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珠海翠微村的青石板路，如今印著游客的閑庭信步。百年前，正是從這條路上，走出了一位“不安分”的少年。

他剪辮明志，在革命烽火中叩問救國之路；他深耕杏壇，參與創辦江淮大學、華東大學，并擔任華僑大學代理校長，讓教育的種子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他筆耕不輟，為漢字簡化劈開荊棘，讓知識的光芒照進尋常巷陌。這個以“捧丹”為號，將一生“捧”給家國，“丹”心一片的人，就是韋愨。

▲圖來源于珠海史志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張應龍教授評價，韋愨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既留洋習得西方先進教育理念，又深耕中國本土教育實踐，其“開放進取、求真務實”的精神內核對當代教育有深刻啟示。

1896年，韋愨出生于廣東香山縣翠微村（今屬珠海）。彼時的嶺南，西學東漸之風已吹入鄉野，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讓少年韋愨早早窺見了新舊世界的碰撞。

▲韋氏大宅。來源于魅力香洲

晚清風雨飄搖之際，13歲的韋愨做出了個驚世駭俗的決定——剪掉辮子。那縷青絲的落地，是他對舊時代的勇敢割舍，也是他加入同盟會的“投名狀”。兩年后，這個尚未成年的少年參與刺殺清朝廣州將軍鳳山的行動。

辛亥革命勝利后，韋愨立志“實業救國”。1914年，乘日本郵輪遠赴英國倫敦。為考取大學資格，他先入私立學校專攻英文、物理、數學和法文，四個月后轉至蘇格蘭工業中心格拉斯哥，于1915年2月獲格拉斯哥大學入學資格，選學機械工程專業。張應龍教授認為，這一選擇與當時國內“勤工儉學運動”的浪潮相呼應，“當年這批留學生懷著重塑國家的理想，不為個人功名，而是為了學習本領拯救中國。”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宣戰導致學校停課，韋愨輾轉赴美，先后進入奧伯林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多年的留學經歷，讓他對“實業救國”產生了動搖：既目睹美國民眾務實創新的活力，也看清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矛盾。他逐漸意識到，思想改造與社會科學才是強國根基，遂放棄機械工程，轉攻哲學主科與政治學副科，決心走“教育救國”之路。

▲1918年，韋愨獲得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文學學士學位。

1920年，韋愨成為芝加哥大學首位獲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芝加哥學派以“實證研究、問題導向、理論創新”為核心的學術傳統，深刻影響了韋愨的思想。至此，他的理念已完成從“實業救國”到“教育救國”的關鍵轉型，而這一轉變，恰是國際視野與時代需求碰撞的必然結果。

回國后，他追隨著孫中山先生的步伐，在革命浪潮中穿梭。槍林彈雨里，他愈發明白：革命是打破舊世界的利器，而教育，是建設新世界的基石。這位從戰火中走出的先行者，早已把個人命運系在國家前途的韁繩上，他的國際視野與革命實踐，正悄悄為日后的教育探索埋下伏筆。

時代洪流將韋愨推到了新的“戰場”。這一次，他收起槍桿，拿起筆頭，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轉向充滿希望的校園。彼時的中國，5.5億同胞中近八成是文盲，教育的荒原亟待開墾。韋愨深知，革命理想終究要落在建設的實處，而教育，正是最堅實的地基。

1928年4月，經蔡元培先生推薦，韋愨擔任上海教育局局長。他在就職典禮上強調：“以客觀的態度，用科學方法來整頓、改進上海教育。”這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成為他此后教育實踐的準則。

1929年5月，韋愨赴南京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次年調任上海青年會中學校長。在這里，他首次將“行驗教學法”系統應用于中等教育：打破“文理分科”的固化模式，提出“基礎+特長”的培養路徑，設置分組的職業選科，讓“行動即學習”的理念開始在基礎教育領域扎根。

張應龍教授認為，韋愨的“行驗教學法”核心是學以致用。“他的教育工作不是為了空談理論，而是為了‘用’，而‘用’的前提是在行動中學習。”這種理念在當時極具創新性。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多數學校仍沿用傳統私塾的“死記硬背”模式，而韋愨任職的學校因堅持行動與學習結合、注重設備投入，成為上海成績最優良、設備最完善的學校之一。

1942年9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韋愨離開上海，赴蘇北和皖東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出任江淮大學校長。這是新四軍于抗日期間根據革命形勢需要主辦的一所大學，先后兩期，學生120余人。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他跋涉多地物色教員，說服知識分子穿越封鎖線投身教育；在廢棄的祠堂、民房里搭建校舍，用土坯砌成課桌；開設軍事訓練、農業生產、群眾工作等課程，讓學生既能扛槍參戰，又能下地種田、發動群眾。

▲韋愨任新四軍江淮大學校長期間與兒子韋建業在蘇皖邊區合影。來源于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

烽火中的課堂，被他視作最生動的救國教材。這所誕生于戰火的大學，雖辦學條件簡陋，卻始終踐行著“勞動、學習、為人民謀福利”的校訓，為抗日根據地培養了大批軍政干部和技術人才。“勞動與學習是手段，為人民謀福利才是教育的目的。”張應龍教授指出，這正是韋愨教育理念的完美體現。

1948年夏天，解放戰爭進入關鍵階段，韋愨奉命赴山東濰縣籌辦華東大學并任校長。短短一年間，學校培養了兩千多名青年干部，他們隨解放大軍南下，在接管城市、穩定社會秩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印證了“教育服務時代需求”的辦學理念。1950年10月，華東大學教育學院與山東省行政干校合并，組建成山東師范學院（現今的山東師范大學）。1951年3月15日，華東大學正式并入山東大學。

新中國成立后，二十余年的教育實踐化作韋愨改革的底氣。任上海副市長時，他從教師工資單改革入手，向基層教育傾斜資源，整合舊式學堂為公立學校，讓教育公平的種子在城市扎根。

調任教育部副部長后，他堅定推行“行驗教學法”，讓學生走出課堂，在稻田里學農藝，在機床旁悟機械。有老教師不解：“書本上的知識還沒吃透，折騰這些干啥？”韋愨卻指著田間勞作的學生笑說：“能讓谷子增產的學問，才是真學問。”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接管輔仁大學，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左2）、副部長韋愨（右1）、黎俊瑞（左1）與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右2）在輔仁大學門前。（選自《陳垣圖譜》）

這份“本土化”堅持，在華僑大學結出了最飽滿的果實。1964年，韋愨到福建華僑大學任代理校長，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僑生，他沒有套用現成的教學模板，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將全校教員情況列成綱目，做到人各有“戶”；時常帶著教務人員逐間宿舍走訪，僑生吃不慣北方面食，食堂就添了南方窗口；擔心學業跟不上，便組織“一對一”輔導小組。

有學生記得，這位老校長常端著杯子、坐著凳子在教室后排聽課，遇到學生皺眉時會掏出小本子記下來，課后拉著老師討論：“是不是講得太深了？學問要讓人聽得懂、用得上。”這種“從實際出發”的靈活性，正是其教育實踐的核心特點。

▲1965年11月，韋愨（前中）與華僑大學師生合影。

從江淮大學到華東大學，再到和平年代的華僑大學，韋愨的教育實踐始終繞不開兩個核心：扎根中國，服務人民。他堅信教育不是空中樓閣，必須長在這片土地里，結出滋養國家的果實。

張應龍教授認為，韋愨的教育實踐始終緊扣時代需求：在民國時期，他反對簡單照搬西方教育制度，堅持吸收世界先進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建立本土化大學制度；新中國成立后，作為教育部副部長，他參與構建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完整體系，到1964年離開教育部時，中國各類教育制度已全面確立；調任華僑大學后，他根據僑校特點與福建經濟需求調整專業，為僑鄉建設輸送了大量實用人才。“這種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實踐智慧，讓韋愨先生的教育探索能夠落地生根。”

▲華僑大學校園。圖源華僑大學官網

教育的普及，離不開文字的通達。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掃盲是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戰役。而橫在百姓面前的第一道坎，是那些筆畫繁復如迷宮的漢字，“認字”成了比扛鋤頭更難的事。

▲1953年韋愨、梅美恩夫婦在北京。

早在1919年，韋愨就在美國發表文章探討“漢字拉丁化”，成為早期推動文字改革的先行者。1956年5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拼音方案是推廣普通話的有利工具》，提出拼音是學習普通話的“拐棍”，光靠口耳相傳無法統一標準，必須有記錄語音的工具，讓人看字能讀。

1959年，韋愨再次站到改革前沿，挑起了“讓漢字變簡單”的重擔。他專職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主持日常事務，推動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以及開展全國掃盲等工作。

會議室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桌上堆著各地收集來的600多套簡化字提案，韋愨戴著老花鏡逐字比對，和專家們爭得面紅耳赤：“簡化不是瞎簡化，要守住民族文化根脈，還要好用易學。”文字的統一與簡化，不僅關乎國家認同和文化傳承，更是教育普及的關鍵。

方案出臺只是開始。他組織人員帶著教材下鄉，蹲在田埂上對農民說：“以前寫‘麵’要畫二十多筆，現在寫‘面’，幾筆就成，咱們也能認字、能寫信了！”他組織培訓教師，編印通俗課本。到1964年，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無數普通人因為這文字的簡化，推開了知識的大門。

▲1958年8月4日，周恩來、陳毅接見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代表留影。周恩來、陳毅居中，右九為韋愨，右十為吳玉章。來源于世紀雜志

有人說這是“壞了祖宗的規矩”，韋愨卻看得透徹：文字是用來交流的，不是擺著看的。讓更多人識字，才能讓文化真正走入人民群眾，這才是對傳統最好的傳承。

從翠微村的少年，到革命戰場上的戰士，再到中國教育的耕耘者和文字改革的推動者，韋愨的一生，始終繞不開“擔當”二字。他是革命者，深知破壞之后更要建設；他是教育家，拒絕空談理論重視實踐；他是文字改革者，讓文化的火種照進最日常的生活。他的每一次“不安分”，都是對時代命題的回應，都是對理想與信念的堅守。

▲翠微村。圖來源于魅力香洲

這份精神，與他的故鄉珠海一脈相承。張應龍教授指出，珠海作為“中國最早走出留學生的地方”，緊鄰澳門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為“中西文化交匯前沿”，這種“開放、多元、創新”的地域氣質，深刻塑造了韋愨的性格。而他的一生，恰是這種氣質的生動詮釋：留學時吸收西方先進理念，回國后扎根中國實踐；“開放進取”的底色從未改變，晚年仍主導華僑大學改革；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推動教育與文字革新……

▲李建束/攝

對當代教育而言，他的啟示尤為珍貴：主張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警惕照搬外來模式，堅持本土化創新，強調教育要讓人用得上。如今，新建成的“珠海留學文化館”陳列著他的事跡，這份從鄉野走出的赤子之心，已融入城市的文化血脈。

青石板路的腳印會被風雨磨平，

但韋愨以教育為犁耕耘的希望、

以文字為刃劈開的光明，

早已在時光里生根發芽。

這位從珠海走出的“大先生”，

用一生詮釋了

何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而他播下的教育火種，

正在新時代繼續燃燒。

近日，教澤綿長 桃李芬芳——“珠海大先生”歷史文化采訪報道推出。

南海潮涌，珠江奔流。珠海這片山海相擁的土地，不僅以碧海藍天聞名，更因教育星火而閃耀。這里走出了一批教育先驅——唐國安、唐有恒、古元……他們以教育為炬，讓更多的人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回望百年，珠海大先生留下了一個個教育印記：從唐家灣走出的唐國安，成為清華學堂首任校長，將現代教育火種播撒華夏；農學家唐有恒籌建廣東農林試驗場及農林傳習所，以科學精神耕耘沃土；人民藝術家古元執掌中央美術學院，讓藝術教育綻放新芽……

珠海兒女，在風雨如晦的年代，以教育為救國良方，在農業、工業、藝術等領域開枝散葉。他們的身影，構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獨特的“珠海群像”。珠海大先生留下的，不僅是學堂建筑和學科體系，更是敢為人先的勇氣、兼容并蓄的智慧。這些精神財富，讓珠海人民在未來前行的道路上，更有底氣、勇氣和豪氣。

今日珠海，先賢的教育理想正在續寫新篇。由中共珠海市委宣傳部、羊城晚報報業集團聯合主辦，珠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珠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協辦的“教澤綿長 桃李芬芳——珠海大先生”歷史文化采訪活動已啟動，并舉辦專家座談會，系列報道近日推出。“珠海大先生”系列報道將循著歷史足跡，致敬先賢風骨，在現實與歷史的交匯中傳承精神力量，弦歌不輟，薪火相傳。

本文指導專家｜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 張應龍

文｜羊城晚報 張芷瑜

圖｜資料圖片（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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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田海
三審｜王近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