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田野逐漸深入，胡明將觀察拓展到了中國商戶與當地人的交流上。僅對于溫德和克的中國城來說，中國商人們并非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融入當地——他們不愿意學習當地文化，又大都想要回國；在經濟的驅動下，他們近乎生硬地切入當地社會。

文化的交互，是在充滿誤解、甚至是近乎粗魯的對碰中逐漸形成的。

然而在見證過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碰撞和笑鬧后，她意識到，論文中的理論韁繩套不住現實中鮮活的細節，中國店主們和當地人之間浮現出的信任和關懷，與那些冒犯和偏見摻雜在一起，是經歷過重重打磨后形成的習慣。

這份信任，不是抽象化的美德，而是和偏見與隔閡一起，成為了更加厚重的日常本身。

中國城節律

溫得和克中心城區街道干凈平整，馬路寬闊，沿著山坡平靜地起伏，道路兩旁的房子被擋在高高的院墻后面，三角梅沿著院墻的鐵絲網橫著爬滿整條街。在德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教堂前，或是歐洲風格的主街上，彈吉他的歌手唱著曲調快樂的歌，整首歌只有一個單詞：“Namibia, Namibia, Namibia”。

往北，風景開始有了變化，路兩旁出現小型工廠，或已廢棄或持續地冒著煙；再往北，“福建商城”幾個大字映入眼簾，標志著中國城區域已到；繼續向北，就是當地人的聚居區了，鐵皮瓦圍成的房子漫延開來，向天際線鋪展，沿街有售賣啤酒和雜貨的窗口，偶爾路過的一個小酒吧里，音箱大聲放歌，毫不客氣。

從市中心到遠離市區的當地人聚居區，都散落著中國人開的雜貨鋪。而各處的中國商人都會來到“中國城”進貨。

說是叫中國城，不如說是個中國商品的批發市場。這里居住的華人不過千，對他們來說，這片批發區的名字要更復雜細分，“中國城”僅代表1998年第一個由中國人建起來的大院子。從那之后，新建的每個大院都以建立者的家鄉命名：福建商城、亞洲城、丹東城、新東方城……不同級別的行政區劃坍縮成一個個扁平的名字，標志著建立者的家鄉，再被掛在被高墻圍得嚴密的大院里。

早上七點半，中國城開始熱鬧起來了。當地黑人員工沿著馬路從家走到中國城，坐在門口等店主來開門；將近10個當地小販，沿街撐起遮陽傘，架起烤肉架子、在地上擺上水果、把飲料和巨大的冰塊一起放進箱子里冰鎮著。

最先開門的是批發店鋪。七點半，店主們將掛著兩把銅鎖的大門拉開，吵鬧聲和清早的空氣一齊涌進店里。

一走進店鋪，整個世界都繽紛、雜亂了起來。店主們一般不重視裝潢擺設，五六十平米的店鋪擺滿了半米深的鐵架筐，20納幣（2019年時1納幣約合0.487人民幣）5對的襪子一筐、10納幣一件的內衣一筐、褲子一筐、T恤一筐，不同顏色混在一起，花花綠綠。有的甚至連鐵架筐也免了，加厚塑料袋被衣服撐起了一個個圓柱，擠在一起，立在地上。墻上、角落，各處能利用的空間都擠滿了來自義烏和廣州的小商品，仿佛打開柜門，就會有夾在縫隙的舊貨掉出來。

等過了八點，著急進貨批發的當地小販就背著大編織袋急匆匆地撞進店里，將編織袋往地上一堆，徑直走向店里的一筐筐貨物。在這商品的迷宮中，進貨的小販輕車熟路地穿行，找到需要的貨，抱在懷里走到收銀臺前，整個過程不超過3分鐘。在走向收銀臺之前，他們就已經算好了要付的價格。

過了早上進貨的階段，中國城逐漸安靜下來。日光發白，擺在門口的商品在太陽的直視下漸漸褪去了顏色。店鋪里相對昏暗，外面的陽光又明亮刺眼，店里的人會不自覺地追隨著光源看向店門口，看坐在那里曬太陽的當地工人在強光的對比下變成一片片剪影，看外面卷著風沙的馬路被日光曬得慘白，看路上零星出現的行人，再次瞇起眼睛嘟囔一句：“太窮了，這也沒人啊。”

等到冰鎮飲料箱子中的巨大冰塊化成水，又順著箱子裂縫，與其他箱子里的冰水匯成小溪，就是下午該收工回家的時候了。

下午四點半，日光由白變成橙，清晰地勾勒出旱季山丘的紋路。這時，第一批下班的是當地員工，他們沿著馬路向遠處的山丘慢慢走過去。大概半小時后，第二批回家的是店主們。盤點結束、窗門鎖好，他們便從獨自經營的小店中走出來，和經營其他店鋪的家人匯合，買些菜后回家。

最后一批回家的是沿街的小販，中國城下班的時間，是他們生意的高峰期，分裝好的蔬果，平平地碼了一地。回家做飯的店員店主們，會將這一袋大概5元人民幣的蔬菜水果買走。

六點鐘左右，當蔬果小販將剩余的貨物堆回后備箱后，那條白天里熙熙攘攘的馬路，就突然就變得安靜了。出于對安全的顧慮，住在大院里的中國居民只在院內活動。等拉水果的小轎車開走，這條路呈現出空無一人的寬闊，遠遠駛來一輛大貨車，整片中國城的空氣開始輕輕共振。

等到月亮逐漸變亮，給院子照上白光，中國城仿佛變回了一個普通的批發市場，除了門口人力控制升降桿的保安是當地人，再看不出一點是在非洲的影子。小孩子三五成群在院子里跑動，店主們坐在店前分西瓜，一些批發店鋪晚上再次掛起燈營業，等著在城市里其他地區開店零售中國商人前來進貨，一家店鋪前甚至架起了顯示屏，幾個店主在顯示屏下跳起廣場舞。

似乎月光在逐漸照亮中國城的同時，也偷偷將這片土地移回了中國。

小猴子，大猴子

我可以用刻板印象框住這里的中國店主和本地員工：店主們來納米比亞之前，通常做一些小生意，他們被親戚朋友帶到這里；或直接開店，或先幫親戚朋友打工，攢下本錢后獨立開店。

在中國城的當地員工或多或少有一些共性：這里的就業率極低，沒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當地人找工作更像是在撞運氣；在成為中國店鋪的幫工之前，他們可能做過廠工、保安、酒吧服務員。

這也是一群在首都溫得和克漂泊的外鄉人。為了工作，他們用300納幣（也就是工資的五分之一），在距離中國城步行距離1小時左右的貧民區租一個沒水沒電的鐵皮房子。很多當地員工將小孩放在老家，由父母或妻子撫養，然后定期在中國城的銀行小窗口寄回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

一些人借著在中國城工作的機會進貨，帶回到貧民區的小店鋪售賣。逐漸積累自己的本錢，成為小商戶。但并非所有人都這樣幸運，如果他們有孩子、弟弟妹妹或者年邁的父母需要資助，每個月就幾乎不會有錢剩下。

與他們的中國雇主相比，相比于“短時間希望能獲得大量財富，然后離開中國城”，他們更需要一份能帶來收入的穩定工作。因為突然降臨的大量財富，更可能意味著他們需要接濟在當下沒有收入來源的親屬，而不是用于經營屬于自己的小本買賣。

當下愿望的偏差，使得員工們不理解中國老板們為什么在春節、國慶這些如此重要的中國節日繼續開店——“錢對中國人來說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就像這些漂洋過海來到納米比亞開店的中國人，不理解為什么當地人這樣窮，每周還要撥出固定時間去感謝上帝——“難道給他們發工資的不是我嗎？”

價值觀不同帶來了隔閡。中國老板們白手起家，相信勤奮帶來的價值，在每次喝多酒后，都會鏗鏘有力地唱起《愛拼才會贏》。他們摟著彼此的肩膀，眼睛緊閉，發出的每個音都充滿了感情，隨著音樂的節奏短促地點頭。

所以，當他們看見兩手空空的當地人時，想起自己用奮斗洗去貧窮的歲月，理所當然地將此地的窮困歸因于懶惰。

誤解的累積也可能帶來惡性循環，兩個群體有時被對方毫無顧忌地貶低、歧視。沉默的店主時不時坐在柜臺后面擔心員工偷錢或偷拿貨物，當地人中則流傳著某個店鋪的老板站在門口大聲責罵員工的故事。

我試圖用關于預期和未來的理論，去解釋隔閡的中國社區和當地員工。但隨著站在收銀臺后的日子的增加，逐漸拉近中國城的生活細節后，我發現，在低信任度、低安全感，還存在種族歧視的環境中，仍然有時間累積下來的信任與關懷。

由于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合作，語言成為了第一個被迫相融的領域。當地人在學校里接受英文教育，但由于教育機會有限，更習慣說本族語言。而大部分中國店主們，在來到納米比亞之前沒使用過英語，不過適應能力也讓他們很快能夠用簡單的詞句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一種夾雜著當地語名詞、英文名詞、中文語法、中文語氣詞的句子產生了，比如“Tatdigulu, this finish 了”(大哥，這個貨沒了)，還有“是不是 mqiuqiu”（是不是小偷)和“Go where go”（你要去哪里）。

認識漢字是更難的部分，但時間能讓當地員工們無師自通。David在中國城工作16年，他能分得清一些寫在貨物外面的常用漢字，比如黑和白。有次，他在我的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寫下劉叔的漢語名字，然后驕傲又害羞地向我笑。

常來批發進貨的小販也被迫學會了一些中文。我在剛到中國城的時候，因為不熟悉小販的面孔，常按照零售價計算價格。“小販子！”他們字正腔圓地向我喊道，用中文名詞表示我應該按批發價計算。那一刻，這些富有生活閱歷的奔波者，忽然像是變成了牙牙學語的小孩，扔出一個簡單直白的單詞，理直氣壯地瞪著眼睛，等著我自行理解他們的訴求并作出正確的反應。

“彪啦！”David 走過來替我解圍，發音連貫，語氣不再像向湖水里投入一塊一塊的石頭。“小販子，ten dollar 啊, no twenty dollar 啊。”

也有因為兩種語言相距太遠而鬧出的笑話，一個當地員工驕傲地向我展示他脖頸后的漢字紋身，我對著那個字看了很久，在問他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紋身的同時打開手機，飛速地查字典。

“実”，他說，這是中國老板取的名字，是誠實的意思。

為了了解其他家店主和員工之間的交流，我常在早上店鋪還沒開門的時候到中國城，和提前到中國城的幾個女工坐在臺階上聊天。逐漸熟悉后，有天她們提出想學習中文，我從教她們道早安開始。熟練之后，她們開始了自主的練習。

“早——啊——”女工Naomi沖著附近的一個中國店主喊道。他和另一個工人搬著一疊對面新東方城生產的海綿床墊，正在往店鋪里搬，聽見自己店的女工喊著中文和他打招呼，愣了一下，臉上隨即浮現出一點笑，但很快這笑被不耐煩的表情掩蓋，他一邊甩頭一邊說：“滾滾滾。”

女工們聽了，發出了女孩子特有的那種有些害羞的哄笑。

“你覺得你老板怎么樣？”趁著店主走進店里，我問坐在旁邊的Naomi。“非常好。”她思考著，緩慢地點頭，“他喜歡和我們開玩笑，每天都很有意思。”她一邊說一邊拉起我的胳膊，細細檢查胳膊上的汗毛和皮膚。

“你洗澡洗得很干凈嘛。”她滿意地得出了結論。

“把手拿開！”那店主從店鋪里走出來，要去第二次搬床墊。Naomi轉向他，說：“我在檢查她有沒有把自己洗干凈。”

店主沒理她，而是注意到了我，指著一起坐在臺階上的另一個懷孕的女工，用英語問：“你知道她里面有什么嗎？”我沒聽懂那句英語，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過奇怪，疑惑地看了一圈身邊的女工，搖了搖頭。

“有個小猴子！”他說。

當時的我幾乎因為震驚而呆住。在中國城，我聽過很多對當地人有種族歧視的言論，但是沒想過竟然有人可以在當地人面前毫不避諱地直接表達。

Naomi還沒放下我的胳膊，她晃了晃，指著店主問我：“你知道他是什么嗎？他是一只大猴子！”大家再次哄笑。店主繼續掛上了不耐煩的表情，催了兩句坐在臺階上的工人們去上班，和另一個員工一起走遠了。

后來我知道，這個店主在當地員工中很有名，員工們甚至用當地語言給他起了名字。大家知道他有時會開過分的“玩笑”，但大多數時候，還是將這種玩笑歸于幽默。

在這些冒犯性的玩笑中，我無法否認種族歧視的存在，但是從Naomi用“大猴子”的反擊來看，他們之間已經累積了一些信任，或者一種習慣，侵犯性的語言在跨文化的兩個群體間成為了“可以被反擊的玩笑”。

了解和信任在一來一回的碰撞中被歪歪扭扭地搭建起來。

難以定義的信任

劉叔和店里的員工合作很多年了，David是整個中國城中少數擁有“收銀權力”的員工，Ellen和Mathew也常和劉叔聊天，他們討論店里的小販和客人，討論自己的生活。

有時候劉叔會在柜臺前鍛煉身體，在看了很多李小龍電影的David和Mathew的詢問中，他自創了一套“中國功夫”，比如展開雙臂踢腿，或者用小啞鈴鍛煉肱二頭肌。在這套功夫比試中，人高馬大的David總會在某個項目中處于下風，他有時會趁劉叔不在的時候用小啞鈴偷偷練習。

“中國功夫”仿佛成了這家店鋪的通用的規則，劉叔有肩周炎，會時不時搖胳膊拉伸一下，Mathew和David見了，也模仿著一起搖一搖。在閑著沒事做的時候，David會在店里比劃比劃，仿佛李小龍附身，店里堆在地上的貨，都是他的手下敗將。其他來店里聊天的當地人也會時不時地被拉進店里來比試一下，并依此判斷這個人的身體素質。

而身體素質是否好，也是劉叔評價這個人“是否值得托付”的主要標準。

有一天，女工Ellen的男朋友到門口坐著和店員們聊天，劉叔看見有陌生的當地人坐在門口，有點緊張，想讓他離開。大家聽見他想趕Ellen男朋友走，都是控制不住地笑。

Ellen讓我用中文對劉叔說明，劉叔聽后連說“不得了了”，接著招手讓男生進來：“讓我看看，come, come。”

他仔細端詳了一會兒，問道：“萊萊，是不是muqiuqiu（小偷）啊？”“萊萊”是劉叔取了len的發音，按中國人的習慣給Ellen取的小名。

接著他又轉向我：“我怎么覺得他面不善呢，你覺得呢？”

“不是 muqiuqiu。”Ellen解釋。

“那來鍛煉鍛煉吧。”劉叔站起身，拿起小啞鈴，做了個示范，遞給了Ellen的男朋友。

當男生舉到第50個的時候，劉叔有些興奮地對Ellen說：“very good啊！”又轉過來和我說：“還行哦他？這體力，還真行。”

類似的打鬧也發生在小販和店主之間。大文來上班的時間就是小販們開工的時間，早上八點半，當大文走進店鋪所在的街道時，小販們便一起跟上了，五六個人在后面七嘴八舌地問他為什么來得這么晚，快點快點，給我個手表，快點快點。

在店里，他們之間的一來一回的交流，更像是不知結局的比賽。

“Small boy, small boy, quickly, quickly.”一個穿著胸前寫有“東京”兩個漢字的白T恤的小販，連聲催促大文。他聲音很低，像是從胸腔彈出來，同時笑嘻嘻地閑扯。大文快速拿出一塊新的手表，拍在柜臺上：“Gogogo…… next!”

東京一邊拉長了聲音，問大文為什么兇他，一邊拿起手表，拔掉塑料卡扣檢查電池，見指針咔噠咔噠地向前走，他向大文要紙巾，要把表盤擦干凈。

這時大文已經走出柜臺，在下面擺貨了，他拿來手表，向著表盤哈出了一點氣，然后拽過“東京”的白T恤，在表盤上擦了擦。“東京”順勢拍了下他的頭，沖我擠了下眼睛，跑出了店鋪。

下午，我走上市中心的街頭，看見“東京”手里舉著手表，街邊觀察路人。市中心的的零售小販都是這樣，他們一次只進貨一塊手表，或一個充電寶，然后走到人流較大的地方，像發傳單一樣緊盯著來往的路人，如果有人眼神停留，就快速迎上去；等手里的貨賣完，再回到店鋪里進下一件貨物。

看見我之后，“東京“笑了，我便走過去，問他認識大文多少年了，覺得他怎么樣。

“四年吧，我非常相信他。”他用簡單的英語回答。

“你相信他？但你早上還在店里抱怨說他欺負你對嗎？”

“啊，我們是在開玩笑。我們互相打著玩的，這跟警察打我不一樣。”

他這時接到了個電話，然后向我比劃了個向前拐彎穿行的手勢，消失在了人群中，大概率又是躲避附近巡邏的警察了。

“現在小販子看著笑嘻嘻挺好，但是剛開店時候還是合伙欺負人。”大文說，“你之前不是問過我為什么柜子上擺一塊石頭么，還問過我收集它是不是因為它長得像土豆？”

他拿起柜子上那塊與柜子上其他花花綠綠的貨物格格不入的石頭，在手里掂了掂：“因為我剛來這里開店的時候，他們說我是small boy, 不能在這里開店，還說要拿石頭砸店前的玻璃。”

“啊？他們砸了嗎？”

“沒有，我把石頭搶下來了，這就是那塊石頭。”

納米比亞的社會狀況，沒有給在這里的移民搭建一個值得信任的環境。

對搶下石頭的大文和其他不安的中國店主來說，自然而然、溫和有禮的信任，從來不是一個可選項。在這里，人和人只能在不可預料的交流中，與另一個具體的人碰撞出信任和連接，或是通過另一個具體的人加深對一個群體固有的刻板印象。

而信任一旦產生，就不再是抽象的美德或禮節，而是在日常不斷的玩笑和打鬧中磨合成的一種習慣，它經過時間的打磨，比我用教育維持的那種信任更為厚重。

剛來納米比亞，我會在柜臺后和每一個當地人親切地打招呼。“你還說how are you？”大文坐在圓凳上一邊修理壞掉的手表一邊說，“你繼續，看看半年后你還說不說how are you了。”

他說的沒錯，即使沒到半年，我也感受到了自己信任感的輕薄。

我常在中國城對面的水果攤買東西。因為總想了解更多，我抓住機會和攤主聊天，微笑，在拿回零錢和蔬菜的同時點頭致謝。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本來應該找給我的50納幣零錢，變成了41納幣。

看著手里四個10元和1個小一圈的一元，我的第一反應是：他是不是故意騙我的？

個體的不誠信在一個信任感難以被搭建起來的社會環境中，會迅速惡化成刻板印象。中國城大大小小近百家店鋪，有權限收銀的當地員工不超過5個。“當你對一個人存在戒備心的時候，你就很難和這個人成為朋友了。”一個年輕的店主和我說。

她英語流利、性格溫和，工作一段時間后，在監控錄像中看見店里員工將一大包貨物順著墻邊扔給了外面接應的人，忽然開始質疑起從前自己的溫和，從此不再敢相信任何一個當地員工。

不少年輕的店主曾試探性地想與當地連接，但在不安的環境中遭遇幾次文化的沖突后，選擇縮回原有的安全區里。

畢竟探索非洲不是最開始的目的，理想的未來中有富足的生活，平穩的事業，但沒有非洲本身。

中國店主大多不是想要書寫傳奇的探險家，他們只是希望通過努力帶來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尾聲

在劉叔的店鋪外的街道上，我總能看見來來往往的行車，和一個穿著熒光馬甲頭戴草帽的車輛管理員。因為他離我們店鋪很近，常來店鋪喝水管里的自來水，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中文外號，“Wawa”。

“這是因為他個子不高，又很可愛，所以叫他‘娃娃’嗎？”我問Mathew。“不是不是，Wawa在你們那里，應該是廢話很多的意思吧？”“You mean……哇啦哇啦嗎？”我們同時笑了起來。

Wawa會在下午4點半關店前，快樂地走進來和我們打招呼，要求把這天收到的零碎小費換成整錢。

有一天他很晚才來換錢，店鋪已經在盤點了，門口的鐵質拉門只留下一條縫。我看見他沒有平日里快樂自在的神色，有點膽怯地沿著門縫向里看，像是第一次去親戚家做客的小孩。于是我招呼他進來換錢，從那后我們就逐漸熟悉了。

8月的一天，Wawa領著從鄉下來找他的女兒和妻子來到店里，向我介紹說：“Madam，這是Queen。”

那是田野調研中非常美好的一刻，我成為了一個會被介紹的朋友。

過了不久，當我早上和Wawa打招呼的時候，發現他頭摔破了。我問這是怎么了，他說是回家天太黑，被人搶劫了。Mathew當場拆穿，說他是喝酒自己摔的。我對Wawa說：“你不要再喝酒了，省錢給女兒留著上學用。”

他說：“Madam，如果我按照你說的這樣做，你會帶我去中國嗎? "

我看著他，說可以，但說好，不要再喝酒了。

過了幾天，我在下班路上又遇到了Wawa，他和另一個人坐在老虎機前，分喝一瓶啤酒。我走過去，問他：“這怎么又喝酒了？不是說好了要攢錢給女兒寄過去，為什么下班了還在這里？”

他看著我，一改往日的話癆，很久都沒說話。他好像有話想告訴我，但又不知如何開口。我等在那里，忽然有些緊張，看著他渾濁的雙眼，不知道是不是話說重了，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時他看見我頭上有一小片樹葉，然后非常小心地、非常小心地將葉子摘了下來。

他把葉子舉到眼前，我們打破沉默，哈哈大笑。

在看見一個社會的橫截面后，我沒能厘清理論和現實的混沌，沒有發表出深刻有見地的論文，也終究離開了納米比亞。坐在城市的格子間里，忙于眼前的工作，我也沒能像分別時承諾的那樣和中國店主們“常聯系”。

然而在納米比亞與他人建立起的那些微弱但真實的連接，總會時時浮現。

在又一個加班到凌晨的深夜，我隔著六小時的時差，忽然收到了一句安慰：“實在太累了就回納米，這邊有很多你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