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緩緩君

首發 | 緩緩說

01

因為某明星的關系，“代孕”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所謂代孕，指的是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親）借助現代醫療技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及其衍生技術），將受精卵植入子宮內，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為。

按是否支付報酬，代孕可以分為有償代孕（即“商業代孕”）和無償代孕（也稱“利他代孕”）。

根據卵子來源的不同，代孕又可以分為“部分代孕”和“完全代孕”（部分代孕也稱“傳統代孕”，卵子由代孕方提供，代孕母親和寶寶存在遺傳學關系；完全代孕也稱“妊娠代孕”，精子和卵子都由委托方提供，代孕母親和寶寶不存在遺傳學關系，相當于委托方“租用”了人家的子宮來給自己生孩子）。

本文所討論的代孕，均針對完全代孕（即租用他人子宮的行為）。

由于代孕會牽扯到醫療、法律、當事人權利以及倫理等各方面問題，所以這一議題一直都存在巨大爭議。

目前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對于代孕這件事的態度也各不相同。

比如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禁止了任何形式的代孕；

英國則是對代孕進行一定程度的法律限制，即禁止商業代孕，但允許利他（無償）代孕的存在。

烏克蘭、格魯吉亞和曾經的印度（印度自2015年10月后禁止了），則是完全開放代孕，甚至將其作為一項增收的產業。

美國比較特殊，各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還有州憲法）；在代孕這件事上，有24個州是禁止代孕的，而另外26個州則對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認可。

由此可見，是否允許代孕這件事，和一個國家（地區）發達與否無關，它體現的是政府在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做出了怎樣的選擇。

中國目前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也存在呼吁部分放開的聲音）。

我個人也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代孕合法化。

說說我反對的原因。

02

代孕之所以會存在巨大爭議，顯然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否則就沒有爭論的必要了） 。

比如有些家庭因為生理因素而導致生育困難，但他們又想要孩子的，在這種情況下，代孕成為了幫助他們的一種現實上可行的方式。

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國家禁止商業代孕，但卻放開了無償代孕。

也有一些支持代孕的觀點認為，身體是代孕者自己的，只要是雙方 （委托方和代孕方） 自愿，無論是有償還是無償，法律都沒有必要禁止，甚至，商業代孕還可以幫助貧困家庭擺脫困境。

去年6月，32歲的烏克蘭女性亞麗娜·斯塔楚爾斯卡 （Alina Stachorsk） 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就坦誠，她之所以做代孕，就是因為窮。

第一次代孕時，她才21歲，剛和第一任丈夫離婚，一個人要撫養3歲的孩子，而且還丟了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 亞麗娜走上了代孕這條路。

她先后替愛爾蘭夫婦、德國夫婦和印度夫婦生下了孩子。

每次代孕可以獲得1.5萬-1.8萬歐元的報酬，這遠遠超過了她失業前當售貨員時的收入 （3000格里夫納/月，折合人民幣約690元） ，還因此大大改變了家庭的經濟狀況。

也正是因此，在一些曾經放開商業代孕后來又立法禁止的國家里，確實有一部分女性認為，這 （禁止商業代孕） 是在剝奪她們賺錢的權利。

這種觀點看似有道理，但卻經不起邏輯的推敲。

如果出于讓窮人擺脫貧困而允許有償代孕，

那是否也可以出于同樣的理由，而允許窮人賣血、賣腎、賣器官？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同意。

為什么？

因為這違背了你的底線。

法律是對人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當于是國家對國民的一個底線要求。

只不過，有的國家把這條底線劃得低一點，有的國家把這條底線劃得高一點。

所以代孕是否合法，在我看來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底線的高低。

而中國和德、法、意、西、瑞士一樣，是屬于底線比較高的國家——不允許人體器官被以任何形式租借給他人 （前面說了，代孕其實相當于是委托人向代孕者“租借”子宮，并讓后者來承擔生產風險的一個過程） 。

當然，有些反對者會說，只要人家代孕者是自愿的，法律管那么多干嘛？

問題就在于，你怎么去理解自愿？

當一個人真的窘迫到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的自愿是發自內心的自愿，還是被現實 （甚至被家人） 脅迫下的“被迫自愿”？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法律不作任何約束，別說是賣血賣腎賣器官了，是否會有人愿意賣兒賣女，甚至把自己賣身為奴？

一定會有。

歷史上這樣的事太多了 （在古代，一旦遇到饑荒年代，賣兒賣女的情況就會層出不窮） 。

但放在今天，我們可以允許這樣的“自愿”嗎？

當然不行。

還是那句話，這違背了現代社會的底線。

那么，那些走投無路的窮人該怎么辦？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來換一個問法，答案可能會更加明了。

當一個人需要出賣或者租借自身器官來擺脫貧困的時候，政府應該怎么做？

是放開法律，降低底線，好讓他們更加方便地出賣（出租）器官呢；還是腳踏實地地去做好精準扶貧工作，以幫助赤貧家庭建立起擺脫貧困的能力？

烏克蘭選擇了前一條路；

這是一條容易走的路，政府不需要花費多大的代價，就能緩解燃眉之急，甚至還能把代孕發展成一個全球聞名的“明星產業”。

但這種不從根源上解決貧困的方法，只會繼續源源不斷地制造更多的貧困，于是會有更多的貧困女性，不得不加入到代孕這個產業中來，最后整個國家淪為“歐洲子宮”，甚至是“全球子宮”。

慶幸的是，我們國家選擇了后一條路。

盡管精準扶貧這條路要難走很多，會更費時費力，但它卻是在真正地幫助貧困者早日走出困境。

03

代孕合法化還會帶來一個衍生的問題——高階層人口對低階層人口的剝削。

當我們討論自由和平等的時候，總是會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想要兩者都能有。

但其實自由和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長的。

由于人的天賦、家庭背景、機遇不同，在一個完全自由的社會，很快就會表現出“強者俞強，弱者俞弱”的馬太效應，進而形成社會分層。

這樣的社會，運轉效率高，但人和人之間的差距會非常大，毫無平等可言。

而如果強行追求平等，代價則是社會運轉效率的顯著降低。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中國曾經嘗試過“大鍋飯”這條路，社會成員之間確實更加平等了，但也降低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 反正多干少干最后大家拿到的都差不多，那還要奮斗干嘛，不如混混日子） ，這讓社會整體的運轉效率大大降低。

所以，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政府能做的就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間尋求平衡點（在現實中，美國社會更看重自由，北歐社會更看重平等） 。

政府對個人自由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實也是對弱勢群體的一種保護。

就像羅翔老師說的那句話：“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

回到代孕這個話題，當一些國家（地區）放開商業代孕之后，很快就出現了一種現象：

富人階層毫無疑地選擇了在美國代孕，中產階層則多數會選擇去烏克蘭，而那些錢不多又特別想要孩子的，可能會把目光瞄準印度。

這背后會有非常明顯的階層差異。

而收益最大的其實是富人階層。

比如卡戴珊夫婦，他們的4個孩子中，有2個就是通過代孕獲得的。

這不僅可以把生育帶來的痛苦和風險轉嫁給代孕者，還不用因為“懷胎十月”而耽誤卡戴珊發展事業。

對于富人來說，花錢向低階層女性“租借”子宮，這筆買賣真是太劃算了。

而且只要他們愿意，甚至還可以盡可能多生。

但這何嘗不是在加劇“強者俞強，弱者俞弱”的馬太效應？

而這里所謂的“低階層”，其實都是相對的。

比如富人在找代孕的時候，可能對代孕者的年齡、學歷、體型、外貌有比較高的要求，也愿意為此支付更高的報酬；

而中產階級在找代孕時，可能會更在意性價比 （選擇烏克蘭） ；

至于前些年砸鍋賣鐵去印度找代孕的那些人，可能能夠找到合格的代孕者，就已經是萬幸了，沒有余力再挑三揀四。

這像不像食物鏈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自然法則？

但問題是，代孕是發生在人和人之間的。

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如果變得像動物那樣一級 （階層） “吃”一級，在我看來真的有點太過殘酷。

而最底層的那些代孕者，她們自身的權益根本無法得到保護。

海德堡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希拉·沙拉瓦南（Sheela Saravanan） 曾經深入印度社會去研究代孕。

在研究過程中，她發現沒有一個代孕者的學歷超過高中，并且在被選中之前，代孕機構會專門考察她們的性格。

如果是那種看上去比較有主見的女性，代孕機構會主動淘汰掉她們，然后專門挑選那些性格順從的女性來從事代孕工作，因為這會方便他們進行管理。

而這些又窮又順從又沒怎么讀過書的女性，從接受代孕的那一刻起，就會被關在集體宿舍中。

宿舍中擺放著成排的鐵架床，足夠供10個代孕媽媽共同居住。

為了避免流產，頭3個月她們被要求臥床，3個月之后，也不允許進行鍛煉，以防出現什么閃失。

此外，由于代孕的活產率不高 （約在15%左右） ，為了提高成功率，代孕機構會在她們身體里放進多個胚胎 （一般為3-5個） ，但如果存活的胚胎過多影響到安全，代孕者又會被要求做減胎手術，哪怕這些胎兒已經成型……

分娩的時候則會強制進行剖腹，因為剖腹產可以人為干預分娩時間，風險相對可控。

總之，對于這些代孕機構而言，商業價值的最大化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

代孕者對于他們而言，不過是賺錢的工具人。

至于嬰兒，則徹底淪為商品。

把子宮當工具，把孩子當商品，身而為人的尊嚴蕩然無存。

至于委托人和代孕者之間，則是一種基于“階層優勢”下的赤裸裸的剝削關系。

04

代孕帶來的問題還有很多。

比如在BBC的紀錄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中，有代孕者告訴記者，她是在丈夫的要求下才走上代孕這條路的。

因為丈夫好吃懶做賺不了錢，就想到了讓妻子去做代孕，并聲稱否則他就只能去偷東西 （來謀生） 了。

也有一些代孕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和寶寶建立了感情，想到寶寶即將被委托人帶走，她感到“有一些沮喪，因為那個在我子宮里待了9個月的孩子，今天要走了”。

還有寶寶因為健康狀況，委托人拒絕接收，最終去向成謎。

另有一些則是因為委托人夫婦 （情侶） 發生了情感問題，在寶寶出生前離婚 （或者分手） 了，委托人想要棄養。

這種情況下，寶寶真的很可憐。

孩子才剛出生，什么都不知道，也沒有做錯什么，卻要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背負起父母的錯誤去開啟他/她的人生。

總之，代孕，尤其是商業代孕，會帶來太多太多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和利益糾葛，會加劇社會階層的分化。

所以我旗幟鮮明地反對代孕！

目前我們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其法律依據是2001年施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但“管理辦法”是從屬于法律的規范性文件，其法律層級不高，對違法代孕的處罰，也僅僅是警告和3萬元以下罰款，并且處罰對象僅限于醫療機構，對于違法代孕的威懾力非常有限。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違法者的氣焰，他們鋌而走險在國內建立了各種和代孕有關的地下產業鏈。

希望能夠借此這次關于“代孕”的全民討論，來修訂完善我國的法律。

加大對代孕產業鏈各個環節的處罰措施，而不僅僅是針對醫療機構。

并且，我們應該大幅提高違法的成本，相比于從事代孕黑產的違法收益，頂格3萬的罰款簡直是一個笑話。

至于 （無償） 利他代孕，理論上可以幫助到一些因為生理原因而無法懷孕的夫妻。

但是，對于我們國家而言，現階段顯然是不合適的。

現階段我們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都阻擋不了地下黑色產業鏈的野蠻生長。

一旦部分放開利他代孕，可以想象，會有多少有償代孕假借利他代孕之名，給自己洗白？

事實上，哪怕是像英國這樣的老牌發達國家，也依然被發現在利他代孕中存在以“醫療費用”為由的利益輸送。

而我們國家還有6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我們的男女平權之路還任重道遠。

一旦放開，哪怕是部分放開對代孕的限制，都可能會給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最后，關于階層分化的問題，這是我一直以來都相當關注的一個話題，也在過去的文章中反復討論過。

這個問題已經夠殘酷的了，希望不要讓代孕再來加劇這種殘酷。

哪怕現實社會永遠無法抹平階層之間的差距，但至少，這應該成為我們努力去改進的方向。

緩緩君：985高校工科男，時代華語圖書簽約作者。有一些故事，也有一些觀點；有一點理性，也有一點溫度，已出版《我就喜歡這樣的你》。公眾號：緩緩說（huanhuanshuo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