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民事生效裁判監督是民事檢察監督的重要職能，通過對民事生效裁判的監督，促進統一司法裁判標準，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近期，最高檢發布的第五十六批指導性案例（檢例第223—227號，其中“某建設公司與黃某平、張某標民間借貸糾紛抗訴案”的解讀見《中國檢察官》2024年第24期），涉及民間借貸、贈與合同、服務合同、交通事故責任等常見多發的糾紛類型。為充分發揮指導性案件的指引與示范作用，關注法律適用的理解以及對司法理念的領悟，《指導性案例傳真》專題特邀最高檢民事檢察廳及辦案檢察官集中闡釋民事檢察辦案貫徹落實“三個善于”、加強調查核實以及做實依法精準監督的實踐路徑，為檢察官辦理此類案件提供監督思路與方法。

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糾紛中行為無效

與全額返還的司法評價

摘 要：夫妻一方違反夫妻忠實義務，擅自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第三人的贈與糾紛案件在司法實務中對行為性質、效力認定及返還財產比例等方面的認識存在爭議。檢察機關通過抗訴監督明確司法實踐中對違背公序良俗的贈與行為應持否定評價，強調全額返還財產的法律立場，既維護婚姻無過錯方財產權益，亦警示社會恪守婚姻家庭倫理秩序，為同類案件提供裁判指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關鍵詞：夫妻共同財產公序良俗贈與無效返還全部財產

全文

一、基本案情

何某某與馮某某系夫妻關系，育有一子一女。2017年8月起，李某在廣東省東莞市沐足場所從事管理工作。何某某因常在沐足場所消費與李某相識并產生婚外情。2017年8月至2019年9月，何某某通過其持有的中國農業銀行卡賬戶向李某轉賬14筆共20.19萬元；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何某某通過其微信向李某轉款278筆共17.75萬元。上述銀行轉賬和微信轉款兩項合計37.94萬元，其中微信轉款包含伴有特殊含義的金額，如1314元、520元等。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李某通過其微信向何某某轉賬共計9.13萬元，代何某某支付沐足消費款5.64萬元，兩項合計14.77萬元。

2020年1月，馮某某以何某某贈與李某財產的行為侵害其財產權益為由，以李某為被告、何某某為第三人向四川省宣漢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何某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贈與李某財產的行為無效，要求李某返還贈與財產及相應利息。一審法院認為，何某某向李某所轉款項是其與馮某某的夫妻共同財產。何某某與李某通過沐足消費認識后發生婚外情，違背公序良俗，應當受到道德譴責。但何某某與李某之間有相互轉款行為，馮某某提供的證據難以區分正常往來資金和不法贈與金額。據此，判決駁回馮某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馮某某、李某均不服，向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馮某某上訴請求改判支持其一審訴訟請求；李某上訴請求糾正一審判決認定其與何某某存在不正當男女關系的部分事實，何某某向其轉賬不屬于贈與，是雙方正常合作關系和經濟往來，但請求維持一審判決結果。二審法院認為，李某雖辯解何某某向其轉款行為系基于雙方存在投資合作關系的經濟往來，但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實。何某某違背夫妻忠實義務，向李某轉款37.94萬元，其財產處分行為未得到馮某某追認，贈與行為無效。贈與款項中有50%份額屬于馮某某，何某某系無權處分。何某某向李某贈與金額37.94萬元，在扣減李某向何某某轉款金額14.77萬元后，余下23.17萬元，其中50%份額屬于馮某某所有，李某應予以返還。據此，撤銷一審判決，判令李某返還馮某某11.59萬元并支付利息。

二審判決后，馮某某不服，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被駁回。

馮某某不服生效判決，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四川省人民檢察院于2022年5月23日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2022年10月31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采納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抗訴意見，作出再審判決：李某返還馮某某23.17萬元并支付利息（即扣除李某14.77萬的墊付及轉賬款后，其余贈與金額全部返還）。

二、主要問題

之前無明確法律規定，各地法院對贈與合同是否有效以及第三者是否應當返還財產的判決各不相同，產生了贈與財產全部返還、部分返還和不予返還這三種判決。一方面是因為有配偶贈與第三者財產的行為，在法律適用上面臨當時有效的《物權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多法競合的問題，執法者因考察法律的視角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結論；另一方面是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上述原因造成法官在處理該類案件時自由裁量權較大，導致裁判標準不一，類案不同判削弱法律權威。

（一）法律評價失當，公序良俗原則的限縮

本案二審法院認定贈與行為違背公序良俗，贈與行為無效，但判決部分返還，實質系變相認可了贈與行為的效力，實質構成“無效行為部分有效”的邏輯矛盾。同時，判決存在價值導向錯誤，客觀上縱容婚外情財產轉移行為，損害婚姻制度根基。

（二）財產分配錯誤，共同共有制度的誤用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夫妻共同財產屬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當時有效的婚姻法和后來實施的民法典在1066條、1087條、1092條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情形作出了相應規定。同時，夫妻雙方對于共同共有財產有平等處分權，不等于對共同財產享有一半的處分權。在未滿足法定分割條件的情況下，本案二審法院以“各占50%”為前提計算返還比例違反法律相關規定。

（三）程序法適用沖突，不告不理原則的違反

在程序法的適用和實踐中，必須始終堅守“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應當嚴格限定審理范圍于當事人明確提出的訴訟請求之內，不得主動擴張或變更裁判對象，更不能以職權干預替代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中，馮某某主張贈與無效以及全額返還，未提出分割共同財產的請求，法院主動分割夫妻共同財產，違反了不告不理原則。

三、抗訴理由分析

（一）李某應返還全部贈與財產

本案涉及包含“1314”“520”等特殊含義的多筆轉賬，從性質上看不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從數額上看累計已達37萬余元，也已超出家事代理范圍。何某某擅自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李某，轉賬目的是維系婚外情，兩人對于婚外情及轉賬行為侵犯配偶一方馮某某的合法權利是故意為之，主觀上均非善意，應認定案涉贈與行為有悖公序良俗。根據當時有效的《民法》總則第153條第2款“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規定，何某某的贈與行為應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一旦被確認無效，即具有溯及力，雙方當事人依無效合同而取得的財產應相互返還，以使財產關系恢復到訂立合同之前的原始狀態。秉承合同無效溯及力理論，民法總則、《民法典》第157條均規定了合同無效后的一般法律后果，即“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法律效力后，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返還必要的，應當折價補償”。本案中，在贈與行為被確認無效后，李某對所取得的財產已沒有合法占有的根據，應當返還全部贈與財產，以使雙方的財產狀況恢復至贈與行為實施前的狀態。終審法院一方面認定贈與行為無效，一方面判決部分返還，有悖法律邏輯。

（二）夫妻共同財產不應徑行分割

一是共同共有屬性的不可分割性。在贈與人和合法配偶未約定其他財產制的情形下，雙方對夫妻財產共同享有所有權，此共同財產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夫妻財產共同共有產生的依據，是由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承受家庭負擔，負責家庭的生產和消費，共同共有發生的前提條件是婚姻關系確立。在共同共有關系消滅之前，對共有財產原則上不能進行分割，以保持共有關系的穩定性和基礎，保護共有人的合法權益。辦案中應嚴格把握這一原則，將允許分割的情形僅限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這種不可分割性體現了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的核心區別在于共同共有強調共同關系存續下的整體性，而按份共有允許按份額自由處置。二是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的重大處分應當協商一致。原《婚姻法》第17條首次明確夫妻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處分權，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為“日常家事代理權”與“重大處分協商一致”的雙重規則。本案涉及多筆轉賬，不屬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也已超出家事代理范圍，何某某對此款項進行處分屬于對夫妻共同財產做出重要處分，依法應當由夫妻雙方協商一致。在本案馮某某、何某某夫妻二人未對贈與款項進行協商處分的情況下，終審法院對無效贈與財產徑直分割，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三是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原告馮某某在本案中的訴訟請求是確認案涉贈與行為無效并要求全部返還，其并未要求對贈與款項進行分割，故終審法院僅將何某某無效贈與李某款項中的50%判歸馮某某，將無效贈與款項在夫妻兩人之間進行對半平分，實質上是對馮、何兩人的婚內共同財產強行進行分割，該分割行為既非基于當事人的申請，也不是當事人協商的結果，超越了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是以司法權干預公民權利的選擇與放棄。

（三）司法裁判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符

一方面，終審判決致使馮某某與何某某的夫妻共同財產遭受損失，損害了馮某某的合法財產權益。終審法院僅判決李某將何某某無效贈與財產中的50%返還馮某某，李某由此獲得50%的贈與款項，即人民法院通過徑行分割馮某某與何某某婚內共同財產，支持并保護了李某因“婚外情”所獲得的贈與。同時，根據法律規定，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依法有相互扶養義務，對婚內女子亦有同等撫養義務，終審判決將本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贈與款項強行分割一半給李某，導致家庭共同財產減少，勢必影響馮某某家庭經濟狀況，該判決實際是讓無過錯的馮某某最終承擔這段婚外情的不利后果，這樣的判決不合理不合情更不合法。另一方面，本案判決變相認可案涉贈與行為，與誠信、公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婚姻法》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司法裁判除對當事人權利義務進行實體處分外，還肩負傳遞社會正能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責。本案李某受讓贈與財產并非善意，此種情形不同于一般的家事代理，支持部分贈與款項有效，這樣的判決為違背夫妻忠誠義務的一方通過贈與第三者款項方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開辟了合法路徑，不利于倡導夫妻忠誠的價值取向，有損婚姻關系及婚姻財產秩序之維護。

四、特別提示

（一）公序良俗原則的司法適用邊界：道德評價與法律規則的辯證統一

贈與第三者行為在一般情形下并不直接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對其有效與否的判斷，很大程度上依賴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但從民法總則到民法典，對“公序良俗”的認定均采取概括式規定，內涵外延不明確，導致難以準確區分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以及是否會對法律行為的效力產生影響。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法律的“兜底性”條款，在個案中存在適用的需要，但并不意味著可以任意的適用，在審查案件過程中要嚴格把握公序良俗原則的邊界，避免司法權過度干預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

1.警惕以道德標準代替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法律是道德共識的沉淀，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并非道德本身的復制。道德評判因文化、宗教、群體而異，具有較強主觀性和動態性。立法和司法對于公序良俗的認知都較為抽象，缺乏具體的有實施性的規定，適用公序良俗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程，對于違反公序良俗的判斷標準易受承辦案件的個人道德觀念影響，在裁判中推行自己的道德標準，可能將較高的、主觀性強的倫理道德觀念替代公眾認知的“公序良俗”標準。以道德代替公序良俗會破壞法律的確定性，過度道德化還會壓制個人自由，甚至誘發部分主體借道德之名行利己之事，掩蓋利益沖突，形成“道德綁架”。

2.公序良俗原則應在秉承基本民法理念基礎上結合個案靈活、穩妥適用。公序良俗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應當發揮統領立法精神，修補法律漏洞的作用，應嚴格處于被動、消極地為具體法律條文未明確規定的情形進行補充，而不能簡單粗暴地被直接援引作為裁判的依據。在適用公序良俗原則時，要堅守平等、誠信等基本民法理念，又要對具體個案進行分析論證，確保依據公序良俗原則做出的結論符合社會的一般利益和群眾的一般道德要求，讓公序良俗原則成為連接法律穩定性與社會適應性的橋梁，實現“守護底線道德”與“尊重多元價值”的統一。本案中，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第三者行為不宜簡單定性，應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除了審查夫妻財產平等處分權、還應綜合考量贈與人和受贈人的主觀心態，來綜合判定是否違背“公序良俗”。

（二）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的審查路徑：無過錯一方的利益平衡與權利救濟

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本質是婚姻家庭倫理秩序和財產法理的調和，通過嚴格限定分割條件、構建傾斜保護機制，既能實現對無過錯方的利益平衡和權利救濟，又能維護婚姻制度的根基，對此，進行夫妻共同財產分割需遵循以下路徑。

1.以身份關系穩定為核心，嚴格限定分割條件。《民法典》明文規定了婚內分割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配偶死亡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三類情形。離婚和配偶死亡產生的共同財產分割是因共同財產依賴的身份關系的消滅，而婚內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則是在不解除夫妻人身關系的前提下將夫妻間“潛在共有”在對外財產關系中顯在化。由此，不管出于維系夫妻雙方身份關系的穩定亦或是與財產相對人財產關系的穩定，均要求對婚內夫妻共同財產分割的嚴格限制，目前，法律規定僅在一方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和一方負有法定撫養義務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醫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兩種“重大理由”中賦予了夫妻一方的婚內共同財產分割請求權。因此，司法機關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中應注重維護婚姻倫理秩序，審慎平衡財產關系穩定與人倫價值導向，避免因財產分割動搖婚姻身份關系。

2.以保護無過錯方為原則，體現權責對等精神。無過錯方在配偶無償贈與第三者大額財產時，要承受財產的損失和精神的雙重打擊。對此，原婚姻法及民法典均對無過錯方配偶進行財產傾斜保護，旨在懲罰過錯行為，體現權責對等的法治精神。一是離婚時可請求多分財產。依據《民法典》第1092條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若任一方擅自處置了共有財產的，受損方可依據實際情況在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要求另一方不分或少分財產，該救濟方式亦有別于物權篇中侵犯共有物的民事賠償責任。同時，《民法典》第1087條明確離婚財產分割要按照照顧無過錯方權益的原則。若無過錯配偶念及夫妻感情、小孩成長，或迫于生活、社會壓力等原因，不選擇離婚，現行法律也規定了相應救濟渠道。二是在不離婚的前提下，可以考慮依法請求婚內分割財產。如前所述，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請求分割共同財產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行為且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除外。夫妻一方擅自贈與第三者大額財產，應該屬于“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情形。“轉移”和“贈與”都意味著主體的改變。擅自向第三者贈與大額夫妻共同財產嚴重損害了夫妻共同財產利益，另一方就可以要求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司法實踐中，需要執法者在審查案件時堅持對無過錯方的傾斜保護，如將長期冷暴力納入過錯范圍等進一步擴大過錯范圍，適當降低無過錯方舉證標準等，推助裁判制度的完善，使法律真正成為無過錯方的“保護傘”，過錯方的“警示鐘”。

（三）司法裁判的社會治理功能：從個案糾偏到裁判規則、社會價值的引領

司法裁判不僅是解決個案糾紛的終局機制，更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抓手。通過精準適用法律規則與傳遞正向價值導向，司法裁判能夠重塑社會行為預期，推動社會治理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轉變。

1.發揮對婚姻家庭倫理的引導功能。近年來，婚外情贈與逐漸呈現高發態勢，部分人將財產轉移包裝為“生活互助”“生意往來”，試圖以經濟手段維系不正當關系，此類行為不僅沖擊婚姻制度的核心價值，更可能引發家庭破裂、財產糾紛等連鎖社會問題。本案再審改判全額返還贈與財產，其意義不局限于個案糾偏，已成為對社會婚戀倫理的重新校準，通過法律解釋與價值宣示，向社會傳遞“通過不正當關系牟取利益不受法律保護”的明確信號，推助形成正確的婚姻觀和金錢觀，促進社會養成良好家德家風。

2.促進類案舉證規則的明確。在婚姻家庭糾紛中無過錯方往往面臨信息不對稱、舉證能力薄弱等困境，在訴訟中大多僅能提供間接證據證明其主張。本案中，馮某某僅能提供證據證明何某某向李某轉賬的具體數額，但無法對正常往來資金與不法贈與進行區分。本案凸顯了舉證規則優化的必要性：傳統“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在信息不對稱情景下易導致實質不公，二審及檢察監督確立的“非正常贈與推定規則”——即由被訴方自證款項合法性，有效平衡了雙方舉證責任差異。這一創新性裁判規則為同類案件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引，既強化了對婚姻無過錯方的傾斜保護，又助力類案處理標準化、規范化，為相應司法解釋的出臺提供經驗。

作者： 張 艷，四川省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副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王 皓，四川省達州市人民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五級檢察官助理

來源：《中國檢察官》雜志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