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黨史研究者，只有習“博雅”之藝，才能成“四通”之才：一是“縱通”，即看到古今聯系，立足現在研究過去；二是“橫通”，即看到內外聯系，透過黨外觀察黨內；三是“內通”，即精通本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四是“外通”，即了解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這是黨史研究的重要步驟。此外，還要在此基礎上，研“專精”之學。既要“同中觀異”，也要“異中觀同”，更要“異同齊觀”。只有做到這一點，像這樣分析和思考問題，才能進入另一種狀態，達到“博專合一”的境界。

關鍵詞

跨學科；黨史研究；中國共產黨

一個黨史研究者，不讀其他社會科學，不讀自然科學，他眼里的黨史就不是一個完整的黨史。因為黨的活動，涉及到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在內的一切領域。這一點對黨史研究者來說尤為重要。比如有些學者，在年青的時候，確也寫過幾篇好的文章，但人到中年卻不能再進一步，反不如以前的文章看起來有光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知識基礎太差，年輕時那點本錢用光了，以后就空了。因此我們培養學生，要明白這個道理，懂得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底子寬厚，知識廣博，將來才能目光四射，觸類旁通，這樣人到中年以后，就會發覺一片通明，無往而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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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博雅之藝

中共黨史研究，既要有專門性的知識，也要有共同性的知識，還要有一些輔助學科的支撐，如果這些不清楚，便容易犯常識性的錯誤，更淡不上深入的鉆研。過去許多大學者，在讀書治學中，主張“由博返約”，不是沒有原因的。所謂“博”，就是人所共知的學術常識，應當知曉；人所必讀的重要書籍，也要涉獵。通習博雅之藝，掌握必備知識，然后從事專門性的研究，自然基礎堅實，可以得心應手了。

第一，多配幾副好“眼鏡”。這是從知識儲備的角度講的。也就是說，一個黨史研究者要多掌握幾門知識，為自己配備諸如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和哲學的眼鏡。在學術研究中，這就叫跨學科研究。譬如我們研究毛澤東，就要戴上許多副眼鏡。毛澤東精通史學和哲學，這個不消說了。一部四千萬字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讀過的，有些部分還多次閱讀，并作了大量圈、畫和批注。他深諳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對中國哲學也有研究。1939年當陳伯達將《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經中宣部長張聞天轉呈毛澤東后，他表現出濃厚的閱讀興趣，并提出許多修改意見。毛澤東認為，近代形而上學之所以“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視主觀能動性”；因此他向陳伯達表示：“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現在回頭再看，毛澤東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就有了特別的意味。它絕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包含著行動意義的一個實踐的宣言。

毛澤東還是一個詩人，有文學家的氣質。他讀陸游《卜算子·詠梅》，也于1961年創作一首。雖然處境相似，但意境兩樣。陸游是“傷北伐不成而作”，毛澤東卻“反其意而用之”。即便當時國際環境惡化，國內又值“三年困難時期”，但他仍寫出了這樣的詞句：“俏亦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不過，這還不是最初的版本。初稿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旁邊笑”，在定稿時他把“旁邊”改成“叢中”。一個是“無我之境”，一個是“有我之境”。在這里，詩人和政治家是合為一體的。毛澤東說：“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詞的婉約、豪放兩派，在一個人讀起來，有時喜歡前者，有時喜歡后者，就是一例。”如果我們不具備這方面知識，就不能讀懂毛澤東，也理解不好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

其實，還不止是人物研究，其他研究也不例外。比如我們研究一個具體問題，譬如現代化問題，若沒有其他學科知識，我們的討論就只能浮在表面之上。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包括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轉變。這就需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等各個學科的知識。此外，“現代化”概念一般是在抽象和歷史兩個層面上被使用。前者是說它并無特定的歷史內涵，而只是一個流動性的相對概念。所以一切時代的人們都要面臨這一現實課題。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它涉及到人們對現代性以及后現代問題的思考。后者則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歷史過程、社會運動和文化階段。這又是一個史學問題，它有人們不可忽視的“歷史性”與“地方性”特征。如果我們不具備這些學科的知識，就不能很深入地研究它。事實上，在黨史研究中，我們對許多問題的研究，為什么話總也講不到位，理總也說不透徹，最后只能成為一般的宣傳品，大多逃不出這樣的原因。

當然，黨史研究者配備的“眼鏡”，不僅要有社會科學的，還要有自然科學的。現代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是巨大的，對歷史研究也是如此。恩格斯說：“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出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后，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里開辟出來了。”因此，黨史研究者就不能閉目塞聽，囿于專業空間領域之內，而要善于利用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精確的，來彌補我們研究中宏觀的、思辨的方法的不足。要認識到各學科之間，本不存在無法溝通的此疆彼界，多掌握一些“旁門”知識，反而可以收取“額外”功效。否則，我們就只能“畫地為牢”，有時還會鬧出“夜郎自大”的笑話。

第二，善于用“跨界”知識。這是從知識應用的角度講的。一個黨史研究者要有海納百川、博采兼收的胸懷，但也不可漫無目的，見書就讀。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很有限的，在獲取知識時當然要有所側重。雖然事先不能確知哪一門知識，將來在何時何地會用得上，但總要有個大致的去向。波蘭學者托波爾斯基還從這個角度，把史家的知識分為兩大類：一是“資料源知識”，即“給定問題”范圍內的知識；二是“非資料源知識”，也就是“給定問題”范圍外的知識。這兩類知識都會涉及跨學科問題。

第一類知識比較明確，主要是由關于某一研究課題的史料，以及它所涉及的其他史料所構成。前者雖可以臨時收集，但也需有跨學科的眼光。上文提到的毛澤東研究，現代化問題研究，就是例證。而后者則全憑日常的積累了。就一個研究者的學養而言，這部分知識的意義更大。因為離開這些知識，我們的研究就不會全面，不能立體。比如，研究一個黨史人物，譬如陳獨秀，單收集他個人的材料是遠不夠的，還要廣泛閱讀同時代的各種文集、書信、日記、報刊及回憶錄，以便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社會思潮和風俗習慣，熟悉他的思想和行動的“歷史語境”，這樣才能把歷史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但所有這些都要有其他學科知識作為參照。

第二類知識較為復雜，但也更為重要。在實際研究中，這一類知識發揮的作用，有時甚至超過“資料源知識”。事實上，“非資料源知識”是一個外延廣泛的概念，既包括本學科的專業知識，也包括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還包括語言文字、社會常識等共同性知識，它的邊界是可以不斷向外延展的。在這方面，一個學者掌握得越多，他就越宏達、越博學。這是衡量一個成名史家的標志。當然，這也僅是讀書治學的一步，還有更關鍵的一步，就是要懂得如何使用它。過去人們常說“述而不作”，這個可以引為自謙，但不宜作為學術指南。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長痰瘤。”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時刻提醒自己“吐絲”和“釀蜜”的事。

其實，我們研究黨史，所依據的是證據，但證據不會輕易得到。它須用推理的方法，從“蛛絲馬跡”中尋找。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然后把證據連綴成一段史實，這又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要用多學科知識才能完成它。比如，研究一個黨史事件，譬如紅軍長征，既涉及到歷史、地理、民族、軍事、政治等大問題，又涉及到風俗、習慣、氣候、食物、疾病等小細節，這些都要靈活運用各學科知識。此外，分析國共兩黨斗智斗法，要用心理學、邏輯學知識；檢驗文物、圖片的真實性，甚至還會用到物理和化學知識。如果不會使用這些知識，我們就寫不好長征的歷史，講不好長征的故事。美國學者索爾茲伯里處理好這些問題，所以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不僅把歷史寫得很清楚，而且讀起來也讓人感到很真實。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此外，在具體研究中，我們還會遇到另一種情況，即被某個問題困住了，左沖右突，但總也不得要領，這時候看點其他知識，往往有利于打開“障塞”。例如達爾文研究生物變遷現象幾十年，卻想不出一個原則去統領他的材料。后來無意中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人口是按照幾何學級數一倍一倍地增加，糧食是按照數學級數增加的。達爾文研究這原則，忽然靈機一動，把這個經濟學知識用到生物學上去，于是創造物競天擇的學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所不同的是，達爾文是把社會科學知識用到自然科學研究中，而馬克思則是把自然科學知識用到社會科學研究中。馬克思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當作歷史上的階級斗爭的自然科學根據……在這里不僅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據經驗闡明了它的合理的意義。”這都是善于用“跨界”知識的極好的例證。

2

成貫通之才

黨史研究是一項專業工作，但正因為它的專，所以才要看到博的重要。因為專做這一項事業，眼光總注視在本行，跳不出習慣的范圍。于是在研究中，許多事見慣了，反不去尋思它的意味；倒是“門外漢”伸頭向里一望，有時竟能看出問題來。因此一個黨史研究者，不僅要掌握本門的知識，同時還要具有“門外漢”的眼光。這樣他遇到困難，就會東一個主意，西一個主意，擠進來，涌上去，請求他錄用；他分析問題，就能由一則史料聯系到若干史料，由一個事物聯系到若干事物，所得結論自然通而無蔽。這就是社會需要的貫通之才。所以我們培養學生，就要一面指出“偏專”的害處，“不治將恐深”，讓他驚出一身冷汗；一面說明“博通”的好處，這猶如朝陽產業里的本金，將來是可以一本萬利的。

第一，“專”之流弊。對此，梁啟超在一封家書中講得好。1927年他給在美國讀書的兒子梁思成的信中說：“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同樣地，1941年毛澤東給在蘇聯讀書的兒子岸英、岸青的信中也講了類似的道理。他說：“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這些都說明“專”的弊端和“博”的益處。

這在學術研究中也有體現。今日學術的專門化，不限于科。在一級學科之內，還有若干二級學科，在二級學科之內，往往又分許多細目。就中共黨史來說，可細分為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以及黨的自身建設史。這些細目還可再分下去，比如黨的建設史，又分為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制度、紀律等各個方面。這當然是為了精細化研究的需要，但倘若過于強調研究邊界，不能“開墻透綠”，一味“深溝壁壘”，就會伏下學科發展的病根。其弊端主要有兩個：一是局隘，二是破碎。

所謂“局隘”，便是對外封閉，對內劃界，此經不通于彼經，此說不通于彼說。研究毛澤東的，可以不顧劉少奇，無視經典作家間的知識傳遞；研究思想理論的，可以不顧黨的實踐活動，割開歷史與邏輯的內在聯系；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可以不顧新民主主義革命，切斷中共黨史的接續發展。這樣長期以往，黨史學將逐漸走向僵化，即便在本學科內部，也會各自為政，難以發揮學科的整體優勢。所謂“破碎”，便是死板地從文字上作繁瑣考證，一味地從細節上作深描細畫，放棄宏觀綜合，只關注零碎知識，不再敘述歷史的演變、進步與連續性，只發掘眾多不連貫的瞬間。這樣長期以往，黨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也會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須知歷史是整個的，支離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歷史。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欲求得完整的知識，還是有必要借助于他者的智慧。

對于研究者來說，此種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并且伴隨研究的深入，它還會不斷加重。一般說來，其演化可分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自說自話”。有些黨史研究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細至窄，平日收集資料，也只局限于自己關注的范圍之內。這樣替自己畫定一個圈子，自然談不到多方聯系。所以他寫文章，就只好就事論事，不能融會貫通。他作報告，就只好自言自語，不會交流對話。我們也時常見到喜歡說話的專家，會發出十分幼稚的議論。他們對于所專的科目，在全部學術中所占的地位，全然不知，所以除所專的范圍外，一旦發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第二步是“自以為是”。這便進入莊子所說“不可加”的狀態，即認為自己所學的是無以復加、再好不過的了。這時候，他已不肯接受他人意見，而對歷史的解釋，又多出于主觀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錯誤。但自己還要抱殘守缺，于是“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門戶之見的弊端就出現了；“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妒忌誹謗的大門就打開了。到這個地步，局面就很難收拾了。鄧小平說：“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吶！很多失誤就從這里出來，錯誤就從這里犯起。”在黨史研究中，我們也不可忘記鄧小平的這個告誡。

第三步是“自業自得”。這里借用一個佛學術語，有“自作自受”之意。一般說來，這已是一個人讀書治學的最后階段了。這時候，他也許發現了“偏專”的害處，但也是無能為力，只能承擔它的后果。胡適說：“專工一技一藝的人，只知一樣，除此之外，一無所知。這一類的人，影響于社會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單可憐。”這是十分中肯的話。其實在黨史研究中，以上三重“弊端”，也可以反過來說，叫三種“境界”，都是可以看到的，不能不引以為戒。因此一個學者，還是要“博通”一點，這樣才不至于像春蠶一般，走到“作繭自縛”的地步。

第二，“通”之要義。所謂“通”，就是從此到彼的意思。章學誠說：“蓋取譬於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大意是說，“通”可以比作“道路”，四通八達，無處不可到達；也可比作人的“見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的不同，但都可以通向真理。對于黨史研究者來說，它主要體現四個方面：

一是“縱通”。即看到古今聯系，立足現在研究過去。所以不能滿足于一個時期、一個階段的個別研究，而要上下打通；即使研究某一時段，或者其中某一具體問題，如一個人物或事件、一份文件或報告，也要置于整個中共黨史中，作出歷史地分析和判斷。毛澤東說：“我們要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此外，對黨成立以前的歷史，也要有所了解。這便是毛澤東所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的意思。只有做到這一點，才可稱得上“縱通”。

二是“橫通”。即看到內外聯系，透過黨外觀察黨內。一方面，要探討黨與民族、國家關系的演化。世界是一個整體，所以研究黨史，要把它置于新中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中，作出歷史地分析和判斷；黨的發展也不是孤立的，它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狀況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所以研究黨史，也要從它們的關聯上，從它們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關系上，尋求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另一方面，還要探討黨內各部分、各環節、各要素間關系的演化。黨是一個有機體，所以研究黨史，必須打通各專史間的條塊分割，從整體上把握黨史的發展。只有做到這一點，才可稱得上“橫通”。

三是“內通”。即精通本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這個需有嚴格的訓練。孟子說：“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只有多體會、多比較、多反思，并接受史料學、考據學、詮釋學的訓練，才能掌握這項功夫。這里應重點把握兩個問題。其一，要精通這門學問的歷史。沒有縱向的傳承，學術就失去了根底。這也有“為往圣繼絕學”的意思。其二，要精通黨史各家的學說。沒有橫向的參照，學術就達不到前沿。這也有聽“百家爭鳴”，看“百花齊放”，采“眾家之長”的意思。因此，“內通”是重要的，沒有“內通”，就談不上“縱通”和“橫通”，因為它關系到學術的辨別力和分析力。

四是“外通”。即了解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古人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我們要推開來說：學一科而已，則不足以知其科。所以研究一種學問，一定要以別種學問為扶持，這樣逢到旁涉的地方才能提出問題。比如我們研究黨史，歷史、政治等學科知識是必備的。除此之外，每研究一個問題，還要配備若干輔助學科知識。比如，研究經濟問題，除熟悉經濟學理論以外，統計學和數學的知識也不可或缺；研究社會問題，一般要借助于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這是一個學者日常必修的功課。所以“外通”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只有做到這一點，從此到彼、內外兼修，才稱得上貫通之才。

在這“四通”中，前兩個意指“道路”，這是從本體論上說，主張通古今、看發展，通內外、看聯動；后兩個意指“見識”，這是從認識論上說，主張修內功、采眾長，學他者、借外力。這里的關鍵是有無心得，能否融會貫通。其實，在黨史研究中，我們也時常見到這樣的人，談學論道，似乎無所不知，但多是道聽途說，并無真知灼見。這類人很像錢鍾書《圍城》里的高松年。他身為大學校長，對學校里三院十系的學問，樣樣都通。今天政治學會開成立會，他會暢談國際關系。明天文學研究會舉行聯歡會，他訓話里就有詩歌是“民族的靈魂”，文學是“心理建設的工具”。后天物理學會迎新會上，他可以呼喚幾聲相對論，害得隔著大洋的愛因斯坦耳朵發燒，連打噴嚏。這一類人，雖可以受到一般人的歡迎，但卻不是我們需要的貫通之才。

3

研專精之學

學術研究既要有“兼覽之博”，也要有“專門之精”。章學誠說：“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致力之處，則如錢之散積于地，不可繩以貫也。”由此可見，在讀書治學中，“博通”并非最終目的，而只是手段和前提，是成就大學問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學者，只是博而不約，通而不專，那么他也就如同“不系之舟”，他的學問自然成了“無主之學”。所以我們黨史研究者，還是要由“博”返“約”的，將學問落實到專精處。當然在此過程中，也有必經的環節和要關注的事項，說出來可以為黨史研究者參考。

第一，同中觀異。這是走向專精研究的第一步。一般說來，一個學者在廣聞博覽之后，會發現一些感興趣的話題。這時候就需做個選擇，盡快把它固定下來。他可以選擇一個時段或問題，也可以選擇一個人物或事件，作為自己主攻方向，營建一個學術的“根據地”。然后圍繞它，發掘、整理史料，考證、分析史料。這里的關鍵就是“同中觀異”。朱熹說：“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挦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挦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這個說法有些絕對，但它說明一點，即關注差異的重要性。因為這往往是我們學術研究的突破口，所以不可輕易放過去。

比如，研究一個黨史事件，譬如五四運動，就能發現許多差異處。同一事件出于不同報刊，或出于當局與學生的不同口吻，可說是大相徑庭。即便同為參加運動的當事人，事后的記述也是千差萬別的。這里面就有可研究的地方。此外，在黨史研究中，關于五四運動的性質和評價，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毛澤東、李立三、張聞天的表述也有差異。這種差異性，還體現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上。比如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則指出，1921年黨成立以后，中國革命才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也同樣值得研究。

當然，也不止于此，作為現代史上一個標志性事件，人們還以各種方式對它表示“紀念”。這不單是為了追懷往事，而是要借此敘說他們心中關注的話題。所以不同的紀念會有不同的表達，這里面也有可研究的地方。早在“五四”的第一個周年紀念日（1920年5月4日），北京《晨報》就開設“五四紀念增刊”。梁啟超指出：“此次政治運動，實以文化運動為原動力，故機緣發于此，而效果乃現于彼。”1921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的第二個周年紀念日，《晨報》又開設專欄以志紀念。其中一篇題為《五四與學生》的文章指出：“五四運動的功績不獨在拒簽德約，不獨是罷免國賊”，“五四是奉著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來的”。可見，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人們已將這一次學生政治示威運動，上升為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歷史敘事。“五四”一詞也因而包含有政治變革和思想啟蒙的雙重意義。

不過在隨后的紀念中，這一雙重意義卻沒有得到均衡發展。人們更多的是關注“五四”的政治意義。對此，1937年何干之在《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一書中作出深刻反思：“在那時代，理應有一個廣泛的深入的思想運動，作為政治社會運動的輔助。這個運動，是應該繼承‘五四’的精神，破壞舊的文化傳統，建立新的思想體系。可是這個任務，在國民革命時代，可說是完全被放棄了”。這里面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更多了。總之，在黨史研究中，我們要學會“同中觀異”，在自己的領地中，曉得從差異處入手。這樣就會找到許多有意義的題目來做，從而很順利地邁出專精研究的這一步。

第二，異中觀同。這是邁向專精研究的第二步。其核心的工作，是在分析差異性基礎上，找出它們共同的一般性來。這是由表及里的過程，表明認識問題的深化。在此過程中，對于錯綜復雜的歷史資料，一面要作必要的整理和加工，使之條理化、有序化；一面要作必要的綜合和概括，使之一般化、抽象化。在黨史研究中，隨處可見的“本質”、“規律”、“普遍性”、“必然性”、“基本原則”、“發展趨勢”一類表述，這都是“異中觀同”的結果。

我們研究黨史，之所以能“異中觀同”，是因為差異性和一般性有內在聯系，從眾多的個別人物或事件中，可以看出某種一般性來。比如，黨對革命道路的選擇就是一例。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表明中國革命是個別的，有差異性的。鄧小平說：“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搞革命，我們也是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這表明中國革命又是一般的，有共同性的。再進一步說，黨在農村建立許多紅色政權，如果分開來看，也是各不相同的，但聚攏在一起，就能發現它的一般性，可以看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趨勢。

當然，“異中觀同”也不只是用在歷史表述上，它也可應用于歷史認識。正如馬克思指出：“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但是從生產工具中，就有可能發現這一切，告訴你當時的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因為不同的生產工具代表著不同的生產力水平，用馬克思的話說，它們“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所以這個包含著生產工具在內的“生產力”，就是馬克思從差異性找出那個共同性的東西。

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從不同政黨的差異性中，也找出這個“共同性”來。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同樣地，從黨在改革開放前后的差異性中，鄧小平也找出這個“共同性”來。他說：“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在黨史研究中，我們要學會并運用“異中觀同”。這也是史家常用的“因小見大”的研究路徑，即以個案研究來回應或挑戰一般性結論。它類似于中國成語中說的“見微知著”。一個黨史研究者，倘若沒有這樣的意識，不針對一般性問題來立論，他的言說就不可能有堅實的中心。一本論著或一篇文章，倘若不能從個別事實中得出一般性結論，就會落入“就事論事”、“見木不見林”的窠臼，它的學術價值就要大打折扣。這種“異中觀同”的做法，從成果的角度看，叫做“理論升華”，從學者的角度說，叫做“學術精進”。一個黨史研究者走到這一步，可說是已處在專精研究的行列了。

第三，異同齊觀。這是專精研究的一種高級階段。因為在黨史研究中，如果沒有個別史實的描述與解釋，不能“同中觀異”，那對歷史的一般性認識就是抽象的虛構。相反地，如果沒有一般認識的概括與抽象，不能“異中觀同”，那對歷史個別現象的描述就會變成史料的堆砌。只有在這二者基礎上的“異同齊觀”，才能實現普遍規律的抽象與個別現象的描述的辯證統一。一個學者只有做到這一點，像這樣去分析和思考問題，他才能進入另一種狀態，達到“博專合一”的境界。

一是在知識上，可以“融會貫通”。一部黨史，既可以“同中觀異”，從整個過程中看到歷史的演化與發展，揭示它的階段性；也可以“異中觀同”，從不同階段中看到歷史的連續與繼承，揭示它的過程性。既可以“異中觀同”，在支離瑣碎的歷史現象中，發掘其主題和主線的意義；也可以“同中觀異”，在宏大敘事的主流話語外，打撈其殘骸和碎片的價值。在“異同齊觀”下，還可以從現在看過去，像倒放電影，關注故事梗概，只留意轉化為既成事實的現實可能性，把握歷史中的必然性和規律性；也可以從過去看現在，像順看電影，關注故事情節，分析既成事實之外的一切可能性，認識歷史中的偶然性和差異性。

其實，人類的知識是一個整體，如同一棵大樹，樹干、樹枝和樹葉，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傳統學術專注于“樹干”，現代學術更關注于“樹枝”，而后現代學術既不關心“樹干”，也不關心“樹枝”，它關注的只是“樹葉”。它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所以只有研究個體和差異，才是合理的、正當的。現在看來，它們均有失偏頗。因為在“異同齊觀”下，我們就會發現三者之間確有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也叫“融會貫通”。所以同一棵大樹，看到枝繁葉茂，可以“橫通”；看到樹大根深，可以“縱通”；看到“一樹千枝”，可以“外通”；看到“一枝萬葉”，可以“內通”。這便是專精研究的一大益處。

二是在方法上，可以“由此及彼”。其實，黨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憑證，主要源于它具有的三項目標：其一，記錄關于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其二，建構一套關于過去的歷史知識；其三，形成一種規范的方法論來研究過去，并具有推廣到其他研究領域的可能性。在“異同齊觀”下，這三項目標尤其是第三項，也是可以實現的。正如梁啟超指出：“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臺，攻下一個，其余就應手而下了。”

比如，研究一個人物，就把這個人物放在中心，讓他成為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如同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可以接收到許多人射出的箭。如果他是一個上層精英，就將之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物作比較。這樣既可牽出其他人物，也可“由此及彼”，直接過渡到其他人物研究。如果他是一個普通民眾，則可以通過他的經歷和命運，來反映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況。研究一個事件，就把這個事件放在中心，讓它成為一個“箭垛式”的事件。這樣一面看其他事件怎樣促使它的發生，一面看它的發生又如何影響到其他事件，這同樣可以牽出其他事件來。如果條件許可，當然也可“由此及彼”，直接過渡到其他事件研究。這便是專精研究的又一個大益處。

總之，在黨史研究中，博與專既是互補的，也是相通的。有博無專，不能“深入顯出”，有專無博，不能“融會貫通”；只有博而求專，所專才能愈精，只有專而求博，所博方可愈通。過去武學家說，“棍掃一大片”，“槍挑一條線”，說明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效果。“棍”的優勢在于面寬，它是“百兵之首”，“槍”的優勢在于精準，它是“百兵之王”。從這一點看，我們黨史研究者，既要學用“兵首”，成“大氣磅礴”之勢，也要學用“兵王”，收“一針見血”之功。這才是上上之策。

作者簡介

周良書，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