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解放戰爭之中的勝利之勢，席卷全國，國民黨的統治勢力迅速垮臺，各個省市先后解放，上海也不例外，每到一處地區，我黨都會安排相關工作人員來進行管理。

在這個時候，上海公安局的局長位置依然是空缺的。

由于當時的環境問題，所以對人選的考慮慎之又慎，對此，陳庚曾問過陳毅，特科出身的神槍手能勝任這個位置嗎？

國民黨的眼中釘李士英

陳賡上將所提到的這個神槍手是李士英，他在1912年出生于河北濮陽，由于家庭條件艱苦，李士英堅定選擇投身革命，當時年僅15歲，后來在輾轉和作戰過程之中，選擇來到共產黨的旗幟之下。

1930年，年僅18歲的李士英擔任中共北方局交通員，在安子文的領導下，負責天津地區的叛徒清除工作，并且每一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務，緊接著又被調到了上海中央特科第3科工作。

從具體性質上看，這一科室的主要職責是針對內部，對于一些叛徒內奸進行處理，所以又被稱之為打狗隊，因為當時的李士英比較年輕，所以最早是在學習的同時進行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中央有專門的負責人找出叛徒以及內奸的名單，隨后交給第3科室去干掉他們，看似很簡單，但是任務其實并不容易完成，因為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之下，對于這些叛徒除了一個名字之外，基本沒有其他任何信息，甚至連長相也無從得知。

所以王世英要想完成任務，就只能四處尋找線索。

有一次組織讓他去暗殺一位叫王斌的人，在沒有獲悉任何消息的情況之下，王世英在一所著名的照相館前找到了此人的合影，得知王斌在叛變組織之后就在其中的某個司令部任職，隨后果斷出手將其擊斃。

從這里不僅能夠看出王世英敏銳的觀察力，還有其恐怖的執行力，以及身為一個地下工作者所擁有的冷靜素質和清醒的頭腦，尤其是在未雨綢繆方面，李士英從執行任務一開始就為自己想好了退路。

在干凈利索地擊斃叛徒之后，他迅速上了出租車逃離現場，盡管這件事情在上海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但自己卻早已經逃出生天。

但英雄也有失手的時刻，有時候為了擊斃叛徒，完成組織所給的任務，也會置身于危險之中。

有一次李士英在干掉叛徒曹清澄之后，因為撤離不及時被巡捕包圍，中央得知此事后，迅速設法營救，當時這件事情一度被認為是共產黨所謀劃展開的政治謀殺，李士英聽完后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堅稱自己是從外地來的打工仔，殺人是出于私人恩怨。

如此強大的心理素質無人能比，李士英不僅和審判他的人巧妙周旋，甚至連前來認人的叛徒也能夠對付，只可惜當時的情況太過于緊迫，此次案件最終還是被定義為政治暗殺，李士英也因此被判處死刑。

他為了獲得一線生機，連續兩次提起上訴，這件事情一拖再拖，最終來到了全民族抗日的高昂呼喊時刻，由于這個客觀因素，李士英的死刑也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即使身處監獄之中，李士英也依然堅持學習，依然開展合法斗爭，為自己爭取了改善伙食，增加家屬探監次數以及延長探視時間等多重權益。

后來因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監獄之中的許多罪犯被充當民工，投入到各個后勤工作部門中，李士英等人負責彈藥的運輸工作，后來因為一場敵機的轟炸巧妙逃脫，最終在1937年11月抵達延安。

在此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李士英憑借自己豐富的經驗，一直從事公安和保衛工作。

后續的突出貢獻

1938年第1期的學習結束之后，李士英被分配到了中央社會部工作。

由于長期的牢獄之災所帶來的身體傷害，周恩來批準李士英在1939年赴蘇聯治病，在來到莫斯科之后，他選擇留在了國際辦的中國黨校之中學習，并且參加了政治班。

后來因為德國入侵莫斯科，這次學校被迫停辦在一位上校的護送之下，李世民等人輾轉烏蘭巴托，歷盡千辛萬苦之后重返陜北。

有了出國留學的經歷，李士英成為當時少有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抗戰勝利前夕，他被選為中共七大的代表，到解放戰爭爆發的時候，李士英先后擔任過蘇皖邊區公安局局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副局長以及保安司令兼常委等等。

如果說其他的將士們是在解放戰場上正面殺敵，那么李士英就是竭盡自己所能，穩定大后方。

1948年9月，李士英還參加了解放和接管濟南的工作，并且組建了濟南市人民公安機關，這對于當時的新中國來說具有開創性意義，因為當時的國民黨殘敵還在負隅頑抗，對于很多解放的城市，也只是將反動派趕走，具體的安保體系并未建立。

所以有很多地方即使在解放之后，當地人民也很難回到生活的正軌之中，李士英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著手去組建當地的保安系統，尤其是對于一些大城市來說，在獲得解放但并未有健全保安體系的情況之下，容易出亂子。

在全國即將解放之際，各種突發狀況并不利于我黨的管理，所以李士英所做的正是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陳賡的建議

其實從整體上劃分，我黨對新中國的全面解放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方面是比較偏僻的小城市，另一部分則是能起到無比重要作用的大城市，這更加有利于后續對全中國的管理，比如各種會議的召開。

就連毛主席也親口強調，要想召開政協會議，手里沒有幾個像樣的大城市可不行，而對大城市的掌握是國民黨敗局已定之后。

上海的解放是在1949年初，解放軍嚴明軍紀，進入上海城區之后，對百姓秋毫無犯，獲得了民心就等于獲得了管理的基礎，但當時的軍隊還有其他事情要辦，所以對上海秩序的維持就需要由公安局來完成。

所以對于這個大城市的局長人選就成了一個難題，當時陳賡和陳毅對這個問題思考良久，始終想不出能夠勝任這一職位的人，但這一空缺又不得不彌補，就在這時候，陳賡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他笑著問陳毅，特科的神槍手可以勝任嗎？

此話一出，二人一拍即合，陳毅十分清楚，陳賡口中最合適的人選就是李士英。

此人不僅有著穩重的膽識和強大的能力，還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靈活無比的應對之策，更重要的是在蘇聯留學期間，李士英培養出了強大的政治工作能力，尤其是后續在濟南的安保系統組建，充分證明了他完全可以勝任上海的職位。

在上海解放之后，李士英很快就走馬上任，成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局長。

強大的能力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證券交易所控制著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命脈，尤其是后期階段，甚至通過買空賣空來直接操縱物價，但伴隨著解放戰爭之中國民黨統治的垮臺，人們對這個證券交易所逐漸失去了信任，而它本身也破罐子破摔，開始從事外幣投機活動。

伴隨著上海被解放，這個證券交易所自動停業，但這些投機者的賺錢欲望卻無比膨脹，在上海解放的第2天就開始打著經營證券的幌子，繼續進行投機販賣活動。

由此造成的兌換壁壘直接造成了銀元的物價飛漲，包括大米和面粉等在內的生活必需品價格飆升至原本的兩三倍，有些反動分子甚至公然叫囂表示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李士英開始抽調公安力量進行配合，召開緊急會議之后，他率領著200多名便衣警察按照預定的部署進入證券大樓分5個小組控制了所有的證券場所和交易通道，勒令這些人接受檢查，通過努力的方式解決了經濟上的當務之急。

從具體的效果來看，這次行動共查超了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枚銀元和6萬多美元，直接讓人民幣在上海站穩腳跟。

不僅如此，在全市百萬軍民舉行的慶祝上海解放活動之中，李士英也有條不紊地保護了這次全市規模最大的集會和游行，在此期間，曾有一位外國人公然違反交通管制令擅自闖入游行隊伍，直接被李士英拿下嚴格查辦。

在短短9個月的時間里，李士英憑借出色的能力，迅速穩定了上海的政治和經濟秩序，不僅幫助人民政權穩定在了上海，還在外國人面前維護了中國的尊嚴。

不得不說，一個特科人員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像李士英這樣的人才，往往能夠在處理經濟事踐的時候結合政治和軍事思維，在面對頑固分子的時候也有屬于一個特科工作者的果斷，所以擔任這一職位游刃有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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