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經濟學家，提倡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受過貝克萊（經驗主義）、休謨（懷疑主義）、詹姆斯·密爾（古典經濟學）、邊沁（功利主義）和孔德（實證主義）等人的影響。著有《邏輯體系》（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自由》（1859）、《論代議制政府》（1861）和《功利主義》（1863）等等。曾經說過：“寧做不滿的人類，不做滿足的豬玀；寧做不滿的蘇格拉底，不做滿足的蠢人。”

一、蘇格拉底

向人類提醒這樣一件事總難嫌其太頻吧，從前有過一個名叫蘇格拉底的人，在他和他那時候的法律權威以及公眾意見之間曾發生了令人難忘的沖突。這個人生在一個富有個人偉大性的時代和國度里，凡最知道他和那個時代的人都把他當作那個時代中最有道德的人傳留給我們；而我們又知道他是以后所有道德教師的領袖和原型，柏拉圖的崇高的靈示和亞里士多德的明敏的功利主義——“配成健全色調的兩位宗匠”這是道德哲學和一切其他哲學的兩個泉眼——同樣都以他為總源。這位眾所公認的有史以來一切杰出思想家的宗師——他的聲譽到兩千多年后還在繼長增高，直壓倒全部其余為其祖國增光生輝的名字——經過一個法庭的裁判，竟以不敬神和不道德之罪被國人處死。所謂不敬神，是說他否認國家所信奉的神祇；真的，控訴他的人就直斥他根本不信仰任何神祗（參閱《申辯篇》）。所謂不道德，是就他的教義和教導來看，說他是一個“敗壞青年的人”。在這些訴狀面前，有一切根據可以相信，法官確是真誠地認為他有罪，于是就把這樣一個在人類中或許值得稱為空前最好的人當作罪犯來處死了。

二、耶穌

再舉另一個司法罪惡的事例，這件事即使繼蘇格拉底處死事件之后來提，都不顯得是高峰轉低，這就是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發生在加略山（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身上的事件。這個人，凡曾看到他的生活和聽到談話的人都在記憶上對于他的道德之崇高偉大留有這等印象，以致此后十八個世紀以來人們都敬奉為萬能上帝的化身。他竟被卑劣地處死了。當作什么人呢？當作一個褻瀆神明的人。人們不僅把加惠于他們的人誤解了，而且把他誤解得與他的為人恰恰相反，把他當作不敬神的巨怪來對待，而今天卻正是他們自己因那樣對待了他而被認為是這樣的了。人類今天對于那兩樁令人悲痛的處分，特別是二者之中的后者的反感，又使得他們對于當時不祥的主演者的論斷陷入極端的不公允。那些主演者，在一切方面看來，實在并非壞人，并不比普通一般人壞些，而且毋寧正是相反；他們具有充分的或者還多少超過充分的那個時代和人民所具有的宗教的、道德的和愛國的情感；他們也是這樣一類的人，即在包括我們自己的時代在內的任何時代里也有一切機會可以在不遭譴責而受尊重中過其一生的。那位大祭司（該亞法），當他扯裂自己的袍服而發出那些在當時國人的一切觀念之下足以構成最嚴重罪行的控詞的時候，他的驚懼和憤慨完全可能出于真誠，正如今天一般虔誠可敬的人們在其宗教的和道德的情操方面的真誠一樣；而同樣，多數在今天對他的行為感到震栗的人們，假如生活在他的時代并且生而為猶太人，也必已采取了恰恰如他所曾采取的行動。有些正統基督教徒總容易想，凡投石擊死第一批殉教者的人必是比自己壞些的人，他們應當記住，在那些迫害者之中正有一個是圣保羅呢。

三、馬可·奧勒留

讓我們再加舉一例，若從陷入錯誤者本人的智慧和道德來量這個錯誤的感印性，這可說是最動人心目的了。假如曾經有過一個人，既享有權力，還有根據可以自居為時人中最好和最開明的人，那就只有馬可·奧勒留大帝了。作為整個文明世界的專制君主，他一生不僅保有最無垢的公正，而且保有從其斯多葛學派教養中鮮克期待的最柔和的心地。所能歸給他的少數缺點都只在放縱一方面；至于他的著作（《沉思錄》），那古代人心中最高的道德產品，則與基督的最稱特征的教義只有難于察見的差別，假如還有什么差別的話。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在除開教條主義以外的一切意義上比以往幾乎任何一個彰明昭著的基督徒元首都要更好的基督徒，竟迫害了基督教。他居于人類先前一切成就的頂巔，他具有開敞的、無束縛的智力，他具有導引他自己在其道德著作中體現基督理想的品性，可是他竟未能看到基督教對于這世界——這世界是他以對它的義務已經深深投入的——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個禍害。他知道當時的社會是處于一種可悲的狀態。盡管如此，可是他看到，或者他想他看到，這世界是借著信奉已經公認的神道而得維持在一起并免于變得更糟的。作為人類的一個統治者，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在不讓社會四分五裂；而他又看不到，社會現存的紐帶如經解除又怎樣能夠形成任何其他紐帶來把社會重新編結起來。而新的宗教則是公然以解散那些紐帶為宗旨的（塔西佗、小普林尼對基督教也持這樣的看法）。因此，除非他的義務是在采取那個宗教，看來他的義務就在把它撲滅了。這樣，由于基督教的神學在他看來不是真理或者不是源于神旨；由于那種釘死在十字架的上帝的怪異歷史在他想來殊難置信，而這樣一個全部建筑在他所完全不能相信的基礎上的思想體系在他自然不能想見其成為那種調整的動力（殊不知事實上，它即經一切削弱之后仍已證明是那樣的）；于是這位最溫和又最可親的哲學家當統治者，在一種莊嚴的義務感之下，竟裁準了對基督教的迫害。這件事在我心里乃是全部歷史中最富悲劇性的事實之一。我一想到，假如基督徒的信仰是在馬可·奧勒留的庇護之下而不是在君士坦丁的庇護之下被采為帝國的宗教，那么世界上的基督教不知早已成為怎樣大不相同的東西，我思想上便感到痛苦。但是應當指出，在馬可·奧勒留想來，凡能為懲罰反基督的教義提供的辯解沒有一條不適用于懲罰傳播基督教，如他所實行的；我們若否認這一點，對他便有失公允，與實際亦不相符。沒有一個基督徒之相信無神論為謬誤并趨向于使社會解體，比馬可·奧勒留之相信基督教便正是這樣，能說是更為堅定的了；而他在當時所有人之中還應該可被認為最能理解基督教的呢。這樣看來，我便要勸告一切贊成懲罰表達和傳播意見的人，除非他諂許自己比馬可·奧勒留還要聰明還要好——比他更能深通所處時代的智慧，在智力上比他更為高出于時代的智慧，比他更加篤于尋求真理，而在尋得真理之后又比他更能一心篤守——他就該深自警戒，不要雙重地假定自己的和群眾的不可能錯誤性，須知那正是偉大的安多尼（奧勒留從上一任皇帝繼承的名字）所作所為而得到如此不幸的結果的。

摘自：《論自由》第二章，許寶骙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