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事（1912—1928）》，王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五四運動爆發后，日本媒體便不斷宣稱，學生運動是由美國人煽動和扶持的。從5月開始，便有學生運動是由美國公使教唆和贊助的謠言出現，說芮恩施資助了學生運動，據分析傳播者可能是親日團體或日本駐華外交人員。6月，日本刊物《國民》報道，美軍駐華兵營、紅十字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給學生資助500萬日元搞運動。根據芮恩施給美國政府的報告，有人在美國公使館前散發對他進行此類指責的小冊子，據說成千上萬的此種小冊子到處傳播。6月16日，日本外務大臣就此向美國駐日大使羅蘭·莫里斯（Roland S. Morris）表達了對美國的強烈不滿，稱這場運動將促使普遍的“排外情緒”。同時，日本新聞界也廣泛報道，美國特務在煽動中國學生反日，利用這場運動以擴大他們的影響。［16］

芮恩施斷然否認了這種指控，正如他后來在回憶錄中指出的，“對學生們正在為祖國的自由和復興而奮斗的目的和理想，沒有一個人會不表示同情”。因此他自己也從來不隱藏這種同情，但是作為美國駐華公使，他表示“要避免直接跟這個運動接觸，因為它純粹是中國人的事情”。然而日本的報紙卻詳細報道了他“如何組織學生運動”，指責芮恩施“為了使這個運動發動起來，已經花掉了二百萬美元”。芮對這個指責嗤之以鼻，指出“大家都知道這個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壓制不住的，所以這些報紙只會使大家覺得可笑”。［17］孔華潤在仔細搜尋檔案和考察了美國政府的態度之后，也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官員在學生運動中扮演了推動的角色。［18］

不過，日本對美國的指責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當時中國和國際社會都認為美國站在中國的后面，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看法。芮恩施在回憶錄中講了兩件事情，大概可以印證這一點：5月5日（應該是5月4日）一群學生出現在公使館門前要見他，他那個時候不在公使館里，學生接著便涌向曹汝霖的住宅，搗毀大門，發現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那里。6月2日夜里，那時正是學生風潮達到頂峰的時候，芮恩施正在公使館處理公務，一位美國女教師帶著五個中國女學生，緊張地跑到他辦公室來。事情原委是，學生們要求進入總統府請愿，站立了整整兩晝夜，勇敢地忍受了困苦，兩個學生領袖被抓進總統府。女學生們擔心那兩個同學會被處死，特來請求芮幫助想辦法。芮立即指示公使館的有關人員向總統府進行了解，被告知這兩個學生是在示威游行中因為“行動過激”而被捕的。總統府保證那些學生“不會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女學生們得到了這個保證，才道謝而去。［19］

最近有研究也指出，在諸多影響五四運動的外部因素之中，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最大。日本輿論界就認為，“美國公使館是五四運動的參謀本部”。這應該是日本的一種反美宣傳，反映出五四運動的爆發，與日美矛盾有關。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也曾認為，五四運動背后的指揮力量“為北京美國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國牧師，故此次運動的方式是美國式的，含有日美沖突的縮影的。但是當時思想上、精神上的趨向亦為美國式的”。［20］

胡適在其《紀念“五四”》一文中寫道，“我們看那幾千學生五月四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著‘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原動力。”［21］

杜威也反駁了日本報紙上所充斥的運動是“美國人煽動和資助”的說法。他指出，外國觀察家認為，這次運動最豐碩的成果是喚起了中國的覺醒，使其從被動等待的狀況下清醒過來。雖然巴黎和會的沉重的打擊，使人們認識到“中國本身是無助的，必須依靠外部的援助”。但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一次本土運動，展示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未來能做什么，會做什么。他們不再悲觀，行動已經開始，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或許，現在正在興起一場“更健康、更有組織、在中國本土形成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革命的自我救贖運動”。［22］

至于日本政府所稱中國正在形成一種普遍的排外情緒，在當時的在華美國人看來，無非是日本政府企圖將中國人的反日情緒，轉向反對一切白種外國人的政策。芮恩施和其他駐華、駐日美國外交官多次指出，日本特務正在不擇手段地誤導人們，把運動說成是反對外國人。正如周策縱所指出的，盡管日本人對美國煽動中國運動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是大多數在華的西方人士是同情學生的，并且就山東問題和反日運動來說，是支持中國人的。芮恩施后來談到這次事件說：日本人企圖將運動貼上排外的標簽，并喚起人們對義和團的記憶。他明確指示美國駐滬總領事，為了避免引起誤會，勸告美國社團對這場運動保持中立。［23］

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美國人對這場運動，多是抱著同情的態度。當巴黎和會的消息披露后，駐華美國人與中國人一樣，“發電報抗議日本攫取中國領土的和會提案”。5月21日美國駐華商會向威爾遜總統發電報，表達對他的決定的不滿。駐華公使芮恩施承認有此事：“在華美國人嚴重關切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的事件。盡管日本做出歸還給中國的承諾，除非這些承諾都附有保證，使其承諾能在合理時間內徹底有效地兌現，否則這些承諾將成為廢紙，中國將會遭到日本的軍事威脅，這有可能將世界卷入一場大災難。”

駐華美國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駐華美國女子俱樂部（the American Woman抯 Club of China）和駐華美國大學俱樂部（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也發送大致相同的電報給美國總統。6月6日，北京英美協會發出了類似的消息（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king），其代表了在中國的英美世界的領軍人物，有著特別的分量。對那些生活在遠東的外國人來說，情況似乎非常明確：希望通過國聯達成和解，這會對中國更加公正，且有利于維護遠東和平和美好的前景。［24］

當然，日本之所以把美國與運動有意攪和在一起，也與美國媒體旗幟鮮明地支持運動有關，而且美國人在媒體上認真討論過怎樣幫助中國、怎樣應對日本的日益攫取中國的問題。《密勒氏評論報》曾專門發起了“美國如何能幫助中國”的征文活動，主編鮑威爾甚至用中文在該刊刊登征文通告，稱歐戰的結果，“美國獨較其他列國為多幸運”，特別是經濟的增長。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國民愛國精神之滋長”，加上財政及軍事力量的進步，“美國已躋于世界領袖國之林”。美國人民“不愿獨私其利”，而愿意幫助“他國如中國者，俾其發展國力，將來對于世界人類亦有所貢獻”。美國從戰爭中“未嘗取得任何新土地亦不欲得他國之土地”。如今美國已經準備好對中國進行幫助，“籌備一切”，“以種種方法贊助中國”。但是大多數美國人民不了解中國，該刊愿意收集中國人的意見，告訴美國“如何能助中國”。［25］

《密勒氏評論報》對巴黎和會進行了詳細的報道，1918年12月7日報道了中國政府將派往和會的代表。此后，幾乎每期都在短社評欄目刊登有關和會的社論和文章，總共堅持了5個多月，解釋和分析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立場，以及中日兩國圍繞和會的沖突。還有專門刊登解釋性報道的特稿。［26］

歷史已經很清楚了，美國與五四運動的確有一些關系，但并不像日本所指責的美國煽動了五四運動。從現在已有的資料來看，日本人對芮恩施資助學生運動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之所以日本對美國有這樣的指控，不外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威爾遜執政以來對中國一貫同情的政策，讓日本對美國在遠東的角色十分惱火；二是，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在華媒體幾乎對中國一邊倒的支持，對日本的譴責，造成日本對美國的某種敵視；三是，日本人知道這是一場針對日本侵略的、自發的中國的民眾運動，但是為了轉移目標，掩蓋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試圖找到一個借口，讓自己在國際社會不至于太丟面子；四是，也不排除在華的美國人以個人名義發表各種言論，支持游行和反日活動，也可能給日本造成這樣的錯覺；五是，日本人有意給這場愛國運動貼上排外標簽，是外來勢力介入的結果，來為自己在中國的錯誤政策辯護；六是，美國媒體在大張旗鼓地鼓吹要幫助中國，而且一直在尋找幫助中國的辦法，為日本散布所謂美國煽動了五四運動提供了借口；七是，威爾遜主義為五四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

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