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4年過去，記者半年間先后走進四川成都、山東濰坊、江蘇連云港、河南鄭州、廣東深圳和惠州等地調研發現，這場變革正在重塑原有的教育生態，也加速了民辦教育格局的重構。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本報記者 | 褚清源

一個月前，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教育局發布的《羅湖區2025年小學一年級學位申請指南》引發全城熱議：百仕達小學因為場地租賃到期，全面轉為公辦。幾乎同期，福田區麗中小學、福景外國語學校也相繼宣布“原地轉公”。據了解，2025年以來，深圳已有近10所民辦學校踏上了“民轉公”的轉型之路。這些學校身上幾乎無一例外都刻著“公參民”的烙印。

我國針對“公參民”學校的規范和治理自2021年正式拉開帷幕。這一年，伴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完成修訂，教育部等八部門發布《關于規范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一場遍及全國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轉公”或“退場”進程由此開啟。如今4年過去，記者半年間先后走進四川成都、山東濰坊、江蘇連云港、河南鄭州、廣東深圳和惠州等地調研發現，這場變革正在重塑原有的教育生態，也加速了民辦教育格局的重構。

“公參民”謝幕

實際上，在相關文件發布之前，“公參民”學校治理的信號就已然釋放。2021年5月，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公辦學校以品牌輸出方式參與舉辦民辦學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也產生了較多的問題。一方面，稀釋了公辦學校本身的品牌資源，加劇了教育焦慮，由此衍生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利用公辦學校的優質品牌，采用民辦學校的收費機制，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競爭，擾亂了教育秩序。”

記者了解到，不少省會城市的頭部初中都以“公參民”的方式存在，它們坐享體制內外的雙重優勢，成為當地家長追捧的熱點學校。

“公參民”學校曾一度被人戲稱為“假民辦”。它們依托公辦名校的光環與資源而生，在特定時期彌補了公共教育供給的不足。然而，這類學校既享受了體制內的資源便利，又實行市場化招生收費，“捆綁名校”甚至成為撬動房地產市場的金鑰匙。對此，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劉林曾犀利發問：這些“公參民”學校有多少是真正的民辦學校？對于“公參民”學校的治理實際上也是在調整公辦學校與資本的關系。

伴隨著新政落地，“公參民”學校的轉型路徑得以明確：公辦學校單獨舉辦的民辦、公辦學校與地方政府及相關機構合作舉辦的義務教育學校，應辦為公辦；公辦學校與其他社會組織、個人合作舉辦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符合“六獨立”要求（即獨立法人資格、校園校舍及設備、專任教師隊伍、財會核算、招生、畢業證發放）的，可繼續舉辦民辦學校，但應在履行財務清算等程序，并對民辦學校及相關單位、企業等使用公辦學校校名或校名簡稱進行清理后，公辦學校逐步退出。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不再審批設立新的“公參民”學校，公辦學校也不得以舉辦者變更、集團辦學、品牌輸出等方式變相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地方政府和公辦學校不得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新增派具有事業編制的教職工，嚴格規范招生，公辦學校不得以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名義開展選拔招生或考試招生，也不得以借讀、掛靠等名義變相違規招生。

這意味著亂象叢生的“公參民”模式終將淡出歷史舞臺。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規的核心在于“六獨立”，用這把尺子量下去，許多依靠“母體輸血”的學校，轉型或退場成為必然。

“如果說公辦學校代表著公益性和普惠性，滿足的是基本需要，那么民辦學校作為公辦學校的補充則代表著差異化。”河南省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湯保梅說，“規范‘公參民’學校對于維護教育公平、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構建健康有序的教育生態，具有重要意義。”

轉型之痛

2022年對于湖南省株洲景炎學校是關鍵的轉折之年。

這一年的8月29日，景炎學校門口的校牌被緩緩摘下，換上的新牌匾寫著“株洲景炎初級中學”。作為當地頭部初中，株洲景炎學校成為株洲市首所“民轉公”學校。轉公儀式上，與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亮相的還有一批新加入的教師。校長羅希說，將堅持“保穩定、保品牌、保質量”的原則，做好“民轉公”后的機制融合、制度重建和創新發展等各項工作。

然而，當地的家長難免心存疑慮：“景炎”這塊牌子，還能亮多久？昔日“優質教育”的光環，會隨著體制轉換而消逝嗎？

家長的擔憂自然帶著更多現實的考量。河南省民辦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王紅順認為，曾經可“掐尖”擇優的民辦名校，轉公后必須嚴格遵循“就近入學”原則。而生源結構的變化，也讓習慣了“優生快跑”節奏的教師不得不面對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的新課堂。

“這是必須直面的教學現實。”四川省成都市鹽道街外語學校校長孟紅坦言，招生半徑從全市縮至轄區，生源基礎的改變是學校轉公后面臨的最直觀的挑戰之一。2022年7月1日，成都市鹽道街外語學校正式轉設，實行新的運行機制。孟紅說：“曾經可以‘挑選優秀生源’的歷史一去不復返。”

轉型之痛還在于教師的流動，編制成了懸在許多“民轉公”學校教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不少需要“民轉公”的學校，轉公消息甫一傳出，整個教師團隊的氣氛便驟然凝重。顯然，“編制”成了一道無形的玻璃門。習慣了民辦機制的骨干教師開始憂慮待遇落差和職業前景，而那些沒有編制的教師，則面臨能否“上岸”的巨大不確定性。

比生源結構變化和教學層面的“水土不服”更令人窒息的，是來自資金支持的壓力。王紅順觀察到，一批民辦學校轉為公辦學校之后，地方財政的壓力開始凸顯，在中西部地區尤為明顯。承接一批優質但高成本運行的“公參民”學校，意味著持續投入的剛性需求。如何建立科學的成本分擔機制，探索省級財政適度統籌，確保地方“接得住”還要“接得穩”，成為政策落地不可回避的考題。

記者了解到，部分學校轉公之后一度陷入運行困境。廣東省惠州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京師實驗學校的前身為北京師范大學卓越實驗學校，在“民轉公”過程中曾經歷驚險一幕。校長李玲回憶，轉公之初因為投資方撤出，政府財政預算尚未銜接，工資未能及時發放。“最難的時候，全體教師仍默默堅持著，沒人撂挑子。”后來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協調，才解了燃眉之急。李玲直言，那些過去高度依賴“高待遇吸名師、好生源出成績”模式的學校，在轉公后失去經費優勢，困境可能更為棘手。

政策的初衷在于推進教育公平，讓公共教育資源回歸普惠。然而，教師的身份困局、地方財政的承接壓力、學校特色的存續焦慮、家長對教育質量預期的調整等實施過程中的切膚之痛同樣不容忽視。“學校的具體轉型之痛需要正視。”董圣足提醒道，“部分地區出現的一紙文件解聘教師的簡單粗暴現象同樣值得警惕。”

轉身與新生

陣痛之中，也有不少學校順利穩住了學校發展的基本盤，一些轉型學校在公益普惠的框架下嘗試尋找新的發展之路。

轉公三年，有20多年辦學歷史的成都市鹽道街外語學校經歷了生源結構、教師隊伍和運行機制等多重轉變。在校長孟紅看來，這恰是學校的“二次創業”。“轉公之后教師待遇保持不變，政府對學校的硬件投入更大了，教研支持更到位了。三年來學校不僅守住了發展根基，課程體系也在持續更新。”孟紅說。

孟紅將學校的轉公視為“二次創業”。政府加大硬件投入、強化教研支持是外部利好，但她更關注如何在新的體制下保持內在活力。在2024年初的一場“年度戰略發展論壇”上，孟紅向團隊拋出問題：“尋找能改變學校的一件事或一項制度，你會選擇什么？”答案凝聚為共識：堅守本色，在規范中探尋新的生長點。如今，學校課程不斷優化，教學質量平穩，贏得了家長認可。

在廣東惠州，即便經歷了三個月未發工資的波折，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京師實驗學校最終實現了平穩過渡。這所2016年創辦的民辦學校于2022年9月轉設為公辦學校。之所以能順利完成“民轉公”工作，一方面原投資方最終選擇將資產無償捐贈給政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妥善解決了教師的身份問題，按照“同工同酬”政策，將教師陸續轉為公辦身份。與之前相比，轉公之后教師的工資提高了，整個教師隊伍更穩定了，教學質量也穩步提升。“實現了教師滿意、家長滿意、政府滿意。”李玲說，“以前考公流失嚴重，現在教學質量更有保障。”

轉型過程中，株洲景炎初級中學校長羅希則提出了“保穩定、保品牌、保質量”的“三保”原則。面對生源結構的巨變，他們開始重新校準教學重心和方法，試圖在“保基本”與“創特色”之間找到平衡。

部分純民辦學校也選擇了“民轉公”。2023年6月，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華杰小學通過政府收購正式轉為公辦學校，并更名為黃海路小學開發區校區。江蘇華杰教育集團理事長張家成介紹，學校原有教師以合同編的方式全部保留，保持了學校的平穩過渡與發展。

鹽道街、景炎、百仕達、京師……這些學校的轉身只是這場深刻轉型的開端。這場轉型能否真正促進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能否在陣痛后孕育出更健康的教育生態，答案仍在書寫中。

“這是一張尚未完成的答卷。”湯保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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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