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理想國讀者日』上，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和《奇葩說》第一季冠軍、知識付費欄目《好好說話》系列創始人馬薇薇，圍繞任教授新著《混搭的承諾》，從政治觀念的“大詞”辯到日常生活中的“小詞”，討論了對話、表達以及政治觀念的選擇等影響大家日常生活的重要議題。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表達與對話的可能。然而，越來越多的對話空間似乎并沒有拉近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距離，恰恰相反，因對話和表達產生的誤解、對立乃至謾罵時有發生。這時，我們又該去何處尋求真正的對話？

在對談中，任教授提到，“語言的表達首先是一種自我期待”。我們都希望在與他人的對話中獲得一種認同與呼應，但開啟對話的第一步是保持理性。要學會降低期待，保持開放的心態，并充分尊重對話者的思想與觀念。

《混搭的承諾》亦是任教授作為政治學者，與更廣泛讀者嘗試進行的一次真誠對話。在這本書中，任教授介紹了14世紀以降的主要政治觀念，不依個人好惡選擇，不做論斷，選擇的權利完全交給讀者。

生活在本質上就是政治的，“替讀者判斷，大眾就只會在給定的觀念框架下生存”。面對諸多政治觀念，讀者諸君要精挑細選，自下裁決，同時也要不斷變化口味，不要相信單一政治理念能夠始終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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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何為“現代自由”？

馬薇薇：非常榮幸來到理想國讀者日，我相當于是沾了任老師的光。他之前送了我一本他的新書《混搭的承諾》。知道這次活動后，我提前兩個月就開始看。書非常精彩，但我每看十頁，就會去看一些庸俗的文章來調劑自己。因為任老師的書非常具有專業性，我們在專業性閱讀和休閑性閱讀時，面臨的挑戰往往不同。所以今天很榮幸能現場向任老師請教，要如何將專業性閱讀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您書里提到很多不常用的“大詞”，這些詞匯對于不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普通人來說，在生活中有什么使用的方法？

我們遇到抽象詞語會心生畏懼，因為它不是具體現象。您覺得像政治觀念中提到的“自由”，學術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自由，它們之間是怎么鏈接起來的？

任劍濤：薇薇剛才提出的話題非常好。本書開篇就說明，它有一點門檻。好多朋友批評我寫得不夠通俗，寫得既不夠專業高深，又不夠平易近人。但其實從書名《混搭的承諾》就可以講清楚。我們就先把它當作生活中混搭的一個內容看就可以了。就像薇薇剛才說的，看一個小時下里巴人的作品，再看20分鐘陽春白雪，這就可以混搭。

關于自由的問題，我們在生活中確實很容易理解。自由嘛，自由自在。人一輩子不容易，從出生就勢不可擋地向死亡走去。那我們要如何體驗生命？希望不要被人限制、約束，不要有太多壓榨我們的外部因素。在這種追求自由的過程中，理論家們說，自由從大詞上講是“免于奴役”。這是現代政治和現代生活中的首要概念。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下沉年代的生活想象”。想象什么呢？第一，我們不要太多奴役。換言之，無論老年人、青年人還是少年，不要有其他人，尤其是當權者，隨時來教育我們生活該怎么過，評判你過得沒意義，必須像他那樣過才有意義。這時我就覺得不自由了。但“免于奴役”的自由不是抽象或政治理論中的“自由”最重要的含義。最重要的含義是什么？在私人生活中，你想強迫我，我不與你來往，就保持了自由。但在政治學強調的自由，其實和薇薇的專業（法學）一樣，“政法政法”，所謂的自由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法治之下的自由。

我們常體會到，掌握大權的人，可以運用國家力量約束我們的行為。這時我們不能說“我不跟你打交道”就了事，因為他們背后有法律，有軍隊、警察、法庭、監獄。這時我們就要用法治來規定他們的行為邊界，他們不能隨意作為，我們才能在法治下保持自由。雙方邊界一劃清，這就被稱為現代自由。

馬薇薇：剛才您講的是我們在政治理解上的自由。但現實生活中，很多年輕人感到自己并不自由。他們想要的自由，也不是說要突破法治或社會規范，而是感覺有一種隱形的社會規則，讓他們覺得突破它會遭到批判或規訓。這種規則并非明文法律，而是社會流動中潛在的道德或規則。您說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怎么辦呢？

任劍濤：實際上，我在書中提到了一個重要人物，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替我們做了很好的解釋。其實大多數情況下，日常生活并不涉及政治自由這么陽春白雪的東西。這里就要提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尤其在座女同胞應該對他抱有好感（雖然他是位男性政治學家），他是第一波女權主義的大腕，寫了《婦女的屈從地位》。而他更有名的著作，也是我在書中寫到的《論自由》。

穆勒在書開篇就強調得非常清楚，這里談的不是“逍遙游”。大家都知道逍遙游來自哪里，中國道家創始人莊子強調，我們要超脫生死束縛，看開一切。這種逍遙游談的是中國人形而上的自由，與他人無關、與政治無關、與人間無關、與生死無關、與男女無關——我自由逍遙，無所拘束。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也無需涉及如此莊重的哲學判斷。我覺得剛才的問題提得非常棒，這正是穆勒解釋的問題。

近代思想家嚴復留學英國歸來，翻譯了穆勒《論自由》。他譯的書名《群己權界論》比原書名更好——探討“我”與“他人”、“我”與“群體”如何劃界。比如，我按我的方式表達，你不同意就作罷，沒必要劍拔弩張。但今天微信朋友圈里，有些人意見不合恨不得當場“吃掉”對方。

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就是各走各路，井水不犯河水。與興趣相投者多交往；無共同興趣者少往來；與觀念不合者理性交流，做個理中客；與親近者聊天可盡情分享私生活，所謂臭味相投或志同道合——這就是一般所謂的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它確如薇薇所說，既非世俗生活中通俗易懂的雞毛蒜皮，也非高深的法治自由、政治自由，更非莊周所談的哲學自由，而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自由聽起來是個大詞，實則和日常息息相關。

02

對話的底線

馬薇薇：說到與生活息息相關，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下沉年代的自由。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各位讀者在網上有沒有這樣的經歷——當你發表言論時，會有人主動過來挑釁你？你并沒有@他，卻被他發現了。發現后，你秉持開放態度，想著先對話三輪，看看共識與分歧在哪里。但三輪對話結束后，對方開始罵街。

所以我想問任老師，在當下，每個人都難以避免在互聯網公共領域發聲。假如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怎么做？是第一輪對話后就把對方刪除拉黑，還是多對話幾輪？或者干脆拒絕對話，各自在自己的圈層里自得其樂？

任劍濤：這其實是日常處世問題。在這個普遍的自媒體時代，我們的交往并未變得更簡單高效，反而更復雜微妙，令人不知所措。我們該怎么辦？其實我也不知道。一個原因是，我的政治或學術觀點也讓很多朋友不滿。他們對我們這種所謂“改革開放一代”的言論，動輒出來“絞殺”。比如現在去網上一搜，就有“長江學者任劍濤政治學亂語10集”。因為我寫了不少東西，所以有朋友專門在我的文章里頭挑刺，但是我的辦法就是不理睬。

朋友們，不要以為社交圈必定是對話空間，我們有時會選擇沉默。為何沉默？因為對方并非對話對象。若真是對話對象，即便談得不愉快，也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理智——這是對話的底線。

《混搭的承諾》想說的是：對特別反感的承諾，不必理睬；對特別能接受的，則需警惕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因此我強調“混搭”。

中國人公共交往歷史較短。傳統地緣社會下無需公共交往，全是熟人社會。改革開放后，尤其近十年社交圈發展，我們才開始公共交往。此時我們見誰都想打破砂鍋問到底，開始辯論，一定要爭個輸贏，大家一對話就特別較勁。

所以我建議大家，收斂社交狂熱與沖動，尋找局部可對話之人；適當跳出己見，與主張不同者聊聊；若話不投機半句多，直接結束；對方若糾纏，施個拖刀計作別，這便是對話的簡要指南。

馬薇薇：任老師給我最大的啟發是，作為普通人，運用《混搭的承諾》時，內心可保留部分不為外界所動的堅持——無論對方如何糾纏、辯論甚至謾罵，這部分堅持不變。同時保持部分開放，傾聽觀念外的承諾；若實在聽不進，就放過自己。相對能容忍地對話，給彼此時間交流；若真無法溝通就散，但不必互相謾罵。這對我意義重大，因為我有一個“黑粉”，持續罵我十多年，實屬不易。

任劍濤：這人有頑強性，你得表揚他。

馬薇薇：對，我是有點被感動了。他連頭像都是用的我的頭像，我覺得恨的背面可能就是愛，他可能對我感情非常深，因為我自己關注自己的生活都沒有到那么細節的程度，他比我男友懂我更多。后來我把他拉黑了，他就換不同的小號跟我接觸——主要是在評論區罵我。有一次我實在沒忍住，我問他：“十年過去了，你還好嗎？”他跟我說：“你回我了。”從那天起他就不追著我罵了。

任劍濤：對話的殺傷力。

馬薇薇：對，他好像一直在等我回他一句。后來我看您這本書的時候有一種感覺，哪怕是不同詞匯量的、不同認知觀念的，只要我們對話，也許有一種可能會讓我們達成和解。

03

“找對人比找對圈子更重要”

馬薇薇：我還有一個問題，在互聯網上我們跟他人對話的時候，我常常感覺大家都有很強烈的溝通意愿，但是我們好像聊不清楚，我們的對話總是有種模糊的感覺。

任劍濤：我大概了解你的問題，就是對話雙方話不投機，互相都聽不懂對方的話。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生活中會碰到的最普遍的情景——我聊東、他聊西，我聊吃喝、他聊人生，我聊未來、他聊過去，我們的對話始終不搭界。原因在于，其實雙方或者多方在展開對話的時候都有一個對對話的預期，就是我想獲得呼應。

為什么常常我們在網上會對立？就是當人有特別強烈的愿望想要獲得呼應的時候，對面迎頭一盆涼水潑來，甚至問候你的祖宗十八代，人就會非常惱火。于是，我們的對話就變成了互相謾罵，徹底偏離了對話的初衷。

而同時，我們想討論的人生問題在實際生活中其實是非常具體的，但是大多數人所在的情景跟你的完全不相關，他沒有和你同樣的體會。所以就變成了一個說東、一個說西，雙方就開始有情緒。但提問者可能本身沒有任何惡意，他也不知道你內心不滿。

面對這種情況，我必須要說，在日常對話的時候，找對人比找對圈子更重要。因為圈子里的人一多就復雜，我們經常就不知道該跟對方怎樣展開對話，我們就是獨白的狀態。獨白的狀態是最容易引發情緒的，因為你的孤獨在這個時候就顯現出來了，一種不被理解的憤怒攫住你了。所以為什么我在書里強調“混搭的承諾”呢？就是這個時候你要學會調整一下方向，調整一下話題。假如你一定要硬剛到底，實際上是跟你自己過不去。非常多的情況下，在遇見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時，干脆就在心里罵一句“又遇見笨蛋”，然后自己先當個阿Q退場。

朋友們，生活的場景多著呢，始終能找到你能懂也能懂你的生活伴侶、話題伴侶和觀念伴侶，對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馬薇薇：剛才聽您講“場景說”很受啟發。我們似乎總想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場景里獲得人生全部的認同，要求同一圈子里所有人都認同我。但事實上，即便是兩個人之間也很難做到生活理念、價值理念、閱讀興趣、觀影興趣的完全一致。這種情況下，任老師給的建議更像是，我們要去和更多具體的人對話。可能我這部分觀念與這個人一致，越聊越有；另一部分又與那個人一致，越聊越有。其實不是我改變圈子，而是我同時存在于多個圈子之中，是這個意思吧？

任劍濤：對。

04

如何開啟真正的對話？

馬薇薇：最近我也在做一點嘗試，我在某平臺做直播，是純語音聊天室形式，不賣貨也不收打賞。我的朋友們都去過直播間，開九宮格麥，九個人同時在麥上說話，每個人都可以上來分享，我只是其中之一。在這個過程中，我確實發現很多沒受過對話訓練的人，在開始的5分鐘里往往處在想表達卻表達不出的狀態中。但給他們足夠時間釋放完緊張激動的情緒后，大概3～5分鐘之后，我們忽然就能非常流暢地對話了。我有時想，是否在公共領域對話時，無論彼此是否熟悉，都要給對方一段緩沖時間？我們不需要對方立刻作答，也不需要要求自己馬上接話。

任劍濤：薇薇這種實驗很有意思，既可稱為語言實驗、表達實驗，也可稱作政治實驗。因為按我的專業政治學來看，只要與另一個人接觸，就發生了政治關系。因為先講話的人具有確立話題甚至議題的優先權。其他人可能對此毫無準備，要立刻進入你的話題比較困難。所以必須保持對話的時間和空間——正如薇薇所說，不要急于表達。

我教書四十多年，從二十多歲教到現在，涵蓋本科到博士生。哪怕是與非常熟悉的博士生討論，宣布“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起碼有3～5分鐘的冷場時間。我過去總忍不住諷刺說：“別擺出沉重思考的樣子，說聲‘啊哦’也行。”想到薇薇的實驗，我就理解學生們了。因為我的話題是我熟悉的，我表述的是自己深思熟慮的話題，但對話者沒有心理準備。所以，成熟的對話者應該期待他人有進入話題對話的意愿，并給予他們時間去組織想法、語言和姿態。這時，我們才能開始真正的對話。

對話并不會如我們所期望的，我一表達，所有人都會有熱烈呼應，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像我和薇薇這種靠嘴吃飯的人，反應自然很快，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并不會一進入對話就滔滔不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給予對話的對方充分的尊重。

馬薇薇：不知道讀者們有沒有這種感覺，在讀完您的書后總想說點什么，想帶著問題來，但凝聚不出具體內容，只是想說，卻不太清楚具體要說什么。我在直播間就有這種感覺。我們是九宮格聊天直播，上麥主要靠搶。很多人還沒想好要說什么，先把麥搶上。搶上后沉默很久，我心想搶了半天怎么不說話？后來才意識到，他們不知道如何提出一個問題或開啟一個話題，既能顯得與我親密，又能與觀眾親近，同時還能表達自我。我覺得這種對自身要求過高的心態，可能是開啟話題困難的開端。

任劍濤：語言的表達，正如薇薇所說，首先是一種自我期待。因為語言是交流工具，所以希望對方有積極呼應。像薇薇提到的，把自己放得太高，要求說出的每句話都是金句，連說一百句讓人有“五雷轟頂”之感的句子，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語言大師也做不到。

因為當我們真正使用語言時，常感到語言的貧乏根本上限制了表達。就像莊子說的，“落了言筌”——想法非常豐富，一旦變成語言就卡住了，不知如何說得到位。就像薇薇講的，既要講得吸引人，又要能使雙方一拍即合成為知音，這非常難。

我和薇薇的職業都在使用語言，但我們越用語言，越感其匱乏。就像她說的九宮格對話中的人，搶麥時覺得有千言萬語，麥一打開卻沉默了。這不是沒有想法，而是思維轉換為語言、語言再轉換為表達的過程存在障礙，就像被噎住了。

我們千萬不要對自己某些時候表達的不如意自我埋怨。越自我埋怨，可能越影響你發揮自己語言表達的天分。你只有放松，語言天分才會一下爆發出來。

05

“獨白，是為對話做準備”

馬薇薇：我自認為自己有語言天賦，任老師是知道的，但中年時卻被這天賦所困——反應太快，太容易做激烈表達，不僅是激烈，還追求幽默，結果反被幽默困住了。因為我發現大家一鼓掌、一微笑，我的表演欲就上來了。有段時間，我都害怕把自己培養出表演型人格。

這些年我也在嘗試做一些不露臉、也看不到觀眾的交流，類似電臺聊天。這讓我感受到一種獨白式表達的訓練：不期待他人反應，也不追求高評價。但此時我的表達是否真實？是否能幫助自己思考？這是我最近的思考。

任劍濤：我覺得你對人生的思考躍上了新臺階。其實我們有時非常畏懼獨白。我在2021-2023年被迫做了近三年的課堂獨白。原因大家都知道：線上教學。我和馬薇薇一樣，也“人來瘋”。當年選拔她做辯論隊三辯（自由辯手），正是因為我們在性格、表達習慣、“人來瘋”上的相似。結果突然沒了聽眾，獨自面對電腦，最初真的難受極了！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獨白有幾大收獲，第一，獨白的時候我們在組織自己的想法，在組織想法的同時我們在組織自己的語言；第二，在組織語言的同時我們也在選擇表達的詞匯，最關鍵的是，我們一定要形成語言表達自戀。我獨白的時候，就覺得我講得還不錯，這個是我向馬薇薇學習的。

馬薇薇：我是經常覺得我不錯。

任劍濤：當然，這種表達不能是長期性的，人對孤獨的體驗是一種必須的閱歷，但太多的孤獨讓人郁悶，因為你沒有交流對象。人天生是社會動物，所以我們的獨白實際上是為了我們的對話而做準備，同時這種準備是必要的，因為你連你自己都說服不了，那么你就說服不了別人。我老婆經常諷刺我，怎么發一篇文章自己還要翻來覆去地看。我最初也覺得自己是不是有點變態，我自己寫的、自己發的，還看它干啥呢？后來我發現看了是有用的，因為我會總結我哪些語言表述是成功的，這種總結能帶來表達的提升。各位朋友不妨一試。

馬薇薇：那您能接受深度對話過程中話落地上的時刻嗎？因為深度對話中雙方都有靜默期，都有反應不過來的時刻。

任劍濤：這沒什么不能接受，但恐怕也不能是常態。深度閑聊時有幾分鐘靜默期，雙方實際在自我整頓思路以便更好呼應，這是需要的。兩個人私下的對話沒有情景預設，是隨機的。可能聊到志同道合、陽春白雪時會很高興，但我認為深度對話一定要聊些“下里巴人”。就像人們判斷，兩個男人聊天，如果從未聊過他女友、前女友、妻子、前妻或未婚妻，那他們就不是真朋友。

馬薇薇：的確，女生也一樣。如果聊天從不涉及私生活，只聊社會議題，我默認我們不是朋友，只是社會議題同好。頂多是共同關注某個議題，但對對方毫不關心。

06

“人天生是政治的”

馬薇薇：但我還有個問題，是否因為更通俗、更淺薄的話題大家更能參與，所以現在整體的“輿論市場”在下沉？這種情況下，想做深度表達的人該怎么辦？

任劍濤：其實很多朋友看了我的書也批評我，要通俗不通俗，要深刻不深刻，究竟想怎么寫？弄一堆名人嚇唬人，連DeepSeek都能生成的東西，你竟寫這么久！最悲壯的是，我上豆瓣看到有人打一星。最初很憤怒：我寫一年怎么也不能只打一星吧？后來在書店，老板勸慰我：“凡一星兩星別計較，那是有敵意的人評的，說不定是你同事的學生。”問題太復雜，所以后來我就不想了。

但原因何在？確實如薇薇所說，這是政治觀念史，非生活觀念史，所以我掙扎著通俗。我們這代天生文青，“假裝嚴肅”后再想通俗就難了。但我實在無法更通俗了，否則就成“戲說政治”了對吧？“戲說歷史”流行，是因為歷史能講故事，但觀念史我不能編故事。

任何通俗表達若全無思想含量，讀了也白讀，沒必要。某種意義上，思想含量高低確實有分量選擇。所以我也告訴讀者，您愿“賜讀”，可選感興趣章節。

馬薇薇：涉及觀念史的論述，很難不用專業名詞。聊政治觀念卻避開政治學術語，不可能吧？

任劍濤：那就沒有觀念了。

馬薇薇：但任老師這本書有一點很好，他在所有的專業名詞背后都會通過故事和引用來解釋為什么選用這個詞。

我讀任老師這本書，第一遍的時候是“粗讀”，能理解這個書的10%就不錯了，而且當時完全是出于被老師布置作業的那種慣性去閱讀。第二遍讀的時候，這也是任老師當時在辯論隊給我們培養的一個習慣，就是閱讀一些相對難的書的時候可以做讀書卡片。讀書卡片做的不是我記下來的東西，而是我沒記住的東西，下次我就可以精讀，時不時看一下這個讀書卡片。等讀第三遍的時候嘗試融會貫通。我習慣反復讀一本書，因為一本好書可以反復讀。同一本書，不同的人生階段讀起來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任劍濤：薇薇說得對，對一本書來講，當然主要指經典，是值得反復讀的。但客觀講，我的書沒必要反復讀。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政治觀念只是我們觀念中的一種，政治生活也是我們生活的一種。閱讀政治觀念的書只是眾多生活面向中的一種。但我想勸告大家一下，政治觀念不可或缺。

因為人的生活天生是社會生活，不可能像《魯濱遜漂流記》那樣一個人登上孤島就能活下來。文學評論家對此有很好的解釋：魯濱遜去漂流之前已經是個社會動物，他學會了所有的生存方法。如果沒有社會教給他的生存方法，他上島就餓死了，何況還有星期五陪著他。

人天生是政治的，這體現在兩個人之間必然存在權威和服從的關系問題。最原始的兩性關系，到今天尚且非常復雜，由此發展出來的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s），這些東西都形影不離地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我們還是要花點功夫去理解一下我們生活的政治面相。

我所說的“政治”跟社會中動輒提到的“國家、前途、人類、命運”還是不一樣的。我是從我們的生活世界來看我們面對著的“眾人之事”。孫中山先生總結什么是政治，他有個非常簡明的概括：“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實際上，政治生活作為我們的一個側面來講，我們要去了解它。但說實話，我大半輩子搞政治學，現在要我三五句把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學說清楚，我是越來越說不清楚。因為政治的面相太復雜，所以很多朋友說你這個書名起得太好了，“混搭的承諾”意思就是你搞個拼盤給我們端上來。你的責任在哪里？你作為一個專業學者，你不告訴我政治上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你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治學者。

我說第一，我愿意深刻檢討，確實沒有把正確、錯誤教給你，但我不是沒有我認為正確的答案和錯誤的答案。如果我要對讀者負責，我應該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讀者，所以這個書里沒有給出現代政治觀念什么是正確還是錯誤的直接答案。一個讀者放棄了自主選擇現代政治觀念，等于放棄了對政治的思考，那你讀我這本書，我們之間其實沒有對話，也沒有共同提高。

某種意義上，對于政治來說，可以借用剛才薇薇的一句話：不同年齡階段對同一本書的感受會不一樣。30歲以前，看到世界上有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革命者大多是年輕人的原因。

但30歲以后，隨著我們深入官僚階層和復雜的社會網絡，我們逐漸成熟了。我們得去跟其他人處理好關系，同時避免與權力正面對抗，最好能通過社會氛圍壓力促使他們做出有利的改變。在這兩種心境下讀同一本書，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的目的是讓大家自己去看，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心情和發展狀態里，暫時選擇一個對我們自己有利的政治觀念，作為我們判斷問題的坐標。如果像薇薇那樣反復多讀，我當然會非常高興。因為隨著心境、發展和期待的變化，我們必然會對原來特別排斥的觀念產生某種親和感。這時，就是我們政治上顯得成熟的狀態。

世界兜售各種政治觀念，我們就像進入超市的選擇者。今天選這樣，明天選那樣。趣味是隨時改變的，所以才要精挑細選，同時不斷變換口味。這就是我說的“混搭的承諾”的意義：不要相信哪一個人能包辦一切，認為“按照我的說法、我的想法，一切就會好起來”。我在書里明確強調，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政治觀念。

馬薇薇：我覺得您并不是簡單地把不同的政治觀念作為選項讓大家來選，其實您是有展示自己的思考過程的，這給我很大的啟發。當我們去選自己要擁有什么樣的政治觀念的時候，無論你是終生選擇還是階段性選擇，我都很喜歡看到思考的過程，思考為什么會擁有這種觀念是很有趣的，而不是告訴大家“我就是對的”。沒有思考，只有結論的時候，無論是哪一種政治觀念，其實我內心都是相對存疑的。

任劍濤：對，客觀講，今天我們平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并不多。比如說，我也當了將近30年教授了，我想反映我的一個政治想法，也會苦于沒有渠道。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常常只能滿足于權力給我們給定的政治觀念。

實際上，我的書并沒有跟權力作對的想法，但我也想告訴我的讀者，并不是權力給定的觀念就是絕對正確的觀念，因為它只是諸多政治觀念之一，叫作權力化的政治觀念。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還有非常多的非權力化的政治觀念。為了武裝自己，能在現實生活中對給定的觀念有辨別能力，我們應該要多了解一點不同觀念，多了解一點就多明白一點。

馬薇薇：我們仍然有必要去了解其他沒有給定的觀念，以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觀念。人只要活著就是社會動物，同時也是政治動物，所有的關系既離不開社會學，也離不開政治學。在我們觀念只有一種的時候，往往意味著我們解決生活問題的工具太少了。

我們以前打辯論老說真理越辯越明，很多人說根本不是，真理越辯越迷糊。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堅持認為有不同的思考總比只有單一的思考對自身的安慰或者啟發要大。

“生活在本質上就是政治的”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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