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政治叢書”創辦于1995年，是國內首套以國際政治學原創理論專著為特色的叢書。30年來，叢書已出版37部著作，始終致力于挖掘優秀學術成果、打造頂級學術平臺，見證推動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成長。自2018年以來，叢書中多本著作實現版權“走出去”，并斬獲多個獎項，帶動“關系理論”等核心概念進入全球國際關系研究話語體系。

研討會聚焦“當代國際政治叢書”（以下簡稱“叢書”）三十年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若干核心議題，共同探討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時代方案和實踐路徑。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溫澤遠致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外交學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格致出版社等國內高校科研機構及出版單位的近30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并作交流發言。

叢書緣起

根據叢書主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原總裁陳昕的回憶，“當代國際政治叢書”的初始契機源于他在香港工作期間的觸動。1991年初，陳昕赴香港三聯書店擔任總編輯，任務是推動出版社從人文領域向社會科學轉型。其間，他首先出版了美國學者哈里·哈丁的《脆弱的中美關系》，并借此在香港接待了眾多歐美國際關系學者。在與這些學者交流時，對方提出，中國雖有外交政策和戰略，但未建立在現代國際政治理論基礎上，也未看到中國學者在該領域有分量的理論著作。這一評價讓他意識到，作為出版人有責任推動基于中國背景的國際政治知識體系構建，萌生了出版相關叢書的想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51年成立以來，始終高度關注中國發展，改革開放后更注重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建設。作為出版人，陳昕在90年代初意識到中國現代化進程需統籌解決體制改革、發展方式選擇及國際戰略格局問題，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缺失是重要短板。此外，汪道涵同志早年支持成立的“東方編譯所”，通過翻譯西方國際政治著作奠定了學科基礎，也為后續的原創理論叢書的策劃提供了積累。

1993年底，陳昕回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恰逢“九五”叢書規劃制定。他將國際政治理論叢書列為重點規劃之一，首要聯系了馮紹雷教授——此前在香港推動三聯轉型時，他曾請馮紹雷組織國內學者編寫“國際瞭望叢書”。雙方一拍即合，又聯合秦亞青等學者組建編委會，明確叢書目標：挖掘中國學術成果，構建自主國際政治知識結構。

經過1994年初的系統策劃，“當代國際政治叢書”于1995年正式推出，成為國內首套以國際政治學原創理論專著為特色的叢書。其核心使命是從引介、批判西方理論，逐步轉向立足中國文化、思想和經驗的理論創新，填補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原創理論的空白。

叢書選題折射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歷程

叢書主編、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認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起點是對西方理論的系統消化與深度反思。改革開放后，中國學界通過翻譯引介西方經典，逐步掌握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主流范式的邏輯脈絡。他強調，這一過程的關鍵在于先深刻理解西方話語，再用其話語構建自身理論。通過前三十多年對西方理論體系的透徹把握（熟悉其邏輯、弊端），實現“內在親和性”，比單純“用中國話講中國故事”更具思想穿透力，這也是“當代國際政治叢書”持續推進的內在邏輯。

針對未來理論工作的具體路徑，馮紹雷指出，全球國際關系理論正經歷“非西方化”和“多元化”轉型，傳統西方理論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面臨內生矛盾，這為中國理論創新提供機遇。他認為做理論研究就是要面對命題范疇，使得理論真正成為國際和諧和競爭理性的基礎，而不是對抗工具。

《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2021年出版）作者、叢書編委、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外交學院原院長秦亞青回憶，這套叢書一直是引領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和思想發展的一套書，叢書的遴選始終把握著思想、學術、原創、開放這樣一個基本的標準，這種堅守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表現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歷程，同時也培養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的人才。秦亞青提出，地方性知識的多元多樣是知識進化的基礎，未來要把這套書打造成一個開放性知識生產的平臺。

《彈道導彈防御計劃與國際安全》（2001年出版）作者、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朱鋒提到，對60后的國際政治學者來說，這套叢書確實是過去三十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叢書。現在來看，國際問題的叢書的出版，跟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已經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他將之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外交問題的高度政治化，出版需要考慮怎么在主題上緊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二是國際問題的研究跟三十年前我們國家面臨的任務、使命和學者需要解決的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從“站起來”到“強起來”，面臨的國際壓力和新問題不可同日而語，理論的研究和出版要有非常突出的問題意識、時代意識、挑戰意識；三是我們學術研究的環境變了。自媒體時代充滿了口號式的愛國主義、情緒化的民族主義、選擇性的民粹主義，傳播手段變了，受眾也變了。希望叢書能夠抓住新的受眾時代，能夠延續過去三十年的獨創性、開拓性，給未來三十年年輕人的成長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糧。

據《語言、意義與國際政治》（2008年出版）作者、外交學院副院長孫吉勝教授回憶，當時在國內國際政治研究中關注語言的非常少，當時叢書的責任編輯、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范蔚文將這本書收入叢書，讓自己對這個領域研究更加自信。孫吉勝說，這本書為國內國際政治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這本書到現在讀者還是比較多，“學生跟我說，網上二手書可能都要200元左右”。 她提出，隨著國際政治格局中大國博弈、科技競爭和不確定性的增多，伴隨著輿論戰、認知戰等沖突形式的出現，近年來國際關系學界對話語構建和戰略敘事研究日益關注。這為提供國際關系研究提供了更多新視角、新路徑和新方法。

《社會性別視角下的國際政治》（2003年出版）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英桃回顧了2003年以來中國性別與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歷程，并梳理了中國性別與國際關系研究的本土化探索。她認為未來的性別與國際關系研究應與實踐進一步結合，特別是與當前中國外交政策結合，充分體現現實關懷。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挑戰和期待

《冷戰及其遺產》（1998年出版）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小明認為，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國際關系史一直都是國際關系學科重要的內容，但近些年來他觀察到，國際關系史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逐漸衰落的跡象。他提到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國際關系學科有向科學化發展的傾向，現在越來越多年輕的國際關系學者都對科學研究更感興趣，而國際關系史研究是屬于比較傳統的研究，在這種趨勢當中就很自然地被邊緣化或者被忽視。

張小明認為，談到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學者去做國際關系史研究有自己的關注點，其實是有特色的。另外，不一定要側重去做中國的對外關系史，用中國的視角去解讀其他國家的對外關系，其實同樣也能夠體現知識的自主性。對國際關系學科建設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個良好的技術環境，讓每一個從業者都能發揮出自己的聰明才智，生產出具有個性的產品，這也是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根本所在。

《國際關系中的制度選擇》（2006年出版）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田野的研究興趣是國際制度，他分析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發展不僅形成了有別于美國開放經濟政治學（OEP）的特點，而且對于美國OEP三個假定形成了某種超越。

第一，美國OEP更多是建立在小國假定上，而中國IPE的研究更關注大國，代表性的著作中分別討論技術變遷、貨幣國際化、國家能力和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分別強調大國可以通過大規模的資助和采購使重大技術變遷可能性提升，通過加強政治領導力來實現貨幣國際化，或者通過提高風險投資的容忍度，或者是通過生態位優勢構建差序性權威。第二，美國OEP假設空間同質性，強調不同地理空間在制度、經濟和政治權利分布上的相似性，生產要素在不同區域之間可以自由的流動。中國的IPE更多的開始注意到空間的異質性，由于生產要素的集聚，不同產業集聚在某些區域，從而形成了空間的異質性。第三個假定是報酬不變和報酬遞增的區別。OEP建立在報酬不變，就是投入增加、產出也同比例增加的基礎上，但是中國的IPE研究中注意到了在地理區位、技術變遷和制度演進上投入增加會導致產出以更大比例增加。這種報酬遞增就會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也反映在大國的競爭當中。田野指出，有關全球價值鏈、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關鍵原材料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都是近些年來隨著國際政治的重大變化重新變得比較突出的議題，中國的IPE學者有可能跟世界各國的IPE同行在同一起點上進行研究。

《國際制度性權力》（2024年出版）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發林從觀察叢書的出版歷程中提出了五個問題：現在是理論的默哀期還是理論的重生期？方法過剩還是方法不足？議題領域被分化還是被強化？知識傳播到底是用別人的話講自己的故事還是用自己的話講別人的故事？學術平臺到底是服務學術還是在指揮、塑造或禁錮學術？

與會專家坦言，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仍需突破瓶頸。具體挑戰在于——原創性不足，部分研究依賴西方本體論，“關系理論”等本土概念需進一步系統化；與其他學科互動不足，對“全球南方”“數字時代國際關系”等新興領域尚未形成體系化研究；國際話語權有限，理論影響力多局限于中文語境，需通過多語種出版（如叢書“走出去”）、國際學術對話提升全球能見度。

叢書的作者和編者均寄望于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在下一個三十年真正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學術層面形成以中國為背景、具有普適解釋力的理論體系，在實踐層面，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回應“大國競爭與合作”“文明對話”等命題，避免理論淪為“對抗工具”，回歸理性建構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