合圍以來，湘軍在天京城下頓兵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形成這種“勞而無功”的局面，除了曾國藩老成持重，告誡曾國荃：“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之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為要著，不在日日苦戰(zhàn)也”；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曾國藩已經(jīng)在為剿滅太平天國之后湘軍的政治前途進行鋪墊。

曾國藩雖身為兩江總督，贛、皖、蘇、浙四省的軍政長官也均為其昔日的幕僚、學生，但太平軍在各地仍有活動，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團練武裝亦盛行一時，勝保、僧格林沁等滿蒙貴族也頻繁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軍務。

因此，曾國潘有意緩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樞急于借湘軍之手夷平太平天國的有利時間，展開新一輪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于太平軍陳得才、賴文光所部西征入陜，清政府內(nèi)部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政治碾軋。僧格林沁發(fā)動御史系統(tǒng)指責勝保“驕縱貪淫，冒餉納賄，擁兵縱寇，欺罔貽誤”，最終，使勝保這位咸豐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隕落。

李鴻章

長期以來仰仗勝保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選擇舉兵反清，但隨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國藩的聯(lián)手絞殺。

在這個過程中，湘軍集團和急于獲得中原軍政大權的僧格林沁部齟齬不斷。不僅苗沛霖的首級成了雙方爭功的焦點，兩軍甚至還在圍剿苗沛霖所部的過程中，由于聯(lián)絡不暢而直接交火。

總體來說，勝保——苗沛霖集團的瓦解，給了曾國藩一統(tǒng)安徽軍政大權的有利時機。因此，在規(guī)勸曾國荃少安毋躁的書信中，曾國藩頗為自得地寫道：

“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

在曾國藩親自指揮皖北戰(zhàn)事的同時，原擬加入天京戰(zhàn)局的湘軍悍將鮑超所部在皖南與太平軍楊輔清、黃文金所部惡斗連場，基本鞏固了以寧國為中心的地盤。

加上李鴻章奪取蘇州，左宗棠收復金華、紹興、兵圍杭州的戰(zhàn)績，湘軍集團在1863年下半年可謂諸路奏凱、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各部爭衡的苗頭也開始悄然出現(xiàn)。

1863年底，李鴻章在部署進攻常州的軍務時，派出程學啟、劉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師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軍。

李鴻章的意圖，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進兵皖西的成案，在進兵過程中委員暫時跨省代管地方。他這樣做，既可以截斷浙江太平軍增援天京的通過，也有助于鞏固淮軍新攻取的吳中地區(qū)。可此舉也動了左宗棠的奶酪。

太平軍

1864年2月，李鴻章奉旨兼轄浙西吏事。淮軍入浙，半月之間連續(xù)招降了平湖、乍浦、海鹽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兩城，這引起了身為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的左宗棠對李鴻章越境攬權的不滿，上奏抗議。清廷復又下旨申斥李鴻章。

曾國藩對于李、左兩人的矛盾不想過多地發(fā)表意見。他此時更為關心的是隨著蘇南、浙西戰(zhàn)事趨于終結，清政府是否會將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調(diào)入天京戰(zhàn)場。

對于自己老師的這份擔憂，李鴻章洞若觀火。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明確表示：“屢奉寄諭，飭派敝軍會剿金陵。敝意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

但李鴻章的態(tài)度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清廷中樞對湘軍久圍天京不下的不滿。除了清朝統(tǒng)治者之外，西方列強也對天京戰(zhàn)場虎視眈眈。在常勝軍解散的同時，另一支西方雇傭軍——阿思本艦隊出現(xiàn)在了天津外海。

原來，1861年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向來與恭親王奕訢關系莫逆。由其牽線搭橋，清政府在各類細節(jié)均未敲定的情況下，便匆促向英國訂購了7艘戰(zhàn)艦。

1863年9月18日，由曾參與過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指揮的“中英聯(lián)合艦隊”抵達天津，并準備開赴華東戰(zhàn)場。

清政府這才發(fā)現(xiàn)這支艦隊不過是“海上洋槍隊”。清政府不僅需要支付1000萬兩白銀用作其未來四年的軍費，艦隊的所有人事安排還要全部由英國人說了算。

原本就不滿英國人南下爭功的曾國藩趁勢發(fā)難，說阿思本“意氣凌厲，視輪船奇貨可居，視漢總統(tǒng)如堂下廝役、倚門之賤客”。

面對“費數(shù)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的局面，恭親王奕訢也深感不妥，最終決定拿出37萬多兩白銀作為遣散費將阿思本艦隊就地解散。

湘軍圍攻天京

此時，湘軍圍攻天京的態(tài)勢已經(jīng)逐步明朗，太平天國運動被最終鎮(zhèn)壓儼然指日可待。恰如曾國荃所說，“長江水師帆檣如林，無須輪船會剿金陵”，清軍借助西方雇傭軍才能穩(wěn)定局面的日子似乎已經(jīng)是過去式了。

通過各種政治手腕，曾國藩暫時將天京戰(zhàn)場的主導權掌握在了湘軍手中，但無論如何，盡快攻克眼前這座“賊巢”才是釜底抽薪的唯一法門。

1863年底，湘軍首次發(fā)動對天京的攻擊時，曾以“穴地攻城”的方法，一度轟塌了城北神策門附近的十余丈城墻。隨后，湘軍選鋒奮勇登城，但很快便為太平軍擊退，死傷三百余人。

1864年春季開始，湘軍全面展開對天京的攻堅戰(zhàn)。曾國荃愈發(fā)認定“穴地攻城”之法可行，一時間曾國荃所部“自朝陽門至鐘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

這套戰(zhàn)術對曾以地道攻克過諸多名城大郡的太平軍而言，并不新鮮。天京守軍采取“穿隧以迎”“薰以毒煙，灌以沸湯”的戰(zhàn)術，不僅輕松化解了湘軍的攻勢，更給對手造成了“須臾殞命者，率常數(shù)十百人”的傷亡。

有趣的是，此時的曾國荃并不清楚天京城內(nèi)的政治風向，認為城中主持防御事務的是返回天京的李秀成，并以為其有“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的本事。

事實上，自蘇州失守之后，李秀成的政治生命便已岌岌可危。在太平天國諸王中，地盤和兵力往往決定著話語權。在“進北攻南”的計劃中損失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李秀成，回到蘇州之后便已無力壓制郜永寬等昔日麾下悍將，更不用說輕騎回天京之后要面對的洪姓諸王了。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去世，天京這座孤城內(nèi)又掀起了一場新的權力斗爭。按照洪秀全生前的安排，其長子洪天貴福繼任天王，朝政依舊由洪秀全的兩位兄長——洪仁發(fā)和洪仁達執(zhí)掌。

湘軍圍攻天京

太平天國內(nèi)部的連場內(nèi)訌，對于城外的曾國荃而言并無實際意義。在“穴地攻城”的策略遲遲無法奏效的情況下，曾國藩終于按捺不住了。

實際上，對于湘軍長期頓兵金陵城下，北京方面早有微詞。由于清廷中樞不斷施壓，無奈之下，曾國藩寫信給前線的曾國荃，表示準備接受淮軍的助戰(zhàn)。

隨著1864年5月16日清軍攻克常州，慈禧太后頒下諭旨要求淮軍馳援戰(zhàn)場。朝廷的命令，李鴻章自然不敢公然違抗，只能含糊地表示：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議協(xié)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將苦戰(zhàn)經(jīng)年，傷病疲乏，未得休養(yǎng)，若遽令遠出，誠恐再衰三竭，無裨大局。”

他甚至還編出了“現(xiàn)在天氣炎熱，洋槍連放三四次即紅，多則炸裂；開花炮放至十數(shù)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長興，各項炮具俱已震損，亟須回蘇修整。以后節(jié)交三伏，戰(zhàn)事頗難”這樣的瞎話。

李鴻章雖然以種種理由推辭前往天京戰(zhàn)場，但時刻可能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上的淮軍還是帶給了曾國荃莫大的壓力。7月19日，調(diào)集全軍精銳后，曾國荃率部炸開了天京太平門龍脖子一線城墻，隨即蜂擁入城。

太平軍雖然全力封堵缺口，但終因寡不敵眾敗下陣來。隨著天京的陷落和洪天貴福、李秀成的被俘，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無可奈何地進入了尾聲。

對金陵這座被太平天國信眾喚作“小天堂”長達11年的城市而言，在1864年7月19日起的半個月里無疑化作了人間地獄。

即便是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湘軍破城之后“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但曾國藩并不認為殺戮過多，相反將這場無差別的大屠殺視為赫赫軍功。

天京淪為人間煉獄

屠戮之余，金陵古城也多處毀于兵燹。曾國藩不承認是湘軍放的火，“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幸存”，他認為大火是太平軍自己放的。

近年來更多的主流意見則認為湘軍通過這場大火掩蓋了其大肆侵吞太平天國財富的劣跡。當然，這一說法事實上在湘軍攻克天京后不久便甚囂塵上，引發(fā)了所謂的“圣庫”疑云。

所謂“圣庫”，指的是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后，于水西門燈籠巷建立的國家金庫，按照洪秀全頒布的詔書，太平天國軍民不得擁有個人資產(chǎn)，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圣庫。

鑒于太平天國長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贛等省份的諸多城市，有好事者認定天京城內(nèi)“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可湘軍破城之后，曾國藩奏報搜查“賊贓”的情況時，卻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一時間物議沸騰，多指其為謊言。

對于這些指責，曾國藩不得不作出解釋。清政府隨后也表示理解，認為“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jù)御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今據(jù)奏稱：城內(nèi)并無賊庫；自系實在情形”。

皇帝、太后的不追究，并不能擋住上下臣僚甚至湘軍內(nèi)部對曾氏兄弟的“羨慕嫉妒恨”，一時間關于曾國荃在天京繳獲各種奇珍異寶的謠言甚囂塵上。此后，曾氏家族用了各種方式進行辟謠，然而成效甚微。

慈禧太后

除了不滿曾氏家族獨占太平天國的“圣庫”財富之外，湘軍攻破天京，克盡全功的說法，也很快便遭到了質(zhì)疑。在俘獲李秀成之后，曾國藩很快便得知了“幼天王”洪天貴福已經(jīng)成功突圍。

但為了不節(jié)外生枝，曾國藩還是奏報稱：“城破后，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沖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余孽。又據(jù)城內(nèi)各賊供稱：城破后，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

果然在龍顏大悅的情況下，清政府以“次第蕩平，殲除元惡”的大功，對曾氏一族“特沛殊恩，用酬勞勛”，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個爵位。

但很快，左宗棠不顧昔日情誼，公然揭露湘軍冒功的行徑，令他與曾國藩之間的關系急轉(zhuǎn)直下。而曾、左兩人在奏折中互相揭短之時，李鴻章卻始終保持著作壁上觀的姿態(tài)。

畢竟鳥盡弓藏的陰影已經(jīng)悄然籠罩在了湘、淮、楚等地方團練武裝的頭頂上，與其高調(diào)爭功、相互攻訐，不如考慮如何保全手中的軍隊和地盤。

早在即將攻陷天京時，河南巡撫張之萬便于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練兵折》，建議整頓制兵以代替勇營，清廷當即下旨，認為此議“實為目前要務”。

攻下天京后，又有御史陳廷經(jīng)等奏請“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補兵額，或遣撤歸農(nóng)。清廷隨即于8月12日下旨，令各督撫“妥慎辦理，毋貽后日無窮之患”。

一時之間，鎮(zhèn)江馮子材、揚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駐扎淞滬之貴州勇、水師廣勇等部紛紛遭裁撒。這股撤軍的浪潮，儼然馬上就要擴大開來。

湘勇

作為湘軍最高統(tǒng)帥的曾國藩，此時首先要考慮的自然是如何減輕朝廷對他的疑忌。裁撤自己一手打造的湘軍雖然有切膚之痛，卻勢在必行。

但另一方面，為了保全湘軍集團的政治勢力，應對下一階段追討太平軍殘部以及北方捻軍等起義軍，在裁撤湘軍部隊的同時，還必須保有一支足以信賴的軍事力量。

左宗棠的表現(xiàn)令曾國藩極為失望，而淮軍在馳援天京戰(zhàn)場中的讓功之舉，使他對李鴻章頗為信賴。扶持淮軍以逐步取代湘軍的方案，已逐漸在曾國藩的腦中成型。

在攻下天京的第19天，曾國藩上《初籌善后事宜折》，表示“臣統(tǒng)軍太多，即擬栽撒三四萬人”。10天以后，他又以曾國荃有病，上疏請求開缺浙江巡撫回籍，“金陵各營勇丁，陸續(xù)遣撤，已及二萬五千余人”，一并由曾國荃押帶回湘。

一年左右，除了湘軍水師改編為經(jīng)制長江水師，凡由曾氏兄弟直轄的湘軍均被裁撤。與此同時，左宗棠部由6萬人裁去4萬多人；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雜系湘軍大部分也都被遣散。

就這樣，曾國藩以大規(guī)模自裁湘軍之舉，減輕了清廷對他的疑忌，同時也使湘軍后期的諸多弊端，如將帥爭權奪利、士卒擄掠成風、鬧餉嘩變不斷等得到了解決。

在湘、楚兩軍均遭大幅裁撒的情況下，李鴻章也不得不拿出實際行動來配合清廷中樞的統(tǒng)一部署。李鴻章在1864年9月的一份附片中率先陳明，擬將所部分別裁撤，“酌留洋槍炸炮三萬人，以備海防”。

按照李鴻章的方案，淮軍將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銳主力。李鴻章這樣做，除了可以緩解遣撤時發(fā)還欠餉的實際困難，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備海防”的國防需要。

李鴻章堅持要保留一部分軍隊的意愿，與他帶兵滬上后，與洋人打交道時愈發(fā)深刻地認識到列強的侵略意圖和貪欲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內(nèi)寇，長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書總理衙門，提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極力陳述中國欲自強，非從練兵制器、培養(yǎng)人才入手不可。

及至“平吳”戰(zhàn)事結束，他又發(fā)出對“千古變局”的呼吁：“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zhí)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總理衙門大臣薛煥的信里也說：“惟朝廷為遠大之計，仍須及時變易綠營舊制，酌留勁旅，厚給糧餉，精求火器，擇置能將，使各國勿輕視之心，即當局有操縱之術。”

在這些議論里，李鴻章設想以湘、淮勇營為主體建立一支新型國防常備軍的方案，這比起曾家兄弟功成身退、盡撤湘軍以輕疑謗的做法，無疑要高出一籌。

近代化的淮軍

因此，“裁湘留淮”既是李鴻章憑著對時代潮流的領略和順應，獲得朝野上下認同的結果，也是他迎合恩師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恩師的主動支持下，爭取到的一個較圓滿的結局。

這對淮軍日后的發(fā)展，并充當國防軍，無疑是十分有利的。當然在某種層面上，李鴻章或許也有在將來取曾國藩而代之的小算盤，只是他或許并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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