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鈞儒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民盟創(chuàng)始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總理稱他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董必武贊其為“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

秉公執(zhí)義，反對曹錕賄選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直系獲勝。曹錕在直系內(nèi)部處于優(yōu)勢地位，獲得美國的支持，他通過收買國會議員，于1923年10月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人稱“賄選總統(tǒng)”。

這個時期，沈鈞儒在北京擔任著國會參議院秘書長。一開始，沈鈞儒等40多位在北京的議員向直系提出：“如曹錕表明停辦大選，便不出京，設法完成憲法，否則即日赴滬。”交涉未果，道不同不相為謀，他便決定辭去秘書長職務。再三請辭不得，他以“請假”為由，才得以成行。

沈鈞儒到上海后，就與在滬議員發(fā)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電，揭露賄選真相，并邀約更多的議員南下制憲。其后，曹錕加緊收買議員，明碼標價：出席常會可得100元，出席總統(tǒng)預選會得500元，選舉曹錕為總統(tǒng)的每票高達5000元（當時1元約合現(xiàn)在人民幣40元）。如此金錢攻勢下，南下議員中甘為5000元放棄政治主張，離滬返京的不在少數(shù)。

當時沈鈞儒經(jīng)濟狀況非常艱難，長子沈謙在德國留學，博士已畢業(yè)，需他籌措回國路費、準備回國開業(yè)行醫(yī)的費用，次子留學在即，更加重了他的經(jīng)濟負擔。1924年2月，他在家書中寫道：“此次曾赴杭州，借錢未得，家中既不了，尤念汝等在外之窘苦……我竟如此無用，實可嘆也。”

這么困難的情況下，沈鈞儒也沒想過為五斗米而折腰。10月6日，曹錕以重賄當選總統(tǒng)的第二天，他與13名在天津議員聯(lián)名致電上海參、眾兩院，“元首重職，買賣公開，四維不張，甚于滅亡。”隨后，他又和22名議員發(fā)表宣言，表示“南山可移，此志不易”，強烈反對賄買的大選。

伸張正義的“政治律師”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沈鈞儒看到南京國民政府將中國共產(chǎn)黨和勞動大眾看作仇敵，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視為同盟，深感失望，決定暫時離開現(xiàn)實政治，從事法學教育和律師工作，為國家培養(yǎng)一批憲政和法治人才，為人民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為爭取實現(xiàn)民主政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準備工作。

沈鈞儒早年畢業(yè)于東京私立法政大學，1928年4月，他向國民黨政府司法部申請取得了律師證書，加入了上海律師公會，才正式開始律師生涯。他從事律師工作，不僅僅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更是為了伸張正義，主持公道，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沈鈞儒的經(jīng)濟狀況并不寬裕，1928年，他曾寫過一首雜詩，“杖頭間掛百錢游，如此人生何處求。水價而今十倍此，吾家正為百錢憂”，字里行間充斥著“拮據(jù)”二字。即便如此，他還是秉承著律師的職業(yè)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經(jīng)常為冤獄、為無力負擔訴訟費者辦案，資助有困難的被告，因此人稱“政治律師”。

他尤其支持進步學生的活動，凡遇到進步青年被逮捕，一定會挺身而出，不遺余力地進行營救。國民黨逮捕他的學生最感頭痛，常常一發(fā)現(xiàn)，就趕快向蘇州或杭州監(jiān)獄轉移。而他就不辭辛勞地趕赴當?shù)厝ズ蛧顸h交涉，向他們要人。辦理這類的案件，沈鈞儒不僅義務辯護，而且常常親自保釋，對假釋出獄的人，往往還救濟錢物，讓他們趕緊離開上海。

清正立身，不慷人民之慨

1948年中共發(fā)布“五一”口號后，沈鈞儒率先響應號召，并且第一批離開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qū)，參加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

籌備期間，沈鈞儒同時主持著民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救國會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工作。1949年7月25日，在人救會臨時工作委員會的會議上，他報告了民主人士生活待遇過于豐厚，提議要求降低生活待遇。

1949年9月24日，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fā)言

7月28日，沈鈞儒參加各民主黨派集會，討論紀念“八一”、發(fā)動節(jié)約勞軍具體辦法。他在向招待處處長管易文了解了民主人士的生活待遇情況后，說：“你們招待我們政協(xié)代表過于優(yōu)裕了……我們心實難安。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等多位同志在延安住窯洞，吃野菜，戰(zhàn)斗幾十年，才有今日。現(xiàn)北平初得解放，而江南各省還在反動統(tǒng)治之下，人民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希望你們在這時期不要把我們民主黨派當作外人，食宿過于優(yōu)裕。我懇切對你管處長說一點知心話，今后接待客人要不吝不奢，注意對象，不能慷人民之慨。”

克勤奉儉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沈鈞儒在生活上一直是克勤奉儉，可謂“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這一點，在1949年10月1日，75歲高齡的他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之后，依舊沒有改變。

千家駒的紀念文章中，曾提到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沈鈞儒在擔任最高院院長時，有一次曾向他借一百元錢以應急需，當時，千家駒自己也沒錢，于是代為向企業(yè)家俞寰澄先生借了錢，沈鈞儒發(fā)了工資后，馬上歸還了這筆錢。沈鈞儒在工作中更是簡樸，他的辦公室簡陋非常，連一貫以簡樸著稱的周總理，也覺得實在太過。總理體恤他年長，于是特批一長沙發(fā)作為他的辦公用品。

清正仁善，勤廉家風

沈鈞儒出身于書香門第、官宦世家，清正仁善一直是他們家所秉承的家風。

沈鈞儒的祖父沈瑋寶“為人正直不阿，秉性孤傲，清貧自守”。他的祖母是個偉大無私的人，沈鈞儒曾經(jīng)這樣回憶：“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應有，沒有飯吃和沒有衣穿的人。”祖母常常給窮人們送衣、贈藥，甚至親自給他們擠膿瘡，貼膏藥。他的父親，是一位仁人君子。沈鈞儒16歲那年，父親曾帶他們兄弟五人到上海觀看焰火，在人群中發(fā)現(xiàn)一名與家人失散的幼兒。父親將他們托人照顧，自己連夜護送該幼兒回家。待到達，天已破曉。

長輩們的善舉，啟發(fā)了少年沈鈞儒的思想，讓他感到“世界上苦人這么多，我們應該給他們幫助，不要只顧自己享受”。

沈鈞儒注重培養(yǎng)兒女勤儉的美德。1919年11月13日，他給長子沈謙的家書中，對在家用如何開支方面做了詳細的指導：“用了這個錢，身體可以強健，則用之，用了這個錢，知識可以增加，則用之，用了這個錢，家中可以安樂，則用之。……應酬要省，買物非必要者須省，買物勿買華貴者，飲食要省得實在，寄款到后可存銀行，放在手頭一日可盡，每日上帳，須要考究，此錢是否用得的當。”

在沈鈞儒數(shù)以百計的家書中，經(jīng)常會看到他要求兒輩們做人要有志氣，要獨立自強，要光明磊落。如1927年5月4日寫給沈謙的信：“非要立起志氣，提起精神，將自己的能力發(fā)揮出來，向社會去奮斗……”

1960年1月，沈鈞儒有感而發(fā)，錄寫了白居易《觀刈麥》詩，“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nóng)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書寫了很多幅，每個子女人手一張，以為勉勵。

在沈鈞儒的言傳身教下，子女后輩們耳濡目染，勤廉的美德已經(jīng)烙印在骨子里了。女兒沈譜看到遠親來信用信紙，是其丈夫單位的信箋紙，便在回信中告誡，寫私信可不能用公家的紙。沈譜非常節(jié)儉，生活中盡量做到物盡其用，她寄信的信封基本上都是將已經(jīng)用過一次信封，仔細地裁開，翻面粘合，再一次使用的。

改編自《民盟先賢廉潔自律事跡讀本》

原作者：朱菲菲（民盟嘉興市委會）

信息來源：民盟中央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