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饒思誠這個名字，可能沒多少人聽過，但他的行事風格、做人原則，絕對稱得上“骨子里帶勁”。他是饒漱石的父親，身份特殊，但他這一生，走得一直挺正。他身上的故事，和我們常見的那種“清高”知識分子不太一樣。

先說他的出身。

饒思誠出生在清末的江西，家里沒什么背景，小時候吃了不少苦。他用功讀書，21歲那年考上了最后一屆秀才。

可惜，剛考中不久，清朝就廢除了科舉。本來奔著仕途去的路，一下子斷了。很多人遇到這種情況估計要垮掉，但饒思誠沒有，他重新捧起課本，去江西優級師范學堂學習英語和地理，畢業后成了老師。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有點自命清高，對老百姓很少有真正的共情。但饒思誠不是。教書期間，他總是和學生打成一片，也常和老百姓嘮嗑。他和同時代的彭貢瑋、胡鐵生被稱作“革新三友”，敢于和舊思想較勁，還經常鼓勵學生思考社會問題。他不是把教書當飯碗，是當做一種救國方式。

到了“五四運動”期間，新思潮風起云涌，饒思誠也是親自參與各種運動，和學生一起搞宣傳、出主意。他思想也在悄悄轉變，原本只是“愛國者”，后來逐步成了堅定的革命者。期間，他的兒子饒漱石就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成長，受到影響，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饒思誠成了國民黨江西省第一區黨部常務委員。可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后，他立刻看透局勢，公開反對蔣、汪的反革命行為，號召青年參與南昌起義。那年他自己身患重病，沒能隨部隊南下，但在南昌，他的組織工作沒落下。

后來，國民黨大清洗，饒思誠知道處境危險，主動回到鄉下當老師。很多人覺得這是“落魄”，可他沒有抱怨，依舊嚴于律己。他的女兒饒玉蓮回憶，家里經濟緊張到極點，母親因病去世，父親獨自撫養三個孩子。

衣服總是“老大穿完給老二，老二再給老三”，每一分錢都得精打細算。可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饒思誠還叮囑孩子們：“買東西別和農民討價還價，老百姓太不容易。”

南昌淪陷時，饒思誠帶著孩子們輾轉流亡。即使生活艱苦，他在學校里的要求也從不降低。對學生，他很嚴格，但從不訓斥，只用講故事、擺道理。學生們都說饒老師“像嚴父，也像朋友”，沒見過他發脾氣。

饒思誠是個很有求知欲的人。明明已經是秀才、老師，他還自學外語、現代科技，甚至鉆研原子物理。只要有不懂的地方，他就向別人請教，連自己的學生都能成為他的老師。他說，“要想學到東西，就要不恥下問”。他愛講《聊齋》里的故事批判封建陋習，給家里和學生都留下了深刻影響。

隨著抗戰爆發，生活更加艱苦，饒思誠依舊保持著節儉。家里全部支出靠他微薄的工資，孩子上學用的都是“傳幫帶”的衣服。有好心的同事接濟，才勉強過得去。可即便如此，他還是把省下的錢、紀念品，優先考慮捐給國家。

他一生對權力、名利看得很淡。解放后，他被請去做江西省人民委員和副省長，還當了省文物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按理說，這已經是高官了，但他依舊兩袖清風，沒沾半點便宜。家里窮歸窮，他心里踏實。有人來送禮送錢，他都推掉。他跟子女說：“黨和人民給我的，是為了工作，不是讓你們享福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他看到國家困難，主動把自己夫人留下的金手鐲捐了出去。他的影響力也大，村里有不少家長，受他的鼓舞，都讓子女參軍。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還動員自己的兒女參軍支援前線。

有一次，江西解放，省里幾位主要領導（包括陳賡）聽說他還在，特意來探望，送上二百銀元。饒思誠非常感動，但一口拒絕：“我生活雖苦，這錢你們還是送去犒勞打仗的將士吧！”他不是“矯情”，是真的不愿占公家便宜。

晚年，他身患重病，做不了具體工作了，但還是熱心宣傳馬列主義，堅持參加各種會議，關注教育事業。每次開會，他都會提議“提高教師待遇”“讓老師生活好點”，幾十年從沒改過初心。

最讓人佩服的，還是他對待自己財產的態度。他當了幾十年干部，省吃儉用，積攢了四千多元。晚年，他鄭重立下遺囑：這錢一分不留給子女，要全部上交國庫。家里孩子早已成家立業，用不著再依賴父母。他反復說：“俸祿是黨和人民給的，節省下來的錢也該歸還給人民。”

1958年去世后，子女依照遺囑，把這筆錢原封不動上交。省里一開始還猶豫，覺得子女也不容易，但孩子們堅持完成父親的遺愿。后來，這錢交到地委書記手中，用來在家鄉建學校。村里人說起饒思誠，沒人不豎大拇指。

其實，他的清廉和堅持，不是“裝樣子”。他從小到大，信仰很純粹。自己苦、家人苦，他都無怨無悔。哪怕是送上門的錢，他都不要。他活得清醒，走得干凈。

饒思誠那一代人，見識過國家的苦難，更懂得什么叫“集體”“奉獻”。他的清廉，是一種信仰、一種責任。現在很多人喜歡講“原則”，可真到自己身上，能像他那樣清清白白、干干凈凈的，有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