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標志法國大革命正式爆發。此事成為法國國慶日的直接起源，7月14日被定為國慶日以紀念其象征意義。

楔子：被誤解的舊制度

關于法王路易十六，最著名的梗當屬巴士底獄被攻占之日，他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今日無事”。這樣的故事讓我們輕易地認為：國王及舊制度已是垂死的腐朽之物。這樣的統治機構應該馬上垮臺才對。然而，作家西蒙·沙瑪（Simon Schama）卻拋出一枚思想炸彈——革命前夕的法國“充滿活力，遠非垂死掙扎”。

這是真的嗎？如果像他所說，舊制度仍有生機，那革命又為何會爆發？我們又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或許我們只有翻開《公民們》這本書，才能找到答案。

《公民們 : 法國大革命編年史》

[英]西蒙·沙瑪 著

俞敏 祖國霞 譯

商務印書館

一、顛覆性視角：舊制度的“虛假死亡”

貴族已被時代所拋棄，貴族階級是守舊派的代表，過去所有的傳統觀點似乎都這樣認為。但在《公民們》中，沙瑪指出，許多貴族早已轉型為“資本主義貴族”，成為參與工業發展的活躍力量。如造紙廠廠主夢高飛兄弟（熱氣球發明者）就與貴族階層存在利益交織。也就是說，特權階層并非守舊派，而是參與技術革新，甚至吸納新興資產階級的特殊存在。

在過去，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原因被歸結為政府的財政困難。沙瑪卻指出：路易十六的財政困境并非無法解決，整體性的崩潰更多源于政治信任的瓦解。所以，稱舊制度已死亡，很可能是一種后見之明。

二、史詩敘事：個體命運的交響曲

典獄長與葡萄酒商人

攻占巴士底獄——或許是法國大革命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根據狄更斯《雙城記》拍攝的同名影片（1935年版），就突出表現了民眾的狂熱與失控。德發日太太因復仇而變得人性扭曲，她是狄更斯眼中革命群眾的縮影，顯示出很強的象征性和虛構性。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專制制度的巴士底獄

《公民們》則嘗試還原真實的歷史細節，通過《巴士底獄壯士錄》等諸多文獻，弄清楚了攻占巴士底獄近2/3人數的基本情況。沙瑪以平民視角切入，記述了葡萄酒商人克洛德·肖拉、典獄長貝爾納等大歷史中的小人物，展現了他們令人唏噓的命運。也正因這樣，作品像小說一樣好讀，在他細膩的處理中，個體的命運和必然性交織起來，推演出“謠言是如何點燃民眾狂熱”的全過程。

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作品《序曲》，或許最能反映當時民眾狀態：

“那是個萬民騷動的時刻，就連最溫和的人也變得躁動不安；

各種情緒或觀點都互相撞擊，沖突，

讓平靜的家庭充滿激揚的叫喊。

那時，普通人生活的土壤，

都燒得灼人，競無處落足。”

法國大革命中的婦女

書中還重現了巴黎婦女們的游行。婦女負責把面包直接端上餐桌，因此食物短缺更令其感到絕望和憤怒。大約1200人的娘子軍向著凡爾賽進發，其中有“女戰士”泰魯瓦涅，手持佩刀和手槍，她代表了性別和政治上雙重解放的女性。人數更多的則是一些女商販，她們唱到：“帶上全部的槍炮，意氣風發前往凡爾賽宮，婦女也要把面露，誰敢說我們無勇謀?！?/p>

就是說，在“自由平等”的口號下，女性們也開始爭取政治權利。在大革命期間，男性和女性都可以通過俱樂部和選舉參與公共生活。

但另一方面，隨著革命的推進，女性公民形象（自由女神像）開始被男性形象（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替代，這種變化也顯示出激進革命中男性對政治生活的控制與主導?！?更多這方面關于政治文化的著作，可以參看林恩·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以及高毅《法蘭西風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等書籍。

《“去凡爾賽！去凡爾賽！”》巴黎女商販向皇家宮廷進發

三、藝術的角度：重構法國大革命史

法國大革命不僅是政治事件，更是文化想象的集中爆發。沙瑪以藝術視角，揭示了革命如何通過符號、儀式和敘事匯聚起現實的能量。實際上，藝術不僅包括像《自由引導人民》《馬拉之死》這樣的經典油畫作品，還包括革命漫畫、民間印刷品、游行慶典等。像自由女神像、三色旗以及共和歷海報，都是革命者想要與過去決裂而創造的視覺符號。

法國大革命的成就在于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開發了民眾動員方面的潛力，而藝術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看《自由引導人民》中的那位女神，頭戴無套褲漢的紅帽子，號召工人和學生大步向前挺進，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這幅畫使路易-菲利普感到恐懼，于是他買下了德拉克洛瓦的這幅油畫，小心藏匿，讓整整一代人都看不到它。這無疑反證了藝術的力量。而迅速產生全國影響的，還有戲劇《費加羅的婚禮》、歌曲《馬賽曲》等，都體現了大革命期間藝術在人心中卷起的旋風。

西蒙·沙瑪的《公民們》被視為里程碑性的作品，將革命歸因于“文化心態的劇變而非經濟結構”，對藝術的重視更使他的寫作游刃有余。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稱其“格外時尚而雄辯”，《時代》稱贊作者沙瑪為“顛覆認知的敘事大師”。

實際上，西蒙·沙瑪不僅為藝術史家，還是BBC紀錄片解說員，出版了《藝術的力量》《倫勃朗的眼睛》等暢銷佳作。你會發現沙瑪在寫作《公民們》時，融合了藝術史、社會學與文學筆法，讓作品像一部多學科交織的寫作實驗。他分析革命海報的視覺符號如何煽動起民眾反抗，而一些著名油畫作品如《網球場宣誓》也被沙瑪賦予了新的解讀意涵。

四、清除：暴力行動的警示

自攻陷巴士底獄后，暴力事件便開始像幽靈一樣伴隨著大革命的進程。1789年7月，法國農村“大恐慌”；1792年9月2日至6日，九月大屠殺；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上斷頭臺；5月31日，清洗吉倫特派；7月13日，馬拉遇刺；1794年4月處決丹東派，6月10日，巴黎“大恐怖”開始；7月28日，羅伯斯庇爾登上斷頭臺。暴力蔓延到了革命者群體內部，就像電影《丹東》（1983）所揭示的那樣，恐怖已成為時代主題。雅各賓派的口號最能代表當時法國的處境：“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而軟弱就會一敗涂地。羅伯斯庇爾踐行盧梭的政治哲學，并且推向極端，導致無數無辜生命的犧牲，以及自己的身首異處。雖然有敵國大兵壓境的外部因素，但革命領導者的偏執與失誤，也是暴力蔓延、失控的重要原因。

作者沙瑪對暴力行動更多呈批判態度，他評論“九月大屠殺”時說：“很顯然，殺死至少1400人連眼都不眨，是某種病態的恐懼情緒造成的”，各處監獄發生駭人聽聞的事件，都被沙瑪如實書寫出來。于是我們會發現，在西蒙·沙瑪、托克維爾（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愛德蒙·伯克（英國政治家）以及卡萊爾（蘇格蘭作家）之間，存在著相似點，即某種政治保守主義——即對革命暴力行動的反思。在法國大革命的全部論爭中，“激進”與“保守”是最核心的話題，也是最難有標準答案的論題。

無疑，沙瑪在《公民們》中也必須對之進行獨立的思考。書中追問：當舊制度仍有改革空間，激進革命是否必要？通過詳盡的編年史，他啟發讀者反思“變革的代價”。而這些思考或許像大革命本身一樣，將一直被爭論下去。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法國大革命，而這取決于評論者自己所在的時間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