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評論員 程千凡

太平洋的季風掠過東京塔尖時，北海道的漁民正在修補被風暴撕裂的漁網。這個島國自古便懂得如何與海浪共處——既非一味對抗，亦非徹底屈服，而是在潮起潮落間尋找微妙的平衡。如今，當極右翼的浪潮從萊茵河畔席卷至本州島，日本社會正站在潮水與堤岸的交界處，凝視著水中倒映的歐洲面孔。

柏林墻倒塌三十余年后，歐洲大陸的右翼政黨如同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德國選擇黨在薩克森州的集會上，支持者們揮舞著黑紅金三色旗，與百年前魏瑪共和國時期右翼集會的場景形成詭異的歷史回響；法國國民聯盟的瑪麗娜·勒龐在斯特拉斯堡演講時，刻意模仿戴高樂將軍的姿態，將“國民優先”的口號包裝成新的愛國敘事；奧地利自由黨則把施特勞斯圓舞曲作為競選集會背景音樂，試圖用文化符號消解極右翼的刺耳標簽。

這些政黨深諳現代政治的表演藝術：德國選擇黨議員戴著VR眼鏡體驗“難民視角”的宣傳噱頭，法國國民聯盟用大數據精準定位選民痛點，奧地利自由黨則通過短視頻平臺傳播“奧地利優先”的卡通形象。當神谷宗幣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表示對歐洲同道的親近感時，他或許正站在東京的玻璃幕墻前，凝視著柏林、巴黎、維也納傳來的政治鏡像。

在東京新宿的居酒屋里，中年上班族們談論著“外國人犯罪”的都市傳說；大阪道頓堀的商店街，店主們抱怨中國游客減少后的冷清；福島核事故遺址周邊，居民們對政府重建計劃中的外國勞工政策充滿疑慮。這些看似零散的焦慮，在參政黨的宣傳手冊里被編織成完整的敘事——一張以“國民優先”為底色的安全網。

日本社會的特殊性在于，其右翼思潮始終裹挾著雙重性：一方面是對戰后體制的隱性反抗，另一方面又保持著對極端主義的天然警惕。“參政黨”巧妙地游走在這條鋼絲上：他們支持修改和平憲法，卻絕口不提軍國主義；他們主張限制移民，但用“同化教育”替代種族排斥；他們批評建制派，卻將矛頭指向具體的官僚機構而非整個政治制度。這種“溫和的激進”策略，恰似在傳統榻榻米上鋪了一層防滑墊。

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后的組閣談判，暴露出極右翼政黨的根本困境：當德國選擇黨試圖與基民盟合作時，后者立即劃出“紅線”；法國執政聯盟與左翼聯盟的臨時結盟，創造了“防極右防火墻”的經典案例；奧地利自由黨雖然入閣，卻不得不接受對極右言論的自我審查。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在多黨制體系中，極右翼政黨如同闖入瓷器店的公牛——他們的破壞力恰恰源于自身的邊緣性。

日本“參政黨”目前獲得的14個參議院席位，尚不足以觸發其他政黨的生存危機。但歷史總是充滿諷刺：1930年代，日本軍部也是從“小步快跑”的議會斗爭開始，最終滑向全面戰爭。今天的“參政黨”顯然深諳此道——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用動漫形象解構政治議題，在街頭演講中混入流行文化元素，將極右翼議題包裝成“輕政治”產品。這種去嚴肅化的策略，或許比赤裸裸的極端主義更具滲透力。

站在東京晴空塔俯瞰城市，霓虹燈構成的現代文明圖景下，涌動著無數細小的政治暗流。歐洲極右翼的浪潮終將退去，但它們在沙灘上留下的痕跡不會消失：德國選擇黨支持者與反納粹抗議者的街頭對峙，法國國民聯盟總部外晝夜不停的示威人群，奧地利自由黨議員在議會辯論時被投擲的雞蛋——這些場景提醒人們，民主制度從來不是靜態的雕塑，而是永遠處于動態平衡中的生態系統。

當日本“參政黨”黨首神谷宗幣等人站在潮頭時，他們或許忘記了：日本列島的地質構造，正是由無數次板塊碰撞形成的。那些試圖阻擋潮水的堤岸，最終都會成為新的大陸架；而那些自以為駕馭潮水的弄潮兒，往往會被下一波浪潮卷入未知的深淵。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社會的真正考驗不在于如何應對右翼浪潮，而在于能否在潮起潮落間保持清醒的自我認知——既不做潮水的奴隸，也不當堤岸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