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如何謀生？》，[法] 埃西姆·埃爾·卡布利著， 黃可以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7月版，232頁，58.00元

法國學者、電臺節目制作人埃西姆·埃爾·卡布利（Nassim El Kabli）的《哲學家如何謀生？》（Le“vrai”métier des philosophes，2024；黃可以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5年7月）出自2023年7、8月間在“法蘭西文化”電臺播出的“夏日清晨”欄目的四十期節目，是一部面向大眾的通俗哲學讀物。盡管是通俗讀物，作者在每篇文章之后附上的推薦閱讀書目既有原始史料，也有研究性的學術著作，為讀者進一步思考提供線索。

在眼前我們的生活語境中，這本書尤其是中譯本的書名顯得很接地氣、很應景，雖然與書里講的內容不是一回事。每年到了高考志愿填報的時候，對考生和家長來說如何選擇專業都是一個大問題，在今年變得更加焦慮、糾結。據稱目前國內高校本科專業分為十二個學科門類，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所有學科門類之下的專業共七百零三個。在今年以來有關全球經濟、人工智能、職場內卷等輿情波瀾的兇猛沖刷下，大學畢業后的謀生問題是專業選擇中最大的困惑與焦慮。有人認為今后的就業行情變化太急速了，根本無法預料，因此干脆喜歡什么就選什么吧。話是這么說，最讓考生和家長揪心的段子就是赴考場的高考生在電梯里與快遞小哥相遇，小哥說他是去年畢業的985大學生。回頭再看看本科專業門類，哲學還是排在第一的。雖然這完全與就業無關，但很能引起聯想，讀哲學的能找到什么工作呢？前天有朋友告訴我，事實上哲學系畢業生不難找工作，最難的是讀歷史的，讓我無語。

哲學家如何謀生？這的確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哲學（philosophy）通常被看作是愛智慧，這是從古希臘就有的定義。正因如此，哲學既是包容廣泛的學問同時也是一種值得過的人生——不愛智慧的學問與人生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所謂的哲學家，只不過是比其他人更專注于思考“智慧”與“愛”的概念涵義、思維方式、判斷標準等等抽象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愛智慧、愛思考關于智慧的一切，有一個離不開的前提是人首先要活下去，衣食住行不能缺，要賺錢養活自己。通常認為哲學不是一種職業（un métier），不能當飯吃，但是專門研究哲學的哲學家卻有可能是一種職業。弗蘭西斯·沃爾夫（Francis Wolff）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說，如今的哲學家往往是“哲學老師”，或是大學里的“科研人員”，他們授課、發表論文和著作、組織講座與研討會等等。康德是第一位在大學持續授課的哲學家，康德以來的大部分哲學家都是如此。這也是實情。我們更知道在今天還有一些地方的哲學家不但有飯吃，而且吃得還不錯——不僅僅是因為在教學崗位上授課和寫作，更因為是某種制度之需。除此之外，好像還沒聽說有職業哲學家這只飯碗，但是這當然不能說體制之外沒有真正的哲學家。因此，“哲學家如何謀生”才成為問題，才是討論“哲學家如何謀生”的真實語境。

通常來說，非職業的哲學家的謀生之道往往在哲學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或只是作為生平介紹一筆帶過。《哲學家如何謀生？》這本書使這個問題凸顯出來，其意圖和意義并非僅僅是告訴讀者那些非職業的哲學家曾經如何謀生，同時也是從“謀生”的視角思考哲學何為，在以“謀生”與“職業”為中心的議題中發現日常生活與愛智慧的真實聯系。這還可以從原書名《哲學家的“真正”職業》來思考。正如譯者所言，在書名中為“真正”打上引號，大概也是作者在表達對哲學家所謂“本職工作”的雙重拷問：對這些哲學家而言，究竟是社會意義、日常意義上的工作才算是“真正”的職業，還是令他們為人所知、跨越時空的哲學思考是“真正”的職業？（205頁）

書中介紹了四十位西方哲學家在哲學思考之外所從事過的職業，這些職業聽起來很西方也很歷史：鏡片拋光師、記者、偽幣制造者、喜劇演員和脫口秀演員、公共交通承包商、“皇帝的朋友”、機修工、物理學家、市長、高級官員、祭司、藝術經紀人、地理學家、外交家、職業自行車手、郵局職員、圖書管理員、作家—作曲—歌手、經合組織經濟學家、樂譜抄寫員、神父、法官、藝術評論家、皇帝、編輯與斗士、貴族導師、包稅人、律師、精神疾病青少年教育家、食利者、搶劫犯、奴隸、人類學家、修道院院長、語文學家、爵士鋼琴家、天文學家、歷史學家、解剖學家、工人。在這份職業榜單上，有些很出乎意料，如皇帝、“皇帝的朋友”、偽幣制造者和搶劫犯；也有些比較特別，如食利者和樂譜抄寫員。當然還有一些哲學家如何生存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正如弗蘭西斯·沃爾夫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的，在這本書中研究的案例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哲學家，我們不清楚他們靠什么養活自己。他們可能在收租，或者有別人養著。說到底，‘為了生活就得工作，這是社會所必需，也是道德義務’，這樣的觀點對于古代大部分思想家來說都很陌生，而正是這些‘游手好閑’之輩為我們的文學與科學遺產帶來了如此豐富的作品”（序言，4頁）。

但是，為了謀生的工作與哲學思考的工作在性質上畢竟大不相同。正如卡布利在“引言”中所講，一切似乎都在將哲學與工作對立。工作是以智力服務于物質產出或服務產出，目標在于效率和收益；哲學思考在于遠離命令、擺脫經濟邏輯，完全沉浸于思考與研究。“與工廠的工人不同，哲學家不用打卡，哲學活動也不是朝九晚五。”（引言，2頁）因此，卡布利的意圖是要探索“這些男性與女性哲學家從事的如此多元的職業與他們的思想有著怎樣的聯系？哲學家的職業是否只是謀生之道？……還是說，他們從事的哲學與工作之間有著某種類比、因果甚至矛盾的關系？書中的每個例子都具有代表性，而本書的目標在于闡明思想家的‘智力工作’（有點過時的說法）和如此豐富的非哲學工作之間的張力與滲透。因此，關注哲學家智力活動以外的或并行的職業，不僅僅起到豐富人物傳記的作用。這些形形色色的職業本身同樣有著哲學維度。它們為我們帶來啟發，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哲學家的作品。盡管有時以悖論的方式呈現。”說到底，“哲學家的謀生之道，不正是在腳踏實地的同時仰望星空嗎？”（引言，3-4頁）因此，雖然中譯本的書名是“哲學家如何謀生？”，還應該看到作者還有更深的一層意圖，就是要研究那些不得不打一份工的哲學家是如何在謀生的工作中思考哲學的。

下面我們就選擇書中的幾位哲學家，看看他們在謀生的同時是如何思考哲學。

十六世紀法國著名人文主義思想家、《隨筆集》（Essais）的作者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他的個人經歷中，曾連任兩期、前后共四年（1581-1585年）的波爾多市長。他并不愿意出任這份公職，只是因為被市鎮官吏投票選出之后被國王任命，無法拒絕。有一個背景作者沒有說，那就是蒙田的父親是一位有貴族頭銜的商人，從1544至1556年擔任波爾多市長；蒙田自己在1557年后任職于波爾多最高法院，曾兩次晉謁巴黎王宮，還陪同過亨利二世國王出外巡視。作者說蒙田在盡心履行市長職責的同時也沒有完全沉醉于公共事務，而是給自己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間，他將這種自由空間稱作“店鋪后面的小房間”（47頁）。哲學家當市長，對履行這份公職的好處是能夠以克制、謹慎的態度處理緩和各種沖突。在他的《隨筆集》中，蒙田解釋說，他永遠都與介入公共議題的熱情保持距離。這種距離保證了他的判斷力，他不會被個人的興趣蒙蔽了雙眼，更不會把個人興趣包裝為公共利益。“在某種意義上，蒙田實現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的哲學王的理想形象，因為管理城邦的哲學王應當摒除一切對權力的欲望。……但是在柏拉圖筆下，哲學王是全知的人物。而蒙田并非如此。蒙田以懷疑論著稱，這種懷疑主義在他的思想中和生活方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9頁）在哲學上，蒙田懷疑論的核心議題是懷疑人能夠擁有完全把握真理的能力，因此反對任何的獨斷和自認為絕對正確的自負與固執，從而開創了十六世紀啟蒙運動中的批判精神。應該說，蒙田不是為了謀生而當市長，他這個例子講的是哲學家既然在其位，應如何謀其政。從這個意義上說，“蒙田可能證明了我們不應該忽視這一面：想要更好地對公共利益負責，恰恰應該不要過度關切”（50頁）。他的謀生之道是對為官之道的警醒。

與蒙田相似的是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 Aurèle,121-180），當然他的官職更大，他是皇帝，在位時間二十年（161-180年）。卡布利說有許多國王或國家元首都自稱為哲學家，但是只有馬可·奧勒留既是真正的國家元首，又是完全意義上的哲學家（119頁）；“當他登基時，已經是斯多葛主義者了，而他的哲學是實行自己的君主職責、使用自己理性和欲望的具體方式。這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行動中的哲學。”（121頁）他的《沉思錄》（Pensées）是多年來我在“西方經典名著選讀”的課程必講的著作，我總會講到雖然他的勤奮工作并沒有能夠挽救古羅馬，但是他的《沉思錄》卻成為西方歷史上最為感人的偉大名著。卡布利強調的是，“如果說，所有這些政治和軍事職責占據了他人生的大部分，好像沒給哲學工作留下什么空間，那我們應該要記得，馬可·奧勒留想要的并不是‘從事哲學’，而是‘以哲學家的方式生活’。”（121頁）這話說得好，無論哲學家如何謀生，只要有可能，他（她）們總會以哲學家的方式——也就是愛智慧的方式——去生活。這不就是在謀生中思考哲學嗎？

十七世紀著名的荷蘭哲學家、近代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代表人物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曾以磨制玻璃鏡片為生，同時進行哲學思考。1673年勃蘭登堡選帝侯曾邀請他到海德堡大學擔任哲學教授，條件是不可提及宗教，被他婉拒。他打磨的玻璃鏡片是用來制造放大鏡、顯微鏡和望遠鏡的，鏡片的打磨拋光是最后一步工序。“這一精細的工作需要相當程度的敏捷、專注與耐心。這些不都正是哲學家必不可少的品質嗎？實際上，打磨鏡片與撰寫《倫理學》（éthique）這兩種活動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2頁）“……每一片鏡片或每一次論證，都在于看清楚事物原本的真正的樣子。……因此，以靈魂之眼看世界，這遠遠不只是一種隱喻。真理就是一個‘看見’的問題。”（3-4頁）說到“看見”，我們都知道斯賓諾莎看見了政府越是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就越會導致獨裁和專制；他還看見了人不是生來就是公民，但必須學會做一個公民。這不是隱喻，是在他的經歷中真正看見的。

但是作者忘記談一個并非不重要的問題；斯賓諾莎于1677年死于肺結核，年僅四十五歲。英年早逝的部分原因與吸入玻璃粉塵有關，這是玻璃鏡片磨制工的職業病（參見安東尼·肯尼編《牛津西方哲學史》，韓東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191頁）。哲學家的謀生之道與職業病的關系似乎也是一種涵義廣泛的隱喻，當哲學難以成為一種職業的時候，為了謀生而付出的是時間、精力和生命的耗費。但是話要說回來，既然要謀生，哲學家付出的代價與普通人只能是一樣的。

1933年，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逃離德國，先是抵達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在美國為不同報社工作。“從哲學家到記者，阿倫特的轉變根植于她的雙重經歷：一方面是個人的流亡經歷，另一方面則是集體的戰爭經歷。”（7頁）卡布利進而指出：“以記者的身份寫作與以哲學家的身份寫作截然不同。對于一名記者而言，重要的是事實的準確性，以及實時闡明事實的能力；而對哲學家來說，更多是在較長的時間維度上思考，并在這一時間基礎上將模糊的事件納入有意義的闡釋之中的能力。”（7-8頁）但是，盡管有這種明顯區別，阿倫特在從事記者活動的時候仍然將自己的哲學思考運用于對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悲劇事件的報道之中。“于是，新聞與哲學之間的交匯點便棲身于對事實及對歷史事件的關注之中。……對于漢娜·阿倫特而言，記者的訓練是一種將自己的思想置于公眾討論視野之中的有效方式。”（9頁）

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關于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報道和論著。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開始對納粹德國軍官、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進行審判，艾希曼最終被判處絞刑。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在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Viking Press，1963）這部著作。書中提出的著名術語“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準確的翻譯應為“惡的平庸性”，在此暫從多年來中譯本已流行的習慣譯法）以及關于猶太人組織在大屠殺中是否也有責任這兩個關鍵議題引起極大爭議。關于“平庸的惡”，批評者們認為這一說法降低了艾希曼罪行的嚴重性。對此日本青年學者蛭田圭（Kei Hiruta）的看法是比較清晰和公平的，他認為阿倫特的主要意思是指一個人不需要成為一個非常邪惡的人才會犯下非常邪惡的罪行，一個沒有深刻動機的平庸之輩（如艾希曼）可能在駭人聽聞的罪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他沒有思考過自己行為的真正意義。同時他也認為阿倫特自己對于引起爭議負有部分責任，因為沒有闡明這個說法的定義和涵義（蛭田圭《漢娜·阿倫特與以賽亞·伯林：自由、政治與人性》，孟凡禮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66頁）。卡布利認為，“無論有著怎樣的困難或痛苦的爭議，沒有人能夠否認漢娜·阿倫特在提出假設與尋求討論中展現出了一種智力層面上真正的勇氣”（10頁）。

還應該看到的是，作為哲學家和作為記者的阿倫特在此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交匯背景。此時的漢娜·阿倫特正在重新修訂寫于1928年的博士論文《愛與圣奧古斯丁》（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同時經歷著對納粹主義尤其是艾希曼現象的研究和爭論。在“平庸的惡”這個概念中所隱含的對物質、權力、虛榮心和道德順從主義的焦慮，已經出現在對被奧古斯丁所詛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來就已經認識到的奧古斯丁思想中的貪欲觀念、死亡觀念和存在主義思想與思考極權政治的邪惡聯系起來。以存在哲學思考、質疑、批判人的現實境況和介入政治是阿倫特的重要思想特征，這是我們必須重視從哲學家到記者的阿倫特的早期著作與后期思想的內在聯系的重要理由。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哲學家阿倫特研究的案例都較為普遍，而記者阿倫特研究的個案則更為晦澀與復雜”（11頁）。

在書中論述的哲學家的謀生工作中，最有吸引力的或許是圖書管理員。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曾經作為圖書管理員工作了四十年，負責收拾和整理圖書。一方面，“圖書館對他而言是理性的化身，是通過書本的媒介建立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具體途徑”（85頁）。另一方面，從“形而上學”這個概念的來源而言，與圖書館也有一種隱秘的聯系。“在這一點上，萊布尼茨算是雙重的métataphysica學者。說到他的哲學，我們會想到他前定和諧和實體溝通的理論，以及從中提出的關于身心一致的棘手問題。而作為圖書管理員的他則關心如何將書籍整理歸類到最恰當的位置。”（86頁）作為積極的圖書管理員和極好的邏輯學家，他發展出了一個目錄編纂的系統，以作者名為依據，以主題為補充，這一分類方法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最后，卡布利的結論對于喜歡整理藏書的讀者來說也是很勵志的：“萊布尼茨的哲學讓我們了解到他是一個關系的思想者，而因為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他又是關系的實踐人。……在圖書館里整理書籍，對于一個關系（vinculum）理論家而言，不正是一種在人與人、年代與年代之間創建牢固關系的方式嗎？”（88頁）

至此，讀者也都看得很清楚，卡布利在書中探討了各種職業對哲學家繼續從事哲學思考的影響。也就是說，那些看起來只是謀生之道的工作并非只有賺錢糊口的意義，而是與哲學思考之間存在著微妙而真實的聯系。“或許，哲學家在哲學思考之外所從事的‘真正’工作，才是他們訓練思想的‘秘密實驗室’”（見該書封底語）。這是對于原書名《哲學家的“真正”職業》的一種有意義的闡釋。

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我們還可以把“哲學家”與“謀生”這兩個概念投射到十八世紀法國的一條比較模糊和更加敏感的地帶，由此而發現一種或許更為激動人心的與思想捆綁在一起的謀生之道。著名的歐洲文化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他的《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1985；劉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中通過大量檔案材料，揭示了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個隱秘的思想啟蒙世界。

正是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一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作哲學家或類似哲學家的人是如何謀生的。他們可能是盜版書販、受雇傭的文人寫手、來來往往于邊界的走私小販甚至可以成為警察的線人，這些活動既是他們的謀生手段，同時也是他們探索思想、傳播思想的渠道，也是窺測政治風云的精神網絡。兼文人、書商與密探于一身的布里索就是這么一個極其真實、復雜的人：“當布里索發現他的道路遇阻，他不得不與體制妥協。當體制監禁了他，沒收了他的作品，他與其警方達成諒解。當它沒能使他作為一名哲學家謀生時，他成為一個雇傭小冊子作者和‘蒼蠅’。當大革命來臨時，他投身于革命，不是作為回憶錄中所寫的無私的理想主義者，而是作為舊體制的失敗者決定在新體制里救贖自己。”而在格拉布街，“像布里索這樣的人炮制報紙和小冊子、海報和漫畫、歌曲、謠言及毀謗作品，所有這些將個人爭吵和派系斗爭轉變成了關乎法蘭西命運的意識形態斗爭”（《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71頁）。該書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冊子作者”所研究的勒塞納，就是伏爾泰所描寫的“可憐鬼”的典型：“他們掙扎著維持其悲慘的生活，打著落到眼前的無論什么樣的零工——編選集，給雜志寫稿，推銷手稿，走私禁書，給警方做密探。”（106頁）這些謀生手段放在今天其實也并不陌生，這種“可憐鬼”也可以看作是流亡中的哲學家或文學家。這些來自外省的文學青年、從主流文學大家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學無產者、半饑半飽的雇傭文人、投機的盜版書商、警方的線人、文字皮條客、性丑聞的編造者和傳播者在各自的精神領域中未必是干哲學家的活，但是他們之所思所言總是帶有反體制、反權力壓迫的叛逆性，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哲學”不在于如何解釋世界，而是在于改變世界。那么，他們的謀生之道不是比卡布利所講的那些正牌哲學家的謀生職業更具有哲學的使命嗎？

最后還應該看到的是，在哲學家、文學家以及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的謀生之道中，還有一些經歷是很悲慘的。二十世紀俄羅斯著名女詩人、散文家、文學翻譯家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的一生（1892-1941）既是艱難的、悲慘的，也是高傲的、充滿生命激情的。她在1922年離開蘇聯，先后在柏林和巴黎生活了十幾年，最后在1939年回到蘇聯。事前茨維塔耶娃也知道回去是一條艱難的路，但沒有想到要承受那么深重的痛苦。回國兩個月后，女兒阿莉婭在8月27日深夜突然被捕；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謝爾蓋也被逮捕。接下來的日子就是為了得到女兒、丈夫的消息而到處奔走，為了自己與兒子的生活而苦苦掙扎。1941年8月她帶著兒子穆爾被疏散到韃靼自治共和國境內的小城葉拉布加，為了謀生前往莫斯科作家協會所在地奇斯托波爾，請求遷居該處并在作協基金會即將開設的食堂謀取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她這一謀職請求被作協領導拒絕了，這是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于8月31日趁房東外出時懸梁自盡。在茨維塔耶娃死后的一個半月，她丈夫謝爾蓋·埃夫龍被處決。1945年帕斯捷爾納克在與以塞亞·伯林（Berin，I.）的會談中提起1941年茨維塔耶娃自殺時的處境，他認為如果不是那些文學官僚對她如此絕情，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種事情或許也不會發生（以塞亞·伯林《蘇聯的心靈》，哈代編；潘永強、劉北成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63頁）。帕斯捷爾納克說的“絕情”當然就是指作協拒絕給她一份得以謀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蘇聯體制中，以她的身份根本無法在體制之外找到工作。

“是時候摘下琥珀，/ 是時候更換詞典，/ 是時候把門上的燈 / 熄滅……。”（《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維塔耶娃詩選》，蘇杭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442頁）當茨維塔耶娃感到自己的生命必將被內外的黑暗所吞噬而寫下這些詩句的時候，或許她還曾經想到了希望獲得但終被拒絕的那份工作。一個為痛苦謳歌的女詩人，這是茨維塔耶娃留在永恒的詩歌天幕上的高傲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