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年輕人素未謀面的心靈故鄉。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歐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點下班、假期以“月”為單位的躺平圣地，是社會福利高、性別平等的童話王國。

八年前，永晴也是懷揣著這樣的憧憬去到北歐。然而，在那里留學、工作了五年后，她卻做了一個“反向”的決定：逃離北歐，回國，去上海工作。

從令人向往的曠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軌道，永晴沒有后悔。許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對她來說卻要付出健康、快樂的代價。

永晴說，普通人做選擇，要么是堅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堅定舍棄討厭的。經歷過這一遭，她終于想清楚，自己屬于后者。

以下根據她的講述整理。

去北歐重啟人生

2015年，我帶著塞滿鍋碗瓢盆和厚衣服的兩個大箱子，從上海出發，在莫斯科轉機，經歷十幾個小時的漫長飛行，才終于抵達這個仿佛世界盡頭的地方，丹麥。

許多年后，我在網上刷到想要“重啟人生”的年輕人，和我當時的狀態很像。落地丹麥時，正是8月，日不落的盛夏，讓我的心情明亮起來，也讓我覺得，來到北歐，真的可以重啟人生。

大學時，我曾在上海有過一段實習。那時候“內卷”這個詞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學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著。如果穿著隨意、沒有背名牌包，會被自己的領導看不起。

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實習生，如果成為了正式員工，不是更可怕嗎？因為這段經歷，畢業后我沒有直接工作，而選擇了gap。可gap后生活并沒有變得更輕松，外界的壓力依舊讓我喘不上氣。輔導員會一直給我打電話，問我為什么不找工作？親戚、朋友、新認識的人，見面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賺了多少錢？”

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評價體系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變得焦慮。也是那個時候，我了解到北歐留學。當時網上對北歐的形容和現在類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風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開始？

8年前，國內關于北歐留學的資訊還很少。我上網查詢申請需要的資料，自學考出雅思，又自己寫好文書、投遞申請。幾個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麥幾所學校的offer，最終選擇了一所位于丹麥小城市的大學，學制2年，提供獎學金覆蓋所有學費，能緩解我的經濟壓力。

剛到北歐時，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學校外和別人合租了一間小屋，有時獨處，有時結伴。離開了不想面對的環境，來到了一個什么人都不認識的地方，肉身的逃離，精神的自由，讓我覺得可以成為任何樣子的人。

丹麥的夏天就像童話世界，藍天，白云，滿眼都是綠色。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公園里，十六、七度的氣溫正是最舒服的時候，萬物生長，百花齊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得讓我希望這個瞬間能夠永遠繼續下去。

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著手機和地圖在原地轉圈，一個大叔停下來，用英文詢問我是不是需要幫助，然后直接帶我去了目的地。還有一次在公交車上，路邊有一個人摔跤了，帶著傷上車，車上有一半人都關心他“怎么樣了？”最后有一個人對他說“這樣不行，你一定要去醫院”，就帶著傷者下車，一起去醫院了。

除了我之外，學校里幾乎沒有中國人。北歐人在學業上不像國內那樣卷，對他們來說，上大學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沒什么，讀書深造的前提是內心喜歡。比起卷學習強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標準，他們更在意自我價值的實現。

我們從小被教育要“聽話”，但北歐人卻不是，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課，老師說要給我們留作業，我已經準備開始記筆記了，結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麥同學都表示反對，說：“老師，你不應該留作業，教學大綱上說這門課是沒有課堂作業的，所以我們拒絕這件事。”

長冬、孤獨和歧視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個冬天來臨的時候驟然結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觀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來在高緯度地區，真正的夏天只有兩、三個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歐之前，我覺得不就是冷嗎？在外面我多穿點衣服，在家里我開暖氣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發現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樣，它沒那么冷，那幾年沒下過幾次雪，也沒有幾次氣溫降到零下。

真正顛覆我認知的是黑。丹麥有一半地區位于沿海，導致陰天、刮風和下雨是常事，天總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點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課的時候，我出門，天是黑的。下午三、四點鐘放學，天又黑了。整個冬天，幾乎見不到陽光。

北歐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區，但也是季節性抑郁高發的地區。這種抑郁因漫長的黑夜與糟糕的天氣衍生而來，會持續一整個冬天。在北歐的第二個冬天，我出現了一些季節性抑郁的癥狀：沒日沒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時候，就開始頭痛。

我咨詢身邊的人有什么應對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薦了光療燈。一種北歐人家里常見的小燈，放在桌子上，能模擬太陽光的照射。我也去過那種美黑沙龍，可以整個人躺在里面“曬太陽”。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實習，每天四點下班，回到家吃飯、洗澡，然后從五、六點一直到睡覺前，我用各種方式來填滿時間，曬燈、做手工、看電影、健身、和人聚會，讓黑夜顯得不那么漫長。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這些方法已經逐漸失效。孤獨，讓我的抑郁越來越嚴重。

交朋友很難，丹麥人的社交圈較為保守，交友圈可能從中學就固定了，幾乎不交新的朋友。他們對于家庭的重視程度超出想象，會定期回家和家人團聚，新員工入職時也會介紹自己的孩子。丹麥人喜歡問“你的夢想是什么？”而他們的夢想大多很簡單：去鄉下買一幢房子，生幾個孩子。

這可能和北歐的氣候有關，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過與人團聚、交往來抵御冬天與黑夜帶給人的孤獨。對孤零零去到北歐的我來說，這一切格外難熬。我也嘗試過在運動、社交時認識新的朋友，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爾出來喝一杯，不會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摸黑出門，去不同的超市亂逛，不為買東西，只是為了找點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歐，除了少數的超市和酒吧，幾乎沒有商家在晚上營業，連商場都關門得很早。到了禮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開門了，整座城市靜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聲尖叫，也不會有人聽到。

隨著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況變得更糟了。丹麥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幾乎都關門了，同一空間的人需要間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

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越來越明顯的歧視。大部分時候，丹麥人很平和，但當他們面對來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時，還是會有一種隱性的歧視。聊天時，我想念中國有很多好吃的，對方卻說：“中國不是還有很多人吃不起飯嗎？”

疫情期間，他們甚至丟掉了這一層“虛偽”。平時對我很好的同事，會在我感冒時大喊“新冠”，讓我離他遠一點。走在路上，會被流浪漢罵“滾回去”，我想要和他爭論，結果我明明是被丹麥語傷害，還只能用丹麥語反擊。

糟糕的天氣、孤獨的情緒和加劇的歧視疊加在一起，讓我的季節性抑郁變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請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門，除了拿外賣、洗澡和上廁所之外，就無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兩、三點迷迷糊糊睡著，五、六點又醒了。抑郁緊接著影響到了飲食，最嚴重的時候，我一個禮拜瘦了7斤。

我去醫院掛急診，醫生說我沒有抑郁，冬天都是這樣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醫生，第一個醫生是丹麥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難以感同身受。我又換了一個別國的心理醫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緒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負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在那個冬天的一個夜晚，我獨自去ATM機取錢，第一個ATM機壞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鐘，想找另一個ATM機試試。天空突然開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鏡上，化成了水，眼前變得模模糊糊，風也夾雜著雪鉆進我的脖子里，變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數完錢，小心放進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風大得讓人踉蹌，我一邊把手放在兜里擔心錢的安全，一邊饑腸轆轆地走進附近唯一一家開門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熱湯飯，或者是一些熱氣騰騰的，能讓身體暖和起來的東西。但晚上8點多，超市里的東西幾乎都賣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蘿卜，還有速凍的漢堡和披薩。

那個瞬間，我下定決心不要再過這種生活，我要回國。

躺平的代價

剛畢業的時候，我很認真地考慮過，是留在丹麥工作，還是回國？

我詢問了幾個國內的朋友。一個朋友在大廠工作，她告訴我她的現狀：大小周、加班嚴重，然后發來了頭頂上因為激素失調斑禿的照片。另一個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因為壓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們跟我提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工作里的內斗嚴重，讓我想到了在上海實習的經歷。出于恐懼，我決定先留在丹麥找工作。

丹麥是一個熟人社會，找人修洗衣機、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紹，包括找工作。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機會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顯得困難重重。我投了幾百份簡歷，有過一些面試，但都沒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學幫我內推了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朝八晚四，沒有考勤、加班、績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個小時。一開始我覺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來，自由卻成為了缺點。躺平和摸魚是很爽，但時間長了，我難以獲得成就感。我做出來的東西，做得好是這樣，做不好也是這樣，沒有人給我反饋。我的領導一直都是丹麥人，外來者的晉升機會很少。

入職時，我看著合同里寫著30多天的長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兩年以后，卻發現我從來沒有真正休過假。

因為我總在“逃離北歐”。對當地人來說，放假就是純粹休息，可對我來說，一個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國待1-2個禮拜探親，然后，我要去太陽多的地方療傷，治愈我的“季節性抑郁”。

北歐是一個高福利社會，失業金很高，哪怕沒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職場上沒有三十五歲的年齡焦慮，制度上做到了相對的性別平權，教育、醫療免費……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這意味著要保證在至少四年、最晚八年的時間里不能失業，達到一定的工資水平，考過丹麥語，并且關注每年變化的政策......同時，從畢業起，就需要繳納46%的個人所得稅。作為一個沒有身份的人，一旦失業，就連簽證都沒有了。

北歐人的“躺平”是放棄自己、野蠻生長，但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國人來說，“躺平”僅僅是找一個雙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識到，我永遠不可能像當地人一樣在北歐做到真正的躺平，因為我已經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價和努力了。

向往躺平，要學習語言，練習融入，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極端的天氣與孤獨。

向往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就得默認你的電話、住址乃至購房的價格都在網上統一公開。我曾經因為難以接受設置了關閉，那段時間我回國休假，往國內的銀行卡匯過幾筆款。丹麥的銀行像質問金融詐騙犯一樣地給我打電話：“為什么不讓我看你的個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為什么要往國外匯款？”

而免費又具人文關懷的就醫體驗背后，是緊張的醫療資源。我得過一次良性腫瘤，先是從診所到醫院輾轉了三個地方，終于等到排隊做手術，期間因為有病情更嚴重的病人，又兩次延后了手術時間。醫生們的態度都很好，但實在是太漫長了。等我做完手術，距離第一次去診所看病，已經過去了半年多。

在北歐，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都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離開北歐，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

在這個世界上做選擇，一種是堅定選擇喜歡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種是堅決舍棄不喜歡的，其他再好也不看。

在北歐的五年，讓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緯度地區孤獨地生活，因為這會影響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金錢、自由、卷還是不卷，已經不在考慮范圍內了。

我辭職、退租、捐衣服，把這五年所有的生活濃縮成兩個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別，一個歐洲女孩，我們約好出去喝一杯。但因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飯店都關門了，房東不允許我接待外人，最后，我們在零下幾度的大風天里走了一個小時。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氣旁坐了十分鐘，才漸漸恢復體溫。

這就是我關于北歐的最后一個告別。2020年，我逃離了北歐，這個讓我又愛又恨的地方。

因為疫情，回國后我需要先隔離兩周。隔離群里有人討論盒飯“不夠好吃”，但當我收到盒飯，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國菜時，我哭了。像這樣的盒飯，我每一頓都認真吃完了。

我開始慢慢適應回國后的生活。一開始我覺得一切都太快了，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騎電瓶車的人騎得很快、連電梯上都有人在著急走路。每一次紅燈結束，綠燈亮起前的兩、三秒，一定有人摁著喇叭喊你走，我常常發出像表情包一樣的驚嘆，“好多人啊”。

但隨著我曬到陽光，吃到美食，我的體重開始恢復，作息、飲食變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葉，看到路邊有網紅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

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崗位。但到了面試，我才發現我的選擇余地很小。北歐的幾年工作可以說是“養老”，不要說人情世故，連純粹的職業技能，我都比不上實習生。面試官問我“這個會不會”時，我只能回答“不會”。

我也焦慮過一陣子，但我想，這不就是我回來的原因嗎？我試著努力考證、學習，最終進了一家外企，成功轉了行。

我意識到，即便是在內卷的環境里，我也是有主動權的。我可以選擇去什么樣的公司，過什么樣的生活。

這段經歷讓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沒有烏托邦。換一個環境，有時候并不能解決問題。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權衡利弊。

北歐的生活不一定對每個人來說都會這么糟糕。只是在繞了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氣對不想要的東西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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