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由來已久。近年來，教育作為博物館的公共職能更是被社會廣泛關注。一般而言，在學校課堂開展的教育為正式教育，而博物館教育則屬于非正式教育的范疇。大量研究表明，在文化場館（包括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圖書館、研究所、動植物園等）開展的非正式教育，對少年兒童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這些場館中開展好的教育活動，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創新能力以及學習以外的社交能力。我國近年來也大力推動中小學校廣泛利用博物館資源，為國家的未來培養具備核心素養的創新型人才。

然而，在英國，一些從事博物館教育相關工作的人員，似乎已不滿足于僅僅在博物館中進行非正式教育，而是開始探索將正式教育也置于公共文化場所中。2016年，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文化研究所發起了“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大膽嘗試在博物館中完成國家統一課程大綱的教學。這一項目，以兩個星期至一個學期為周期，將托兒所和小學課堂完完全全地搬進博物館。參加項目的孩子像在學校里一樣，在博物館中度過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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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緣起

“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夠感受到在博物館學習的快樂與靈感。”

“我在博物館上小學”的靈感來自于一位專門為文化場館設計教育空間的建筑師——溫蒂·詹姆斯。她說：“作為三個孩子的媽媽，我看到了他們在博物館學習中得到的快樂與靈感，而這種快樂與靈感能夠也應該讓所有孩子感受到。”項目發起之后，也得到了倫敦國王學院教育、傳播和社會學院學者的支持，此外還與“遺產業內人”（Heritage Insider）咨詢公司合作完成了項目前的調查、項目中的觀察與記錄以及項目后的評估報告。

除了溫蒂·詹姆斯的靈感迸發，“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的誕生也和英國的教育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比如學校資源出現短缺，校舍與教師都亟需增加。人們不斷反思以考試分數為評估標準的傳統教育模式的弊端，同時，大量研究證實了學生在文化環境中學習的益處。社會與國家，需要為未來培養更多具有創造性、靈活性和專注力的孩子。而博物館也亟需培養更多元的忠實觀眾，以及緩解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

雖然我國和英國的國情大不相同，但兩國教育與博物館行業所面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更重要的是，“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的展開、結果及后續的回顧中所見的成果與問題，均對我國館校合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因此，筆者認為這一項目可作為國外博物館教育及館校合作的案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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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制定與項目的評估

在項目開始之前，倫敦國王學院在2015年5月至8月通過實地調研，進行了可行性研究，并確定了三對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關系，均為小學或托兒所與本地博物館的聯合，涉及了英國不同地區和不同年齡段的學生。第一對為哈德良小學和南希爾茲阿爾比亞羅馬城堡與博物館，29名五年級小學生在博物館進行了3個月（一個學期）的學習；第二對為生命銀行肯辛通幼兒中心和泰特利物浦美術館，24名3至4歲幼兒在這里度過了兩個星期；第三對為位于斯旺西的圣托馬斯社區小學與國家海濱博物館，兩組4至5歲的兒童，各在博物館中學習了5個星期。

三對館校合作組合地理位置分布（橘色：南希爾茲組合；綠色：利物浦組合；藍色：斯旺西組合）

以倫敦國王學院為主導的項目組為每對館校組合列出了計劃大綱，其中包括了細致的操作手冊，涵蓋這一項目日常運營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項目的目的、報道與傳播、風險分析、參與者情況、時間安排和實施方法、班級在博物館學習空間的安置、學生的交通、安全和健康等問題、對教師教學的支持、現場運營責任、項目后的成果分析和未來方案制定。雖然這一操作手冊在實際運營中作用有限，但制定這一手冊的過程極大地幫助項目組解決了后勤問題和其他潛在問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項目中各方的責任劃分，為項目未來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南希爾茲組合操作手冊封面及目錄

項目從一開始，便委托了第三方咨詢機構用田野記錄、訪談、問卷等多種方式，從三個方面對項目進行整體的評估。這三個方面包括項目的開展、博物館作為長期正式教育場地的優勢與劣勢、及各利益相關方（博物館工作人員、志愿者、教師、學生和家長）在認知和態度上的變化，最終為項目出具了詳細的評估報告。報告展示了項目的方方面面：項目的緣起、社會背景、評估方法、項目的策劃與實施、項目結果與影響、項目參與人員的反思探討、對未來項目實施的建議，以及在館校合作、博物館教育領域的文獻綜述。雖然評估報告中提及，評估的對象“我在博物館上小學”的四組館校組合，是具有學術研究和實驗性質的項目，但這一報告成為其他有意參與項目的機構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這一項目本身繼續進行的基石。

田野記錄示例，分別包括時間、地點、參與者、過程

事實上，評估顧問全程參與博物館教育活動的做法，在歐洲國家已不少見。比如，宋嫻博士的《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機制》一書中提到，德國的德意志國家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項目中，完善的計劃制定和有效的評估體系都必不可少。館校雙方在充分溝通之后制定計劃，為項目的進行提供了框架，也為定期的評估提供了方向。評估顧問會根據館校雙方各自的目標來檢測計劃實施的進程并評估結果，以此來測試計劃的有效性，在需要的時候方便修改計劃，更好地進一步合作。雖然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機制在我國還未有耳聞，但國內很多博物館在設計教育課程時，都加入了考核課程效果的環節，以評估課程設計是否完善，并根據需要做出及時的調整。

遺產業內人咨詢公司提供的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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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成功的關鍵因素

對學校教師來說，教室是他們最有安全感的教學環境。將課堂整體搬入博物館，對老師們來說挑戰極大。

在這一項目中，學校老師對孩子在博物館的安全、健康、精神和學習負有完全的責任。教師必須根據博物館的環境、藏品和教育資源來調整授課和工作的方式。這種情況下，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參與便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教師授課的效果。博物館參與程度越高，精力投入越多，博物館藏品的利用效果就越好，學生得到的學習體驗也就越獨特、越豐富。

“我在博物館上小學”的三對館校合作關系中，泰特利物浦美術館（合作方為生命銀行肯辛通幼兒中心）是三家博物館中參與程度最高的。美術館派出了一位早教專家，對幼兒在博物館中的學習全程進行了引導。同時，美術館在一面墻上設置了一個“發現樹”，以可視化的方式標注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的興趣點，并將這些點和本館館藏及學校資源配對，從而在原有教育活動的基礎上增添了新的教育項目和內容，最大限度地利用本館藏品，配合學校老師和孩子完成規定的教學課程。

泰特利物浦美術館的“發現樹”

而斯旺西的圣托馬斯社區小學與國家海濱博物館根據威爾士統一課程，首先評估所有可能在博物館中教授的知識，將這些知識分類，設計學習活動，并和統一課程中的版塊和教學目標相對應，最終的課程計劃表基本可以涵蓋統一課程大綱的所有版塊。其中有些課程是特別設計的，有些則是利用博物館已有的教育活動。

圣托馬斯社區小學與國家海濱博物館共同設計課程示意圖

哈德良小學-南希爾茲阿爾比亞羅馬城堡與博物館這對組合，應是三組中對教授校本課程的要求最高的。然而，從評估報告中可以看到，學校和博物館對各自的需求和對方可提供的資源似乎并未進行充分溝通，因而出現了一些困難。比如，學校教師為了配合利用博物館的藏品，需要創造性地設計一套跨學科的課程大綱，并改變授課方式，將歷史、地理、文學、科學、藝術各個學科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由于博物館參與程度不夠，這一壓力全部落在了學校教師的身上。但由于學校和博物館均未就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館藏資源接受系統的培訓，最終僅有小部分館藏資源被用于講授課程內容。另外，即便是配合博物館資源修改了課程計劃，學校教師依然反映，在館內無法教授數學課，因為沒有白板和其它教具，體育課也只能回到校園中進行。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似乎都是可以通過前期充分的溝通、計劃和資源的調配來解決的。

除了教學任務，博物館在其它硬件設施上的配合也很重要。比如，泰特利物浦美術館餐廳特別為孩子設計了一份菜單，以適應他們的飲食和營養需求。再如，博物館會重新規劃教育空間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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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喜的有益成果

“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實施過程縱然困難重重，但參與的博物館、學校和教師以及兒童，都發生了一些可喜的變化。

對博物館而言，由于從未如此長時間地連續接觸同一年齡段的同一群兒童觀眾，這次的項目便使得博物館對這些孩子的興趣、能力和需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孩子們在這期間的變化，博物館教育人員看在眼里，使他們在工作方式上也變得更加重視對每個兒童個體的觀察。這非常有助于博物館設計更加具有針對性的教育活動以及展覽計劃。另外，與學校教師的密切合作，也讓博物館教育人員了解了學校不同課程的教學方式和內容，不只有助于博物館開發交叉學科以及和國家課程相關聯的教育項目，也為他們的職業發展的帶來有益的提升。

由于孩子們在博物館中學習的時候會到達館內各個區域，這改變了博物館對于教育空間的利用態度，變得更加開放和靈活。此外，對博物館來說，這一項目的進行有賴于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調動了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以各種形式參與到博物館教育工作中來，這也使教育工作的地位在館內得到了整體的提升。

對學校和教師來說，在博物館教學的經歷使他們更加積極地探索各種創新性的教學方法。為了配合博物館的館藏資源，老師們需要發揮創造力改造課程大綱。此外，傳統教室中的教具都較為抽象，而博物館中的實物資料則更接近真實的世界，學生在博物館看到書本上的知識，不只會加深印象，還會讓他們覺得學校學習的內容是真實存在的，是有用的。因此，學校老師回到教室之后，延續了使用實物教學的方法。

哈德良小學學生在南希爾茲阿爾比亞羅馬城堡與博物館上課

此外，學校教師也從博物館的教育活動中獲得靈感與啟發。比如，在圣托馬斯社區小學與國家海濱博物館這對組合中，國家海濱博物館曾邀請一名自由職業的演員、教育員為孩子們講述博物館展示的“羅賓”單翼機的故事。演員帶著孩子們穿上戲服，讓他們扮演單翼機制造中出現的人物，在這過程中便將飛機的設計、飛行原理、這架飛機的重要性傳遞出來。孩子非常喜歡這種方式。項目結束后，圣托馬斯社區小學的老師將這一形式保留了下來，豐富了學校的教學方式。再如，受泰特美術館設置“發現樹”的啟發，習慣于單向傳授知識的學校老師，越來越認同“以孩子為中心”（child-centered learning）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學校和老師開始真正重視校外教育資源的利用，對在校外進行的授課也更加有信心，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傳統教學環境的依賴。

斯旺西國家海濱博物館的教育員與圣托馬斯社區小學的學生

孩子們在這一過程中的變化是最大的。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幾乎所有孩子都更加樂于交流，變得更加自信。有些在學校環境中非常沉默的孩子，在這一項目中開始主動開口說話。那些非英語母語學生的英語交流能力也顯著提高。在博物館的環境中，學生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獨立性，比如，在泰特美術館，孩子們每天中午可以自主選擇午餐的款式，然后像大人一樣圍坐在桌上一起吃飯。

圣托馬斯社區小學的學生在斯旺西國家海濱博物館

此外，在豐富多樣的學習環境中，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表現出了高漲的學習熱情，他們更加主動專注地完成每天的學習任務，積極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授課的效果非常好。比如，哈德良小學的學生每天要完成學習日志，老師們發現學生的詞匯量有了顯著增加。另外，老師和博物館工作人員還發現，孩子們有著很強的適應能力。僅僅過了幾天，學生對博物館的感受就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感覺自己是博物館的主人，不只在博物館學習知識，還在學習中創造知識。他們會帶著家長和其他觀眾參觀，為他們講解，講解的內容都是自己理解消化的結果。如此，他們主動承擔了博物館文化使者的責任，成為聯結博物館與社區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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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前進的后續發展

“我在博物館上小學”最初的四組合作實驗結束之后，很多學校和博物館都對這一項目很感興趣。為了讓這一合作模式能夠持續進行，項目組整理了一套功能強大的“工具箱”，為后續參與的機構提供指引。這套指引中包括試點項目的總結、文獻資料的整合、選擇合作方的方法、做計劃的步驟、應該解決的問題、如何利用博物館資源教授國家課程、如何進行評估等等。從最初發起至今，此項目已經吸納了500余名小學和幼兒園的學生參加，在博物館、美術館、植物園完成11周的課程。

博物館可能開設的課程

2020年的一場疫情，使學校和博物館被迫關上了大門。隨著新冠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國的常態化，為了讓孩子們盡早回到教育環境中，歐美地區的學校逐漸重新開放。然而，在疫情依然嚴峻的情況下，如何安全開展教學工作的問題并未解決。博物館在疫情中也舉步維艱。此時，“我在博物館上小學”則為學校和博物館人提供了新思路，項目組也為疫情期間項目的開展提供了最新的方案，而這一項目也從英國跨洋到達了美國。

路易斯安納兒童博物館

2019年8月，美國路易斯安納兒童博物館新館向公眾開放。這座新館斥資4750萬美元，面積達3.4萬平方米，坐落于約526萬平方米的新奧爾良城市公園內。然而開放才半年，就因疫情被迫關閉。2020年6月中旬的重新開放也未能緩解其嚴重的財政危機。向來關注兒童教育的博物館工作人員同時關注到了學校面臨的困境，以及“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這一項目，便決定一試。于是，博物館和本地一所以生活較貧困的非裔學生為主體的學校形成了合作關系，為他們的幼兒園和托兒所提供學習場地，直至2020年12月份。這座新建的兒童博物館，有針對孩子建設的現代化的學習環境，豐富的學習資源，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將學校搬進博物館的理想場所。在項目實施中，學校教師和學生成為了博物館的一部分，不僅充分利用了博物館的各種設施，還一定程度地參與了博物館的日常工作，比如前臺的接待工作。這一合作關系，也為博物館吸引了2.5萬美元的資金，以維持四個月的正常運轉。

蘭斯頓·休斯學院的學生在路易斯安納兒童博物館

如今，“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依然低調而穩定地進行著。四年前的一次靈感迸發，卻在今年殘酷的疫情中發揮了作用，不由得令人感覺溫暖。這樣的經歷對于在博物館度過疫情的孩子來說，將會是終生難忘的回憶。這不也正是博物館真正的價值所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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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在博物館上小學”從2016年發起至今，影響雖然有限，但其對博物館與學校合作新模式的大膽探索，從理念和實踐層面，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博物館教育活動如何更好地計劃與評估，如何更加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博物館與學校教師之間如何互相學習，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對方的工作方式，博物館教育內容如何與國家課程接軌，如何借鑒博物館教育以改善正式教育中的弊端，博物館如何持續地對學生、家庭甚至社區產生影響等等，都是這一項目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資料來源：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我在博物館上小學”項目網站、美國博物館聯盟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