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曾有過一場關于“沉默權”、“犬儒主義”的激烈爭論。徐賁老師作為該爭論的中心人物，持續發表觀點，探討知識分子的生存、責任。如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因為“失語”、“犬儒”等問題，再次被推向風口浪尖。徐賁老師當年的這篇文章，更顯清醒、珍貴。

有一篇文章認為，知識分子“沒有義務為遭受不公者說話”。不應該批評他們對社會不公的冷淡，主要理由是“法無禁止，即為許可”。

文章解釋道，“作為一種政治自由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的權利，而不是義務。如果法治條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圍內任意使用處理這項自由，沒有任何人有權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徹底拋棄這項自由的權利”。

該文顯然是從知識分子的“個人權利”來看問題的，認為他們有“沉默的權利”，而批評這些知識分子的人，則是從其公共責任來看問題的。意見不同的雙方所辯論的，其實并不是同一個問題。

▌不沉默是怎樣一種道德義務？

在一個知識分子還多少能夠起到一點批判作用的社會里，他們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并不證明是他們是在行使自己的正當公民權利，而是顯示他們未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盡管不盡責并不違法，但卻仍然是一種失德行為。

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見死不救、袖手旁觀一樣。雖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卻并不被普遍接受為道德上應該許可之事。把沉默說成是不作聲的權利和自由選擇，就像把袖手旁觀說成是不動手的權利和自由選擇一樣，是在曲解自由和權利，也是一種偽善。

知識分子的社會道德責任，也被視為他們的“義務”或“良心”。康德把人的義務分成兩種：“完全義務”（perfect duties）和“不完全義務”（imperfect duties）。

完全義務，主要就是“遵紀守法”。例如，所有人有不偷盜、不殺人的完全義務，因為“鼓勵偷盜、殺人”的規則，不能成為普遍法則施行于群體之中。如果所有人做一件事，會在邏輯上或實行中引發沖突，那么這件事就不能去做。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恪守這些完全義務，還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的人。

如果一個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個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雖然他不強迫別人也這么做，但他希望有盡量多的人也這么做），那么他所盡的便是不完全義務。

不完全義務，主要是個人道德。例如，雖然別人不助人，他卻可以助人；雖然別人明哲保身，他卻可以見義勇為。一個人的道德高下，主要就是從“能否盡不完全義務”“盡哪些不完全義務”中比較和區別出來的。

作為一個人，不完全義務感越強，就越應該有所道德擔當。知識分子尤其如此。身為一個知識分子，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地知道，實事求是、揭示真實、公正待人應該是普遍善行的原則。

當你看到別人被羅織罪名，被不公正地對待，你就會為他們鳴不平。你能夠站出來為他們喊冤，以行動證明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個大多數人對含冤者漠不關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會里，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

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所以是不完全義務。這個義務對你產生的約束力，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個人的，但也是你在一個小范圍里聯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會贊同你、尊重你、愛護你。

正義和良心行為經常招致禍端，大多數人不能堅持良心，選擇了沉默。正因為如此，環境也就變得更加險惡。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知識分子的沉默問題——逃避道德責任，游離于公共事務和社會正義之外（無論出于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作為一個人，無論是什么身份，首先應該具備的是“人之為人的義務”。批判知識分子的道德冷漠，并不是在干涉他們的“個人權利”，或是強迫他們去承擔自己無須擔當的義務。

▌知識分子的沉默為什么更惡劣？

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沉默辯護，就像為民眾的政治冷漠辯護一樣，不能以個人權利來泛泛而論。因為不同情況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為相同的行為，實質上是有不同內涵的。

就拿人冷漠來說，它指的是沒有或缺乏公民參與行為——冷漠的民眾不關心公共事務，也不關心普遍權利。然而，這只是表象。

有的人本來就只關心自家的事、眼前的事，將公共的事情全然拋到腦后。這是一種公德缺失導致的冷漠。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倡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就是這種冷漠。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制度結構性的冷漠，許多人本來是有公共參與意愿的，但卻被強制地剝奪了參與權利。這種剝奪可以是顯性的制度（例如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不對人們開放），也可以是隱性的（例如機會的開放完全淪為擺設）。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結構的冷漠更容易導致犬儒主義。有些人明明是因為自私自利不關心也不參與公共事務，但卻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結構的限制來為自己的不參與制造借口。

他們不但自己不參與，而且還自視優越，覺得在見識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積極參與的人。他們嘲笑參與者天真幼稚，預言任何參與者必定只能是徒勞無功的愚蠢行為。這樣的犬儒主義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毒害。

與民眾的冷漠一樣，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樣也包含了不同的情況，也可能隱藏著自視優越的犬儒主義。

知識分子沉默，有的是因為從來就不關心別人的事情，早已養成了一種利己主義的處世方式。有的是想發聲但被噤聲。還有的則是想發聲但懼怕發聲帶來的麻煩和懲罰，因此不得不閉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兩種是制度性的沉默。

知識分子的利己主義沉默，也很容易變成犬儒主義，它經常會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更經常的是把自己標榜為“獨善其身”的生活哲學，自命清高，孤芳自賞，明明不敢發聲，但卻偏偏還裝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閑事的樣子。而那些敢于發聲或竭力發聲的人們，反倒像是“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輩。

把知識分子的沉默簡單歸結為純粹個人性質的“說話或不說話”的選擇權利，其先在的假設是，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并且他們是可以為自己的選擇充分負責的自由主體。

某一個知識分子責任和知識分子沉默的討論，不僅涉及個人，也涉及知識分子的普遍生存狀況。這在當今中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對文化人個體的評價，不應該局限于對某一個人的褒貶。

▌打破沉默，先從討論沉默開始

討論沉默，而不是對沉默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意識的覺醒、公民覺悟的進步，而不是像有些指責者所說的“逼迫別人說話”或“道德綁架”。

美國社會學家澤魯巴維爾在《房間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里把對公共事務的沉默稱為“政治性沉默”，這是一種與社交禮儀中寡言少語不同的沉默。

政治沉默中有世故與禁忌之別，但這二者間的界限并不像看起來那么涇渭分明。這樣的沉默中經常包含著對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種“超級沉默”（meta-silence）。

對超級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識地打破這種沉默，這應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就像區分發聲與沉默一樣，區分知識分子在一個社會是否負責任，也是從兩個極端來說的。

美國已故的思想家托尼·朱特認為，知識分子為暴力統治曲意辯護，就是“不負責任”，而堅持抵抗和獨立批判才是“負責任”。但在現實社會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其實都處于中間地帶。在這一大片模糊的中間地帶里，存在著不同程度上容忍現狀的“沉默的大多數”。

當前討論的某文化名人，是否也在這個大多數里呢？沉默者的沉默是統治的結果，不是他們的權利。看清這一點，與這一個案或是對某一個人的褒貶，并沒有必然或直接的關系。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不沉默？朱特在《思慮20世紀》一書中展示了一些案例，其中一個叫“假戲真做”——知識分子以為或假裝可以和權力認真地對話，可以嚴肅地討論“法律至少不該是虛偽的”……于是，權力使這些話題變成了一種“操作性”語言。

因此，今天我們討論“權利”“勇氣”“良心”“犬儒主義”“拒絕沉默”“知識分子責任”等問題，其重要性要遠遠超過對某一知識分子的評價。這個人是否真的有勇氣？是否運用了什么巧妙、高雅的方式來表現勇氣？這些針對具體人猜測和想象，遠不如討論“沉默”重要。

▲徐賁，蘇州人，加州圣瑪利亞學院教授

1894年，法國一名猶太籍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遭革職并處終身流放。左拉寫了為此寫下《我控訴》，引發了法國知識分子中“反德雷福斯派”和“挺德雷福斯派”的爭論。但是，也有像巴雷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案件本身并不太感興趣，關注的卻是背后公共文化的意義。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人們的興趣和評論聚焦在為時越來越短的微博、短評上。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只是一個媒體事件，很快會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知識分子道德選擇、良心勇氣的問題，還會一直被持續下去。

在當代華語界的作家學者中，徐賁教授算是一個“異類”。 1950年，徐賁生于蘇州的一個書香之家。盡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長于動蕩的歲月，他的文字卻如紳士一般淵博、克制，既厚重，又與時俱進。

近些年，內、外部環境的劇變，將過去四十年剛落地的人文精神快要破壞殆盡了。然而，越是劇變時代，越要相信好書的力量。為此，特地給您推薦徐賁老師的作品集，針對當下的種種問題——種種限制中如何堅持獨立思考？如何帶著時代的問題意識重讀經典？如何避免互聯網讓我們被不自知的“奴役”？徐賁老師的書堪稱一針“清醒劑”。

徐賁老師并不是講一大堆空泛的理論和道理，也沒有充滿精英口吻的空談未來，而是從人文思想啟蒙的視角，一邊回到歷史縱深，一邊緊扣時代問題，重新思考我們正在遭遇的種種危機：如何求知思考、如何說理、如何參與公共生活、啟蒙缺失下的種種問題……

難能可貴的是，徐賁老師既是冷靜清醒的現實批判者，又是熱情真摯的理想主義者；他的作品不是晦澀深奧的學術專著，也不是宣泄情緒的時評雜文，而是“現代文明意義上的清醒人”之日常課程。

因此，無論是洞悉我們正在遭遇的危機，以及關乎每個人的重要問題，都不可不讀徐賁。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極難出版——這套作品正是他幾十年寫作的集萃。點擊下圖，即可購買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