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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北京某法院的檔案室里，一份被壓在一堆舊案卷底下的報紙引起了注意。

那是一張1940年代的《中央日報》，黃了、脆了，上面的字有些模糊。

可就在這一堆幾乎沒人再翻的紙堆里，有人發現了一個不太起眼的名字，還有一段看似無關緊要的被捕記錄。

這事兒說小也小，就是一張老報紙；說大也大，它改寫了一個人幾十年的命運。

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張報紙會讓一個已經關了二十多年的老太太出獄。

她叫周月林，之前被戴了一個很重的帽子——叛徒。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月林這名字，大部分人當時壓根沒聽過。

可她年輕時，可是中央婦女部長，還在紅軍里擔任過主席團委員，是那個時候唯一的女的。

她的丈夫梁柏臺，是從蘇聯回來的老黨員。

兩人曾一起在海參崴的軍事學校學習革命理論，那會兒離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還有幾年。

1931年，他們夫妻倆接到命令，從蘇聯回國。

當時的任務很明確：回到根據地，繼續干。

眼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準備戰略轉移。

可梁柏臺被組織安排留下來協助游擊隊。

周月林決定跟著丈夫一起留下。

她不是怕吃苦，而是覺得守住根據地也很重要。

說起來就是這么個選擇，徹底改變了她后半生。

1935年春，周月林和瞿秋白、張亮等人在江西一帶轉移，結果被地方武裝發現了蹤跡。

幾個人在山林里邊跑邊藏，最后瞿秋白和周月林、張亮被抓。

敵人并不知道他們是誰，這給了他們一點點喘息的機會。

晚上，他們三個人在一起悄悄對暗號，商量好各自的假身份。

周月林說自己是逃難的寡婦，瞿秋白自稱是落榜的秀才，張亮扮成挑夫。

三人都很清楚，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設想。

最開始敵人沒多懷疑，還真就給放了兩個——周月林和張亮。

瞿秋白則偷偷寫信給妻子楊之華，請她找人來營救。

可信還沒送出幾天，情況就變了。

敵人發現了他們的真實身份，瞿秋白被迅速處決。

周月林和張亮也再次被抓，判了十年。

這時候，周月林才三十出頭。

被關進去之后，沒人來探望，也沒人能保她。

她在監獄里熬了三年多，靠的是一個叫陳士明的國民黨軍官暗中幫忙，才得以出獄。

說到陳士明，也不是一般人。

他在敵軍中算是少有的一點同情心。

當時他看到周月林身體消瘦，整日咳嗽，就私下里打通了關系，讓她重獲自由。

1938年，周月林從牢里出來，跟張亮一起準備去找組織。

結果半路又走散了。

從那以后，她再沒見過張亮。

她回到上海找丈夫梁柏臺，可人早已不知去向。

有的說他犧牲了，有的說失聯了。

組織也一度懷疑她是叛徒，說她“回來得太巧了”。

她沒地兒去，只能回老家。

那時家里人早都不在了，父母去世，兄弟姐妹也各自逃亡。

生活所迫，她嫁給了一個船工，從此過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新中國成立后，她一直沒主動聯系組織，覺得自己離開太久，沒臉再回來。

可她沒想到，1955年全國肅反的時候，她的名字被翻了出來。

有人說，當年瞿秋白被捕，是因為她和張亮泄了密。

不知道是誰先提的，也沒人能證明。

可在那個風口浪尖上，有嫌疑就夠了。

她被抓了進去，從此一關就是二十多年。

1969年，她被送到山西榆次女子監獄。

那時候她已經快六十了，頭發白了一半，眼神卻還倔強。

她不認罪，寫了無數封申訴信，幾乎年年寫，年年被駁回。

她常跟獄友說：“我沒出賣過同志，我問心無愧。”

獄里的年輕人一開始都不信她。

一個老太太，整天講自己當年和誰誰一起革命，說得像評書似的。

可她說得太具體了，連哪個戰壕旁邊有個什么樣的樹都記得清清楚楚。

有人開始悄悄覺得，她說的可能是真的。

可光靠嘴說不行。

沒有證據，她就是“叛徒”。

直到那一年，北京那張報紙被翻了出來。

報紙上寫得很清楚：敵人當年抓到幾個共產黨人，因身份不明而釋放了部分人員。

其中一名女性，描述和周月林完全吻合。

法院把這份報紙當作關鍵證據，上報審批。1979年，她終于被平反出獄。

那年她73歲，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腳下有些打晃。

她抬頭看了看天，眼睛里全是淚。

她說：“我可以安心了。”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她。

胡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史資料（1920-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楊奎松，《隱蔽戰線中的特殊較量：國共關系與共產國際（192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瞿秋白年譜》，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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