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當前日菲合作已突破傳統“能力建設”范疇,形成“裝備轉移-情報共享-聯合行動”的完整軍事鏈條。這種“軍事聯姻”猶如雙刃劍:短期雖提升菲在區域內的存在感,但長期將導致安全復合體固化,使亞太地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預置風險。
胡 鑫
中國南海研究院北京分院 執行主任
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總臺“南海之聲”
正文篇幅約4000字,轉載請注明原出處
資料圖:美日菲三國聯合演習(圖自環球網)
亞太安全格局正經歷結構性調整。近期日本與菲律賓頻繁的軍事互動有幾個關鍵節點:
其一,日本防務大臣中谷元今年3月訪菲期間提供的FCS-3A相控陣雷達系統,使菲律賓對南海監控半徑從120海里躍升至350海里,再配合“美日菲+X”情報網絡,實現了對20萬平方公里爭議海域的立體化監控。
其二,5月《互惠準入協定》生效后,日本自衛隊首次獲得菲律賓境內軍事訓練權,隨即6月“高波”號驅逐艦與菲方“米格爾·馬爾瓦爾”號護衛艦就在呂宋島北部海域開展聯合演習,標志著日菲裝備協同進入實操階段,完成日菲“安全伙伴”向“準同盟”的質變。
其三,幾天前的7月6日,日本表示已就首次對菲律賓出口海上自衛隊二手護衛艦一事與菲達成協議,進一步提升日菲軍方的協同作戰能力。
這種“能力建設”包裝下的“軍事聯姻”蘊含三重安全悖論:
首先,戰略誤判引發安全反噬,日本借“支援”突破和平憲法第9條,菲律賓以“主權典當”換取裝備,二者均陷入偏執的“安全幻覺”。
其次,技術擴散導致區域軍備競賽螺旋升級,雷達系統與巡邏機的部署使南海軍事化進程加速。
再者,主權讓渡侵蝕國家自主性,為與中國對抗菲律賓將大部分國土納入他國監控體系范圍,實質形成“主權抵押”的新型依附關系。
歷史經驗表明,軍事同盟存在著邊際效益遞減規律。當前日菲合作已突破傳統“能力建設”范疇,形成“裝備轉移-情報共享-聯合行動”的完整軍事鏈條。這種“軍事聯姻”猶如雙刃劍:短期雖提升菲在區域內的存在感,但長期將導致安全復合體固化,使亞太地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預置風險。
當二手艦艇成為戰略支點,當相控陣雷達化作監控枷鎖,地區國家終將為這種非對稱安全合作支付既削弱主權完整性,又加劇戰略不確定性的雙重代價。
戰略誤判:依附性合作陷阱
日菲強化軍事合作本質上源于對美戰略承諾的路徑依賴與歷史經驗認知缺失,其對抗性思維定式折射出零和博弈邏輯的深層困境。
這種戰略互信機制的脆弱性體現在以下兩個維度:一方面,地緣政治博弈中過度依賴單極權力保障,忽視多邊安全架構構建(如東盟中心性原則);另一方面,安全合作模式呈現“安全困境”的典型特征——軍備競賽指數增長與危機管控機制嚴重滯后并存。
這種基于結果導向而非過程治理的戰略選擇,是缺乏內生增長動力的外生依賴型模式,其結構性缺陷在南海局勢復雜化背景下將加速顯現,最終導致戰略收益邊際遞減而風險持續擴大。
從戰略博弈視角審視,美國承諾體系存在結構性缺陷。
首先,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已形成路徑依賴,其“選擇性盟友”策略在烏克蘭危機中顯露無遺——北約東翼國家被迫承擔巨大軍事補給壓力,而美國卻通過《通脹削減法案》將戰略資源向本土產業傾斜。
這種“戰略透支”模式在印太地區同樣顯現,據公開數據顯示,美軍南海常態化軍事存在已逼近極限,軍裝備老化與力量投射能力出現疲態。而拜登政府承諾的40億美元“印太經濟框架”專項基金,也因其任期結束而不了了之。
這種承諾失效的深層邏輯在于美國地緣政治能力的系統性衰退。
當日本將一半以上的國防預算增量押注于“延伸威懾”,菲律賓耗巨資在南海爭議海域部署武器裝備及艦艇時,這種“戰略負債”模式導致日菲兩國陷入“安全依賴陷阱”,其國防預算中域外力量依賴度遠超正常國家的戰略安全閾值。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承諾體系正在經歷結構性解構。
從“四方安全對話”的預算縮水,到美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的條款虛化,這種“承諾通貨膨脹”本質上是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回撤的必然結果。
米爾斯海默說:“當霸權國無法兌現承諾時,最明智的選擇是及時止損而非強行維持。”這種地緣政治博弈的深層邏輯,正在重塑亞太安全秩序的底層架構。
秩序顛覆:東盟分裂與軍備競賽的“多米諾效應”
日菲近期簽署的《互惠準入協定》與《海上聯合訓練協議》,表面冠以“構建區域安全秩序”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名,實則通過軍事部署常態化與情報共享機制,系統性削弱東盟主導的“東盟+”安全架構。
這種戰略選擇不僅動搖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立的對話協商的根基,更可能引發“安全困境螺旋”——根據公開報告顯示,2016-2024年間域外國家軍事演習頻次大幅增長,直接導致區域信任赤字擴大至歷史峰值。
2025年中國-東盟外長會(圖自外交部)
這種以“陣營化”對抗“共同體”的路徑選擇,迫使地區國家陷入“安全承諾不可信”的困境。
區域合作機制的結構性裂變也呈現多維表征。菲律賓與日本簽署軍事基地共享協議,這種安全領域的深度綁定直接動搖了東盟組織架構的穩定性。越南在強化與韓國軍事裝備合作的同時,拒絕參與美日菲三邊聯合軍事演習,形成安全政策層面的“選擇性疏離”。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共同體裂變呈現更顯著的制度性特征。
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率先構建區域本幣結算機制,將菲律賓排除在外,這種制度性排斥導致東盟內部形成“經濟防火墻”。根據東盟秘書處年度貿易監測報告,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已從2019年的28.7%降至2023年的24.3%,印證了區域經濟整合的實質性弱化。
這種分化態勢本質上是成員國基于風險收益評估的理性選擇,但在安全領域卻呈現“安全同盟嵌套”特征,即菲律賓與美日構建“印太戰略支點”,越南則通過“非對稱裝備采購”維持戰略平衡。
更深層次的影響體現在制度供給層面,當既有框架無法滿足成員國的差異化訴求時,“制度性替代方案”的涌現便成為必然。
馬來西亞戰略學者翁忠義指出,東盟的存續機制不依賴共識達成,而在于構建包容多元立場的制度框架,這種“制度容器”理論在當前危機中正面臨嚴峻考驗。
區域安全架構異化引發連鎖性軍備競賽并催生虛幻安全認知。日菲安全協作機制的確立,不僅加速了區域安全架構的異化進程,更通過戰略威懾的傳導效應,引發東南亞國家安全決策的系統性偏移。
這種“威懾-反制”的螺旋機制,使南海安全態勢呈現出典型的“安全困境”特征,逐漸導向形成非對稱軍備競賽格局。這種“威懾-反制”的螺旋機制,不僅導致安全成本幾何級增長,更使區域戰略互信持續弱化。
“主權典當”:技術依賴與國家空心化
菲日軍事合作框架下的制度性主權讓渡,正使菲律賓對日本形成新型依附關系,這種非對稱性合作模式,對東南亞國家的戰略自主性構成持續性侵蝕。
從地緣政治經濟學視角觀察,日本試圖通過“技術-資本-規則”三位一體的捆綁式合作,在軍事基地準入、數字貨幣結算、半導體產業鏈重構等關鍵領域實施制度性約束,使得菲律賓的國防預算審批、關鍵礦產出口配額、跨境數據流動等核心決策權出現結構性轉移。
這種隱性主權讓渡的破壞性在于其漸進性和復合性。當技術標準、金融規則、數據主權相繼被納入外部體系主導時,國家戰略自主性將面臨比傳統軍事威懾更復雜的系統性風險。
技術援助中的隱性控制機制。日本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框架(OSA)對菲軍事援助,構建起典型的技術捆綁體系。該機制通過三個維度實施戰略控制:
其一,強制推行日制數據鏈標準,提供給菲的FCS-3A雷達原始數據直連東京防衛省情報本部,形成“數據采集-分析處理-選擇性反饋”的閉環系統;
其二,日本重工實施對菲海軍裝備實施核心技術封鎖,具體表現為動力系統圖紙解密等級限制和關鍵部件采購綁定條款等;
其三,構建“技術依賴-戰略依附”的共生關系,菲海軍本土維修能力遠不能覆蓋設備壽命周期。這種技術依附關系已使菲律賓在南海爭議中陷入“戰略被動”,其軍事行動自由度逐漸受制于人。
根據《互惠準入協定》條款,日本自衛隊被賦予近似美軍基地的準入權限,實質構成對菲律賓司法主權的隱性侵蝕。這種操作復刻了冷戰時期美國海外駐軍的擴張模式,其制度設計本質上延續了單極霸權體系下的軍事同盟范式。
國際法學者指出,此類非對稱安全合作機制通過技術性條款突破主權邊界,使東道國陷入“主權讓渡-安全依賴”的惡性循環,這種現象被認為是新型國家空心化的表征。
地緣經濟博弈也呈現出技術殖民的新形態。
菲律賓政府以程序瑕疵為由暫緩中菲蘇比克-克拉克鐵路項目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隨即推出年利率僅0.1%的特別融資方案。該方案表面遵循國際開發援助慣例,實則捆綁了嚴苛的條件,例如項目必須采用日本標準、聘用日籍監理、采購東芝三菱設備等。
這種“技術標準捆綁”模式,使受援國基礎設施體系深度嵌入日本產業生態鏈。菲律賓制造業因此喪失技術升級自主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被鎖定在產業鏈中低端,徹底背離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日菲締結“準軍事同盟”,以冷戰對抗思維構筑遏華“小圈子”與中國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和地區國家對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愿景格格不入。
日菲“軍事聯姻”的實質是地緣博弈與戰略誤判的疊加。日菲防務合作非但不能締造安全,反而成為亞太和平的最大變量。其本質是美日地緣野心與菲律賓政治短視嫁接的畸形產物——日本借此突破“和平憲法”禁錮,美國完成印太拼圖最后一環,而菲律賓則幻想以主權典當換取廉價保護傘。
當日本自衛隊戰機從巴丹半島起飛時,菲律賓人是否想起1942年同一片天空下的零式戰機?當馬尼拉為350海里雷達覆蓋范圍歡呼時,可曾計算國民為國防預算付出的教育醫療等民生代價?
真正的安全從不由他國軍艦定義,國家安全的核心價值根植于主權完整與民生保障的辯證統一。這種認知范式突破傳統地緣政治的二元對立,為地區國家構建新型安全共同體提供了理論支點。維護戰略自主權與提升民眾獲得感,構成國家安全的雙重支柱,二者共同構成抵御外部干預的韌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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