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的故事開始前，我嘗試在網上搜索兩個數據，一個顯示10萬人，另一個顯示不可知。

　　這兩個數據分別是2003年清理遣散的傳銷人員，和2003年全國的失蹤人口總數。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那個年代，傳銷就像前些年的電詐，剛被宣傳起危害，還有很多人因為一通電話遠走他鄉，上當受騙。他們大多經歷過囚禁、洗腦、拒絕回家、斷絕聯系這幾步。

　　如今這種騙局風潮已經過去，也變得少有人知道它的傷害性——

　　被親友欺騙后，關押在密閉隔絕的空間，會促使人的內心產生難以想象的“怪物”。

　　不信你看，只要在網上隨手一搜就會出現：2004年25歲大學生被分尸案；2004年柳州血洗傳銷團伙復仇案；2008年李志勇邱興龍以2殺4案……這些案件的共性都是與傳銷有關。

　　我們的法醫作者廖小刀，不僅是人民公安的一員，曾經也是傳銷騙局的受害者。

　　他因為一樁傳銷窩點的血案，發現了這種“怪物”的存在。

　　這是他的新系列【法醫實習生】的第二篇故事。

　　我成為一名公安法醫之前，先當過一次受害人，連人帶感情一起被欺騙。

　　2000年，我們大學宿舍都有座機，打電話要用一次性的充值卡，里面最后一毛錢，只要不掛斷就可以一直打下去。

　　我常給一位叫阿華的初中同學打電話，打到話筒發燙也舍不得掛。

　　她在電話里邀請我去重慶。那時候，我已經預料到畢業會進入警隊。作為某種意義上的準警察，我毫無畏懼，買了去重慶的火車票，接站的人除了阿華，還有兩個男的。然后我發現一切都和預想的完全不一樣。

　　阿華原本說要帶我去她單獨居住的出租屋。

　　可我到了才發現那里就是一個破舊的老居民樓，三室一廳，阿華只占一間臥室，另外兩間房還住了四五個人。我根本不能和阿華聊天，反倒被拉著在一直玩撲克，直到深夜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群人圍著，吃了點榨菜稀飯，就開始了“聽課”，有個穿戴斯文的中年人，拿著小黑板講解復利的邏輯。我聽了不到五分鐘，就明白了這就是傳銷。可偏偏身邊的人，尤其阿華格外認真。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我說必須給家人報平安，于是傳銷團伙讓阿華監控我，一起到樓下小賣鋪打電話。

　　我讓阿華去買兩瓶飲料，趁這時撥通了110，卻還是被她發現了。

　　阿華尖叫著跑回樓上。然后我就看到自己的行李被丟了出來，那個出租屋不到半小時人就全跑了。

　　那個陰冷潮濕的冬夜，我抱著行李，坐在雜貨鋪門口，看著完全陌生的街道和人群，整個身體都有些發僵。直到路口出現了閃爍的警燈，望著姍姍而來的警察，我一點都激動不起來，我幾乎哭了出來。

　　幾年后，我真的進入警局，第一次收到實習工資的時候，現任女友木木問：“你要不要來我出租屋坐坐？”

　　我有些猶豫。

　　木木看我表情復雜，笑著問我，是不是害羞，是不是第一次被邀請到女孩子的房間？

　　我笑著沒有說話。

　　木木在廣州楊箕村找了一個每月三百塊租金的出租屋，從天河城出來，穿過立交橋就到了，這里各種雜貨店，發廊，快餐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活圈子，你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東西，也包括那些非法的——砍刀、槍支、毒品注射器。

　　木木說她一個人住在“頂樓”，領著我從潮濕的一樓一路上行，到了頂樓還沒停下，反而拉著我上了天臺。

　　就在我一頭霧水時，木木拐向樓梯間側面，我才發現，木木的房東在天臺搭建了鐵皮棚子，面積不到十平米，層高僅僅兩米，站在里面我感覺只要一踮腳就能碰到屋頂。而這就是她的小屋。

　　整個房間只有一個小小的推拉窗戶，太陽的直曬讓房間里充滿了濕熱的空氣，就跟進了桑拿房一樣。

　　沒有床，她只在地板上放了一張薄薄的棕櫚床墊，推拉窗上粘貼的南方日報就是屋子里唯一的裝飾。木木卻很滿意，說這里足夠便宜，讓她能夠獨立在這千萬人的大城市里，一個人腳踏實地地生活。

　　楊箕村因為有木木的存在，而讓我倍感親切與溫暖，可我轄區的城中村卻往往意味著麻煩。

　　我和師父巖哥常常在出租屋里處理猝死的中年男人，偶爾也會看到腹股溝插著注射器，死得硬邦邦的毒鬼。他們大多是獨自在異鄉的打工人，沒有親人，就算一兩天不上班，也沒人在意。只有鄰居或者房東聞到臭味了才報警。

　　又一個周末，就在我計劃著去木木那里時，又接到報警，說是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有兩具“咸魚”被發現了。

　　那是廣東民警對高度腐敗的尸體的代稱。

　　我走進那個出租屋，只一眼，這個現場就讓我想起了自己在重慶經歷的事。

　　案發地是城中村最老的那種房子。還在樓下，我就隱約聞到了臭雞蛋味。臭味源頭是三樓302房，房門虛掩著，本該守在門口的派出所民警，都躲在平臺的邊緣呼吸新鮮空氣。

　　案發地同一個小鎮上的小巷

　　我留意到人群里有重案隊隊員的面孔，這不是一個普通命案。

　　房間是正常的兩室一廳，奇怪的是，客廳有一大半區域都鋪著厚實的彩色塑料墊，除了中間的神臺和矮柜，只擺著幾個整理箱。鄰居們反映，這房間經常有陌生人到訪，還總是一起坐在塑料墊上唱歌，大聲喧鬧。

　　這個屋子很可能是個傳銷窩點。

　　這次勘探現場還是巖哥帶我，循著尸臭味直奔主臥，是一張寬大的雙人床，大花被子下露出一雙穿球鞋的雙腳。

　　大花被子已經在尸水的浸透下呈現出一種怪異的烏黑色。

　　盡管戴著防毒面具，聞不見味，可看著飛舞的蒼蠅，還有那被子，我愈發覺得喘不過氣來。

　　巖哥掀開被子的一角：露出一個留著短發的男性頭顱。那是一張腫脹而黢黑的面孔，密集的白色蛆蟲就在眼眶和鼻腔周圍蠕動。或許是盯久了，我覺得死者那對凸出來的眼球，像是要跳出眼眶一樣。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讀大學的時候，不用去一線的教授跟我們吹牛，不要怕高腐尸體，從微觀視角上看，他們不過是一些正在分解的蛋白質和脂肪。他吹得最厲害的那句是：“放心吧！需要解剖的高腐尸體并不多，一年沒兩個！”

　　我才進廣東警隊實習兩個月，就碰上了三具，眼前這是第四具。

　　巖哥在地上鋪了一層塑料布，這才和我一人扯住兩個角，把被子平鋪著抬起來，放到地上。

　　他動作很小心。可無論我怎么看，那都不過是一床被腐敗血水浸透發黑的被子而已，沒什么特別。巖哥對著被子比劃一陣，我才注意到除了腐敗的尸水，被子上還有干涸的紅色斑跡。

　　這意味著人是在床上被殺害的，被子才會沾染鮮血。

　　更奇怪的是，為什么兇手還要專門要用被子，把受害者的臉蒙住？

　　我還在想著，巖哥突然跳上了床。我也想跟著上去，巖哥喊停，要我拿電筒來打燈。

　　他要我用電筒對著尸體的頭部照。

　　我感覺光線一聚焦，蛆蟲蠕動得更快了，巖哥把一大片的蟲抹開。那蟲就爬滿他的手套。他也不管，就要檢驗尸體。

　　我還在發怵，巖哥提醒：“挪動電筒，我要檢查男尸的頸部。”

　　那里的蛆蟲比臉上還密集，因為正是傷口的位置。我看著巖哥用手指探進去，就聯想到兇手一刀扎進死者頸部的樣子。男死者的胸口也有好幾處刀傷，形狀看起來和脖子上的一樣，外套和毛衣上都有對應的破口。

　　這是把人從胸口一刀捅穿？那還往脖子上捅那么多刀，兇手是有多恨這個人？

　　檢查完主臥的男尸，巖哥換了一副手套，就去了客房——民警告訴過我們，這里同樣仰躺著一具女尸。

　　她的手腳被綁，頭上還纏了一圈又一圈的封口膠，這讓她腐敗后的面孔，比男死者的更加扭曲。

　　沒用完的半卷封口膠就扔在她的手邊，床尾的地方還有一個帶著龍紋的暗色刀鞘。

　　有長刀，有封口膠，還有繩子，準備這么充分？

　　這我不由得想起了春節后那宗入室搶劫案，又是同樣的搶劫殺人，這些人都這么明目張膽嗎？

　　重案隊偵查員梁哥和吳勝，也拿著紗布口罩，捂著鼻子進了房間。

　　“有咩料？（有什么線索）”梁哥目光掃了一眼尸體，就火速把頭扭開。

　　站在梁哥身邊的，是他的徒弟吳勝，情況也不好，眉頭緊皺。

　　吳勝發現我在看他，拼命擠出一絲微笑。沒過幾秒，他又忍不住吞口水、憋氣。我感覺他快吐了。

　　我們簡單說了情況，兩個受害者死前都被捆綁，女的傷口很密集，男死者身上則更分散。

　　巖哥把女死者床上那個刀鞘給他們看了一眼，從兩個死者的傷口形態上看，都是被這種長刃刀具捅死。死者穿著日常活動的外套，男死者腳上甚至還是運動鞋。說明兩人可能是被捆著放到床上殺死的。

　　梁哥問，現場大門是不是被撬過鎖？是不是來偷東西的？

　　拍照員聳了聳肩，說沒看到明顯的撬鎖痕跡，但是會撬鎖的慣偷，進門盜竊就行，犯得著把人綁起來殺嗎？

　　梁哥沒有得到肯定的答復，不死心地想問多點分析意見：““就咁（就這樣）？”

　　“還想怎樣？”巖哥轉頭招呼我繼續驗尸了。

　　我看著戴上新手套的巖哥，不明白他為什么不說“被子”的事。

　　我分明記得，就在幾分鐘前，他和釗哥介紹現場情況，強調過被子的遮蓋方式——“這種掩蓋死者，尤其是遮掩頭面的行為，分明是一種羞愧行為。兇手可能和男死者很熟。”

　　那天直到最后，他都沒給梁哥說更多，反而寫了一份在我看來非常“保守”的分析報告。其中有個部分，如實講到受害者的手機和現金都被拿走了，作案動機是謀財。

　　我跟了巖哥兩個月，事事都以他為標桿，但這一次，我不認同他。

　　在我看來，這絕對是一起復仇血案。

　　那年我逃離傳銷窩點后，呼吸常有痛感，校醫說我這是肋間神經痛，開了藥也沒有效果。

　　后來才知道是人受到了巨大的情感沖擊后，因情緒障礙引發的“軀體化癥狀。”

　　自從介入眼前這起殺人案，我就控制不住的想，我被騙進傳銷那天，如果手里有一把刀，會不會因憤怒而傷害那個女生，會不會把派人跟蹤，阻止我離開的經理給殺掉？

　　被非法拘禁產生的怒氣、被騙后的走投無路，都可能引發一起復仇血案。

　　臨到下班，我正收拾東西想去楊箕村看木木，巖哥拋過來一句：明天要加班。

　　約會只能取消。

　　就在我尋思著周末適不適合溜的時候，巖哥又給我補了一刀：“清明節也別亂跑，可能有現場。”廣東墳地都在山上，大量的人群涌進荒山祭拜，容易撞到被藏起來的尸體。

　　我給木木發了信息，她只是簡單地回了一句：哦，知道了。

　　我趕緊又發了兩條信息解釋。木木說：“你只要不是騙我就行，我和你交往就想過有這種情況，只是剛才有些難過，但你的工作要緊。”我向她保證：“我肯定不會騙你，我也害怕被騙。”

　　加班那兩天，荒山上沒有出現尸體，反倒是有一起臨街街鋪里的命案，勾起了我的注意。

　　女受害人身中數刀，送去了醫院的ICU，現場還有她已經死亡的男友。

　　男人躺在血泊的中央，一副典型的中毒征象，手里還捏著一瓶樂果，有機磷農藥的一種。我小時候跟奶奶住，她會在夏天的席子底面抹上稀釋的樂果，這樣就不會有跳蚤和螞蟻之類的爬上床。

　　看完現場，巖哥判斷是男的拿起現場的菜刀把女的砍傷，隨后喝農藥自殺。

　　盡管巖哥和我分析時頭頭是道，可等到匯報時，他又習慣性地藏了一手。只說大概率是男的殺人后自殺，絲毫不提各種具體分析細節，說要等女傷者被救回來，好問清楚過程。

　　周一上班，我們沒等來女傷者醒來的消息，她已經不治身亡。

　　解剖完這對男女的尸體，回到辦公室我的情緒有些低落，不明白為什么一個人那么不愛惜生命，一個家為什么就這樣沒了。我獨自站在辦公室窗口往外望去，白天滿樹紅火的木棉，在燈光下也顯得格外暗淡。

　　第二天依然抑郁的我，得到了巖哥的寬解：“一個人生活絕望之下，做出什么選擇都不奇怪。”

　　我聽到這句話的瞬間，很想給家里打個電話，或者說，我是想和我父親打一個電話。

　　他正處于絕望里。

　　那一年，我父親的小作坊因為市場變化，欠下同鄉二十二萬五千元外債，他再無償還能力。是我替他簽下欠條，也是我來廣東拼命解剖，一具尸體，檢驗尸表30元，動刀子60元，再把一筆筆錢匯回家。

　　他和媽媽心疼我。想要還清債務，我得不吃不喝，處理好3000具尸體。

　　前兩天我和父親還通過電話。

　　那通電話里，他告訴我家里那輛紅旗小汽車壞了，修起來太費勁，干脆賣了。

　　當初家里剛開始做生意，賺到第一筆錢他就買了一輛嘉陵摩托車。奶奶罵了他一個月，他也不在乎，嬉皮笑臉地讓奶奶坐上摩托車，一起去兜風。我奶奶還罵：“有啥子好坐的嘛，顛得很。”

　　后來我上初中，他買了第一輛小汽車，然后換了桑塔納，再后來我上大學的時候變成了紅旗。他對車是有執念的。

　　我問父親出去跑生意怎么辦，他告訴我：“喊車子方便得很，一個電話，人家嘀一聲就來咯。”

　　我再問到什么時候買新車。

　　他沉默了很久，說：“以后生意還沒著落，車就暫時算求咯。”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心理的失落和身體的辛苦疊加起來，一度讓父親崩潰。

　　那幾天，他發現自己直不起腰了，感覺老了，不可能還得起那些錢了。他問母親，能不能喝一瓶樂果，這樣他就不會那么累，死掉以后，也不會拖累唯一的兒子——我。

　　巖哥的那句話讓我想起了父親，我想告訴他，不要絕望，這三個月我已經攢了三千多塊錢。

　　這通電話還是沒打出去。

　　因為我覺得有點可笑，前兩天我和他才通過電話，現在打太“膩歪”了。

　　我想的，就是自己遠在千里外，能做的就是好好實習，多解剖尸體，讓爸媽少操心。

　　加班過后的周一，巖哥讓我去準備工具，他要再帶我去一趟傳銷現場，不為什么，就是要再調查一趟。

　　他雖然嘴上不肯給調查員一個準數，但是該做的努力，一點都不會少。

　　還是同樣的巷子，潮濕而陰暗的后巷，唯一的不同是，整棟樓房為數不多的住客都已經搬走。他們在尸體腐敗最厲害的日子，頂著尸臭都能安心睡覺，可知道這里發生命案后，卻全部落荒而逃。

　　在樓道口已經聞不到臭味，可一推開房門，那些沒人清理的腐敗血水，依然讓空氣里彌漫著隱約的尸臭，兩張床墊上，還有浸潤出來的人形污跡。

　　復查的重點不是提取痕跡物證，而是要尋找新的線索，按照調查的情況，這里可能是傳銷窩點，那我們就得尋找更多的證據來支撐它或者否定它。

　　或許是潮濕的緣故，即使穿著鞋套，踩在客廳的塑料墊子上，總會發出輕微的塑料擠壓聲。

　　巖哥從電視柜下面，抽出了一個白色小黑板，上面依稀有書寫的痕跡，可要辨認出書寫的內容，顯然并不容易。

　　照相員從主臥的衣柜里翻出了一個裝著十幾個人身份證復印件的塑料袋，里面還有四張不同省份的男性身份證。只是上面標注的姓名，都和房主登記的信息不一致，看樣子也不像是死者的身份證。

　　巖哥忙著把那些復印件攤開拍照，而我卻盯上了靠墻的兩個整理箱。

　　那是白色的塑料整理箱，兩端的搭扣是松開狀態，蓋子上沒有任何灰塵，掀開蓋子，我就看見了四個大紙盒。

　　它們塑封都沒拆，盒子封面印刷精美，燙金的字體和簡陋的出租屋格格不入。從商品標注看，這幾個包裝精致的盒子里都是保健品，有螺旋藻，有維生素片，我一下子就猜到，這就是傳銷窩點的“產品”。

　　幾個、十幾個人聚集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一遍又一遍地重復洗腦，大家慢慢開始相信這個“產品”的價值。他們一起吃飯唱歌，聽上級宣講，宣講的重點也不是產品，而是各種騙人的話術，還有對財富自由的憧憬。

　　相機咔嚓的快門聲，還有刺眼的閃光燈，打斷了我紛飛的思緒。

　　巖哥在床頭柜里，翻出了一個通訊錄。半個巴掌大，黑色封皮，里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幾百個電話號碼，有些號碼已經劃去，有些標記了五角星。

　　他把身份證和通訊錄送回去的當天晚上，公安系統里馬上就查出了一個關鍵的號碼，傳銷受害人：段長江。

　　在2003年4月中旬，段長江從傳銷窩點跳樓逃跑時摔斷了腿，有人報警后，警察和醫生趕來把他送去了醫院。那個傳銷窩點的人都怕擔責任，全部四散而去。

　　國慶節前，段長江腿好之后，還去派出所追問過案件進度，他想要騙他的人賠他醫藥費和誤工費，可他既說不出那個窩點頭目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們去了哪里。

　　找不到窩點的頭目，段長江也及時得到了救治，派出所根本沒把這事當成什么大案子，事情也不了了之。

　　“你猜段長江的傳銷上級是誰？”吳勝雖然是廣東人，但和他師傅梁哥不一樣，他每次和我說話都是普通話。

　　吳勝告訴我，他跟著梁哥查閱了當時的筆錄，段長江描述中，那個窩點的大頭目正好是一對三十歲出頭的夫婦。

　　段長江成了理所當然的重點嫌疑人。

　　我拿著段長江的資料，從檔案室把當初的驗傷檔案找了出來，吳勝要拿著存檔的膠卷底片去沖洗，這是他們能找到的最清晰的照片。

　　本以為有照片又有身份資料，找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過了兩三天都沒有消息傳來。

　　周五早上我跟巖哥去看了兩具猝死尸體，下午整理好檔案，我就癱在座椅上，一邊翻著內網技術論壇，一邊給木木發短信聊天。我再三保證周末一定請假，一起去逛天河城，吃大餐的時候，巖哥從外面走了進來。

　　“去派出所，他們找到人了。”

　　我本以為會在留置室看到段長江，結果他卻坐在派出所一樓的接待室，身前還放著礦泉水和煙灰缸。

　　段長江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看起來高瘦而白凈，穿著灰色夾克衫，北方口音。梁哥和吳勝本來正和他聊天，看到我們就停了下來，讓我去提取血樣和指紋。

　　段長江伸出手掌，手掌暖和而干燥，除了采血針扎進去的那一瞬間，我沒有感受到一絲顫抖。

　　吳勝送我們出門的時候，遞給我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段長江唯一的鞋子。

　　吳勝告訴我，段長江同宿舍的工友反映，他只有這一雙球鞋，如果沒能在上面發現血跡，那就只能把他先放回去。

　　兇案已經發生好幾天，衣服上就算有血跡肯定早就清洗過，現在只剩下這雙一看就很久沒洗過的鞋子還有希望。

　　負責這個活兒的人是我。

　　大學上法醫物證課的時候，我們也做過實驗，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老教授拿了幾管血，有狗和豬的，也有人的。四個人的實驗小組，總共三個樣本，也只配了三根試劑條。老師告訴我們，試劑條貴，得省著用。

　　實驗很簡單，血跡擦下來，用半毫升的水浸泡幾分鐘，把試劑條往里面一插，一條杠是陰性，兩條杠是陽性，陽性就代表那是人血。我一度認為這根本沒有教的必要，任誰一看試劑條的使用說明書都能學會。

　　等我面對這雙球鞋時，我才發現自己太天真了。

　　原來判斷有沒有血跡，最難的根本不是最后插試劑條那步，而是怎么發現它。血跡并不會和在實驗室一樣鮮紅醒目，沾上灰塵，再自然干燥氧化之后，濃度高的血跡會變成暗紅色，而濃度低的只是有些發黃。

　　布滿灰塵的深藍色球鞋，鞋面鞋底都有深淺不一的斑點，要辨識那些污跡到底是不是血跡，靠肉眼顯然不可能。

　　我按照巖哥的指揮，用折好的濾紙一點點蹭擦那些斑跡，然后看著他把刺鼻的試劑滴上去，期待著有一個變藍的陽性反應。我們用了大半瓶聯苯胺，也沒發現一處斑跡有顏色變化。

　　段長江的嫌疑暫時被排除。吳勝告訴我，他們把鞋子退回去的時候，還給對方塞了一包煙。

　　段長江很高興，不是因為煙，而是因為他知道了那對夫婦的死亡。

　　“活該！他們早就該死了！”

　　段長江認出了那對死者，盡管他并不知道對方姓名。

　　2003年，段長江的老鄉老張告訴他，廣東這邊待遇好，工作輕松，大把大把的機會。中專學歷的他，以為最差不過是進廠，結果老張卻是把他從廣州火車站，轉了幾個小時車帶進了傳銷窩點。

　　三房一廳的房子住十幾個人，老張就是這窩點的管理人。段長江的身份證被扣了下來，重復的上課再上課。

　　聽了半個月的成功學，參加了一次又一次激昂的成功分享會，段長江被迷惑住了，覺得自己馬上要發財。

　　結果他給所有的親戚朋友打了一遍電話，都勸他：“你還是安心進廠找份工作吧！”

　　段長江身上的錢眼看就要花完，終于急了，也開始懷疑起帶他來的老張和上課的經理。他想退出，但不想空著手走，還要拿回屬于自己的錢。

　　只是當初說好退出就還錢的老張卻翻了臉，不僅不退錢給他，還把他的身份證扣了下來。

　　沒有身份證，出去了也沒辦法找工作，只能回老家補辦。可到了現在，段長江卻連回老家的車費都沒有。

　　段長江覺得是騙他過來的老張坑了他，兩人在出租屋里從吵架演變成打架，最終兩人被其他人拉開。可這時候他發現，無論他去哪里，都有兩個人跟著他，他這才明白原來想走都沒那么容易。

　　4月中旬的時候，他終于找到機會，從老張的床鋪下面摸回了自己的身份證，還從對方的口袋里拿走了八百塊錢。

　　可惜他在準備出門的時候被發現了，他沖進廁所，從二樓窗戶摔下來，左腳輕微骨折。

　　等警察把他送進醫院，再回頭找那幫傳銷人員時，房間里已空無一人，老張的電話再也無法打通。錢沒掙著，還花了不少醫藥費，他不死心地去派出所問過幾次，結果案子卻沒有任何進展。

　　他去當初那個傳銷窩點轉悠了好幾次，卻沒有找到一個認識的人，不過他運氣也還好，在腳傷養得差不多之后，終于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售貨員工作。

　　聽到段長江逃出來的經歷，我不禁有些唏噓。

　　2000年后的那幾年，傳銷這種騙局才剛剛上電視，沒怎么被老百姓熟知。那也是傳銷相當猖獗的幾年，誰都可能接到親友的電話，然后就徹底消失。

　　雖然我也被騙去了傳銷窩點，不同的是，我只花了一天一夜就結束噩夢。而段長江耗費兩個月，付出了慘重代價。

　　我知道當時騙我去的女生的住址，每年回老家過年的時候，我想去卻從沒去過。

　　段長江也告訴我們，他從沒回去找過這幫傳銷的人，他很慶幸：“我沒有選擇報復。”

　　段長江熟悉這個傳銷團伙的人員，這讓重案隊看到了曙光，加上現場搜出來的那一沓身份證，一個龐大的傳銷團伙，在我們面前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圍繞著那個發生命案的出租屋，方圓三公里，多個外工村就有段長江當年所處的傳銷窩點。他們通常都是十幾個人住在一起，經常換不同的人分享上課。

　　而這對被害的夫妻，就像是走穴一樣，會到各個窩點授課，學員們都管那個男的叫陳經理，女的叫何經理。

　　學員們不知道這對夫妻的具體身份。

　　而段長江口中的介紹進團伙的“老張”，每個團伙成員提到這個人，都是很熟悉的樣子。

　　段長江告訴我們，這個老張很可能也是頭目之一，此人真名叫張永安。

　　“張永安肯定知道受害者夫妻的身份。”

　　命案發生的出租屋，距離段長江摔傷的地方，只有不到兩公里，可張永安卻早已不在那里。

　　不過老秦覺得，上百人的傳銷團伙，就算是這對顯然處于“高層干部”的夫婦死了，整個團隊也不可能馬上解散消失。只要找到張永安這種窩點頭目，就有可能確定死者身份，甚至可能順藤摸瓜找到兇手。

　　重案隊在經過這么多天調查后，形成了共識，他們試圖推翻巖哥的分析報告——此案系謀財。

　　他們說，這宗命案就是團伙內的復仇，不然兇手敲不開現場的房門。

　　老秦一聲令下，重案隊加上轄區派出所的治安員，開始圍繞著查到的幾個傳銷窩點，逐漸網格化核查住戶身份。

　　重案隊忙得腳不沾地，這時技術隊就閑了下來。那個周末我在天河城見到了木木。

　　天河城算得上是廣州最繁華的地方，涌動的人頭還有排得很長的結賬隊伍，就像是這里東西不要錢一樣。可一路看下來，盡管到處都掛著二折三折的牌子，依然比我想象的價格更貴。

　　之前遇到案子我總喜歡和木木嘮叨兩句，可這個傳銷案，卻讓我怎么都說不出口，哪怕她不會因為我被騙進傳銷的往事而嘲笑我，卻也擔心影響自己的形象。心里藏著事讓我有些沉默。

　　木木問：“你有什么事情瞞著我？”

　　我搖了搖頭，說是擔心手里的工作，有命案沒破。

　　木木皺起眉頭，審視的目光讓我格外難受，這個微不足道的謊言，像尖刺一樣扎得我心口隱隱作痛。

　　就在我以為她會生氣時，木木伸手與我十指相扣：“周末就別想那么多，一起去吃雪糕吧。”

　　星期天下午，我回到局里，撞見重案隊的吳勝在跑步，我好奇的追問傳銷命案的結果。

　　吳勝告訴我，梁哥他們今天剛剛出差，說是去山東張永安的老家。我發現吳勝的神情有些失落，作為和我一樣的實習生，他不可能跟著出差。帶教的師傅走了，他沒事干，精力無處發泄，就圍著公安大樓跑圈。

　　幾天后，重案隊的梁哥回來了，押著兩個戴著手銬腳鐐的嫌疑人。

　　其中一個是我們一早就聽過名字的張永安，另一個叫做王江輝。

　　張永安是2002年夏天的時候，從山東老家被人騙過來的。

　　騙他的就是男死者陳新華，女死者叫做何佳萍，是陳新華的老婆。

　　張永安到廣東時，陳新華夫婦的傳銷團伙已經初具規模。一番游說之下，張永安雖然知道傳銷不合法，可卻認定這是個發財的機會。他口才不錯，發展出了十個下級，兩年下來，他也算勉強賺到了兩萬左右。

　　可真要算起來，除了電話開銷，這個錢還沒有進廠打工賺的多，這和張永安最初的期望可差太多了。

　　他不止一次偷偷計算過，這個超過兩百人的傳銷團伙，每年能夠創造近百萬的收入。盡管陳新華平時很低調，住的地方也很簡樸，可張永安知道對方每年都往老家匯很多錢。

　　看著對方吃肉，自己只能喝湯，這讓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但他作為一個窩點的管理者，也不舍得放棄。

　　直到那天意外降臨，他的下線段長江爬窗墜樓，他慌了神，第一時間給陳新華打了電話。隨后按照對方的吩咐，窩點的人當天就拆散去了其他出租屋，張永安一下子成了光桿司令。

　　他找到陳新華夫婦，想要一個新傳銷點的管理權，可陳新華卻覺得段長江事件是張永安惹的麻煩。他不僅不給張永安新的窩點，還把他張永安降到新人的待遇。

　　張永安越想越氣，他覺得自己本來是元老功臣，現在卻被打壓，被斷了發財的路子。

　　看不到發財的希望，張永安心灰意冷，他找到當初被騙過來幾個老鄉，一一解釋。

　　他把所有責任推給了陳新華夫婦，還自己掏腰包補貼了兩個老鄉的回家路費。

　　其中一個老鄉，就叫做王江輝。

　　王江輝總共只發展了三個下家，也沒賺到什么錢。在那個窩點的時候，王江輝也是張永安的副手。傳銷窩點的拆分重組，同樣讓王江輝的地位一落千丈。

　　兩人回到老家后，在城里各自找了新的工作，可山東小城市的工資收入很低。張永安本來覺得兩年賺兩萬很少了，可在老家打工之后才發現，這里的工作更辛苦，卻連兩萬可能都賺不到。

　　那天，張永安買來酒菜，把王江輝約過來，一肚子怨氣的兩人，決定返回廣東，要回“屬于自己的錢”。

　　兩人的計劃并不復雜，他們提前準備好了繩索和封口膠，一人一把新買的帶鞘長刀。看準家里沒人的時候，想辦法開門進去藏著，等陳新華夫婦外出講課回來，就控制住二人，逼他們交出銀行密碼。

　　張永安和王江輝戴上了提前準備好的頭套，等到晚上七點多，在夫妻二人進了主臥后持刀沖進去。

　　陳新華夫婦根本不敢反抗，被綁住了手腳，張永安先是用刀刺破女人肚皮，逼問出密碼，然后又用膠布封住女人的嘴。他到另一個房間，用刀捅進不肯說話的男人肚子，得到了相同的密碼。

　　夫妻倆說的密碼一致，王江輝開始催促著離開，可張永安卻總覺得陳新華認出了自己。

　　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他先后走進兩個房間，殺死了這對夫妻。

　　可就算這樣，張永安還是覺得不保險，他讓王江輝在夫妻二人的脖子上補幾刀，這才開始放心地搜刮財物。

　　屋子里的現金只有兩千多塊，倒是有四個手機，和幾件金飾。張永安知道大頭還是在銀行卡里，可他忘記了，提款機一天最多只能取兩萬現金。

　　回到老家后，兩人約定躲避一下風頭，可張永安卻按捺不住，在住處附近的提款機上，再一次取了兩萬現金。

　　就是這一次取錢，讓張永安暴露了行蹤，重案隊在出租屋抓到他時，從枕頭下搜出了現金和銀行卡。張永安手機上，他和王江輝聯系的幾條短信息，都還沒來得及刪除。

　　偵查員用張永安的手機，輕松地把王江輝約出來，一網擒拿。

　　案件告破，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原先包括重案隊大部分人的猜測和我一樣，認為這是一樁復仇命案——兇手的口供里卻講得很清晰，最開始他們也是單純為財，最后才臨時起意，殺死了受害者。

　　作為一個菜鳥，在這個案子里，我敢說我收獲了很多，比如看到了公安刑警和法醫局限性的一角。

　　但是對于這兩個兇手，我只感到困惑。

　　為了一筆橫財，為了一夜暴富，就把他人的生命視作草芥，我看著他們作案的過程，總覺得有些不真實。

　　我試著在心里重復巖哥寬解我的那句話：“一個人生活絕望之下，做出什么選擇都不奇怪。”

　　但這兩人真的絕望嗎？

　　他們最初都是受害人，因為被騙，才加入的團伙，但是他們因為發財夢甘愿做幫兇，最后成了兇手。難道這一路上真的沒有回頭的機會？不對，同樣陷入傳銷，身無分文的段長江，摔傷了腳都沒有想過殺人報復。

　　而我更像是沒有咬鉤的魚兒，只是帶起了一圈漣漪。

　　絕不絕望，是人選的。

　　案子過去，我到現在也沒有跟木木講起自己被騙進傳銷的事。

　　只是她常常調侃我，說我是缺少溫暖，缺愛的家伙，我卻根本無法反駁。

　　我從記事開始，父母就在外地打工經商，我一直和奶奶生活，她也因此偏愛我。

　　關于這個老太太我了解的不多，只知道她經歷過1949年，國民黨戰敗，很多有錢人逃亡臺灣。她在一個富人家做傭人，那家男主人是工程師，女主人對我奶奶極好，要帶她一起逃。

　　奶奶說不要，她在老家是有分三畝土地的。她認為一個人要有土地才有未來，一個國家也是一樣的。

　　后來，因為作傭人的這段經歷，奶奶成了村里最有見識的老太太，她不僅會抽煙，還會吐煙圈，她說這樣比較“時髦”。我從小就陪她坐在椅子上，感受白色的香煙霧彌漫在她周圍。安靜祥和。

　　村里其他老太婆，連幾句話都說不清楚，奶奶的煙霧里，卻有一籮筐的人生小道理。她在我父親生意最好，買車的那段時間，告訴我：“你爸就是假精靈（精明），猴兒掰包谷，掰一根丟一根，靠不住，你只有好好讀書這條路。”

　　她還愛說爺爺的壞話，說爺爺更喜歡堂姐，因為堂姐背起來輕，說我背起來重得像秤砣。

　　她卻愿意背著我，走長長一段路去醫院：人生的路，負擔重一點也行，大不了牽起走嘛。

　　在諸多絕境里，我離家千里，卻總能想起奶奶在煙霧里的話語。

　　我記得自己面對鮮血和尸體的惡心。可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的一部分，我要接納它。

　　父母的電話也很少再打給我。很多年后，母親才告訴我，父親賣車時不止一次想到了死，是母親狠狠罵了他，大不了賣了家里所有東西，去廣東陪兒子打工，兒子已經實習，馬上要當警察了。

　　這個時候去死，父債子償，不還錢才會讓兒子的名聲壞掉，那才是真正的拖累。

　　父親沒有逃避他的擔子，那瓶樂果，他沒喝下去。

　　這個案子，這些家事，不過是我法醫之路的起點，負擔重了一點，不過沒關系，我會慢慢走下去。

　　絕不絕望，是人選的。這是故事里讓我感觸最深的話。

　　我去年到廣東，和小刀聊起他的這段經歷，他知道我喜歡咖啡，專門找了一個舊廠區改造的咖啡店。

　　可能是因為咖啡太好，去的時候已經沒座位了，就要走的時候，窗戶外有個東西吸引了我——

　　那是一個巨大的工廠煙囪，原本覆蓋水泥的外殼有一破裂處，長出了三角梅。

　　它在自己不該出現的絕境里生活得挺好。

　　另外一件小事，是這篇故事的編輯曾經也在廣東工廠做過工。

　　他說自己聽過最絕望的對話，是工廠女工們插著幾厘錢工價的電路板，在那算插幾百個能不能換一塊磚頭，寄回家給爸媽蓋房。

　　然后她們賺的錢才能當作自己的嫁妝。

　　他覺得女工們太苦了，后來過了幾年，他回去發現有個女工沒結婚，但自己開廠了。

　　“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這也是我喜歡廣東的原因，在這里，我見過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和人。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故事，可以，特別好，但看到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