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熊彼特（“創新理論”鼻祖）

來源：本文選編自《經濟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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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是一種特殊的功能，與只是等級上的差別有所不同，它將會存在于每一種社會實體中，不論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現一般情況下是與社會實體結合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實圈出了一個界限，超出這個范圍之外的大多數人并不能單靠自己就可以迅速發揮作用，而得要有來自一群少數人的幫助。如果社會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對不變性，或者說如果可變的話，這種可變性還不能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最后，如果能受到這種影響的話，這類行為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樣從事的，那么，世界上就將不會有和例行工作可相區別的領導這種特殊功能。

只有在出現新的可能性時，領導才能的特殊問題才會產生，領袖類型的人物方才出現。這就是為什么，在諾曼人的征服時代領導的才能表現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里皮亞特河流域沼澤地區多少世紀的不變的和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的才能又表現得那么微弱。我們的三點，說明了構成領袖類型的功能和舉止或行為的性質。他的功能并不包含去“尋找”或“創造”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總是在那里，由所有各種各樣的人們豐富地積累起來。它們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學作家或文學作家加以討論的。在其他情況下，關于這種可能性并沒有什么新的要發現的東西，因為它們已經十分明顯了。再從政治生活中舉一個例子。我們根本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時代的法蘭西，社會和政治狀況本來是能夠加以改善，從而可以避免舊時代的一場崩潰的。事實上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去做這件事。而領袖的功能就在于“做這件事”，如果不去做，那么可能性就消失了。這對于所有各種的領導來說都是適用的，不管是短暫的，還是比較持久的領導。前者，即短暫的情況，可以用來作為一個例子。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當做什么，一般說來是十分簡單的。對這么一個事件，大多數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們當中需要有某個人先講出來，出來帶領，進行組織。甚至只是以身作則來發生影響的領導，如藝術領導或科學領導，也不僅在于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后面走。因此，領袖們完成他們的功能，更多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用“權威”、“個人的聲望”等等，而不是用創始的思想。

正由于這樣，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領導，必須與“發明”區別開來。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么在經濟上就是不發生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這與它的發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盡管企業家自然可能是發明家，就像他們可能是資本家一樣，但他們之所以是發明家并不是由于他們的功能的性質，而只是由于一種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為企業家的功能而要付諸實現的創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種發明。因此，像許多論者那樣的強調發明這一因素，那是不適當的，并且還可能引起很大的誤解。

企業家式的領導，與其他各種經濟上的領導（如同在原始部落里或共義社會里我們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帶上它所特有條件的色彩。它絲毫沒有作為其他各種領導特色的那種魅力。它在于完成一種非常特殊的任務，這種任務只在極少的場合才會引起公眾的想象力。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與其說是眼光敏銳和精力充沛，倒不如說是某種只見一葉而不見樹木的狹隘眼光，它能抓住眼前的機會，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個人的聲望”誠然很重要。不過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人物并不需要，一般也不會與我們大多數人心目中關于“領袖”像個什么樣子的看法相符合。要讓我們認識到他是屬于社會學中所說的領袖這一類人物，那是有一點困難的。他“領導”生產手段進入新的管道。但他這樣做時，不是用政治領袖的那種方式，通過說服人們去相信執行其計劃的可取性，或通過創造對于其領導能力的信任——他唯一要說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將要為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而是通過購買生產工具或它們的服務，然后再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去利用它們。他還從下面這種意義來實行領導，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產者跟隨他進入他的生產部門。但是，由于他們是他的競爭者，他們首先是減少，然后是消滅他的利潤，所以，這好像是一種違背他自己意志的領導。最后，他提供一種服務，但要充分欣賞這種服務，就需要對這件事情具有專家的知識。這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演說或一位將軍在戰場上的勝利不一樣，不是一般公眾所容易理解的，還不堅持談到他似乎是純為其個人的利益而行動（而且經常是拼了老命去做到這一點）這樣的事。因此，我們將理解，在這種領導中，我們不會看到成為其他各種社會上領導人物的光榮的全部感情方面的價值的出現。此外，再加上各個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的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還有當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也沒有文化傳統或社會心態可資依靠，而只是在社會上作為一個暴發戶四處游走，他的舉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們就將懂得，為什么這種類型的人從來不受歡迎，為什么即使是科學的批評家也常常只對他們一筆帶過。

最后，我們要試圖用相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對企業家的描繪，這種方式就是我們經常在科學中和同樣在實際生活中所采用的，用以試圖理解人們的行為，也就是通過分析他們的行為的特別動機。任何這樣做的嘗試，很自然地要遭到對經濟學家侵入“心理學”領域的一切反對，這種反對已經由一長串的學者聲明而變得眾所周知了。我們不能在這里討論心理學與經濟學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而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一個經濟的論證中做任何心理學上考慮的人，可以略去我們將要說的話，而不致因此失去與下面各章的聯系。因為我們的分析想要導致的結果，沒有一個會因為我們的“企業家心理學”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錯誤而受到損害。讀者將會很容易看出，沒有什么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們越出可觀察到的行為范圍。那些不反對所有的心理學，而只反對我們從傳統教科書中所知道的那種心理學的人將要看到，我們并不采用關于“經濟人”動機其歷史悠久圖景的任何一個部分。

“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說，是指企業家組織建立和經營管理企業的綜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種重要而特殊的無形生產要素。例如，迪斯尼最偉大的創造不是《木偶奇遇記》，甚至不是迪斯尼樂園，而是其使觀眾快樂的超凡能力。

在循環周轉的理論中，考察動機的重要性由于這一事實而大為減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釋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數值，正如帕拉圖和巴龍的分析所表明的。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學，它對于結果的干預也比人們所預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動機，也可能有合理的行為。但是，一旦當我們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動機時，問題就顯得一點也不簡單了。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習慣中，大多數人每天的所作所為，從他們看來，主要是從職責的觀點去做的，是執行一種社會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人有意識地去理性行事，而從享樂主義和個人的利己主義去行事的就更少了，就算是可以確有把握地說是有那么一個點存在，也是比較晚近才發展起來的。可是，只要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經常性一再重復的經濟行動的巨大輪廓之內，我們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欲望聯系起來，其條件就是：我們要小心承認，這樣定義的動機在強度上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很大變動的。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的特殊欲望。考慮需要，必須聯系到那種當個人在決定其行動方針時所想到的集團——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團。行動并不能迅速地跟隨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與其相適應。個人選擇的領域總是（雖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會習慣或習俗等等從中加以限制的。然而這仍然大體上是真實的：在循環周轉的范圍內，每一個人使他自己適應于他的環境，盡其所能地最好地滿足既定的需要——他自己或別人的需要。在所有的場合，經濟行動的意義就在于滿足需要，意指如果沒有需要，也就不會有經濟行動。就循環周轉而言，我們也可以把需要的滿足看成是正常的動機。

后一類人并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從某種意義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自我的人。因為，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實現新計劃，比只是經營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更多的有意識的理性，因為新計劃本身在執行以前尚有待于詳加思考，才能予以制訂，而經營舊企業則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務。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他類型的人來，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他比起其他類型的人來，不那么依靠傳統的社會關系。因為他的獨特任務——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歷史上而言——恰恰在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雖然這一點主要是適用于他的經濟行動上，但也可以推廣應用于他的經濟行動在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會上的后果。在企業家類型的人物興起的時期也產生了功利主義，這自然不只是一種巧合。

但企業家的行為和他的動機是“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無其他涵義。其特有的動機也毫無享樂主義一類的意味。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一個人需要的愿望，我們的確可以讓“需要”包括任何種類的沖動，就像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或利己主義定義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念一樣，這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后者也意味著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東西。但這會使我們的定義變成同義反復。如果我們想要使它具有意義，我們就必須把它限制在能用商品的消費去滿足的那種需要上，限制在我們期望能從它得到的那種滿足上。于是，如果說我們這樣類型的人是基于滿足其需要的一種愿望而行動，那就不是真的了。

西方發展到19世紀，人們將企業家具有的某些特征歸納為企業家精神，在英文術語使用上，企業家（Entrepreneur）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換。

因為，除非我們假設我們這樣類型的個人是受到對享樂主義式的、難以滿足的渴望所驅使，戈森法則的作用在工商業領袖方面就會立即停止進一步的努力。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只是當（并且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耗盡、從而感到再也不能勝任時，才退出舞臺的。這似乎并不符合經濟人的形象，他把可能得到的結果與努力的副作用加以對比衡量，在適當時抵達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就不愿意再前進了。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這個因素似乎根本不是停止前進的理由。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者在收入超過一定水準后才會去買某些商品來享受這種行為的一種障礙，因為這些商品的“消費”一是以閑暇為前提的。因此，從享樂主義觀點來看，我們常常觀察到的我們類型的個人行為就是不理智的。

這自然不能證明不存在享樂主義的動機。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種非享樂主義性質的心理學，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對享樂主義的享受無動于衷時，這種淡漠在這一類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顯著的，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首先會有一種要締造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的夢想和意愿。現代世界實際上并沒有任何這樣一種地位，但是工業上或商業上的成功可以達到的地位仍然是現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紀封建貴族領主的地位。對于沒有其他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別強烈的。權力和獨立的刺激感受并不因為這兩者大體上只是一種幻覺而有絲毫損失。更仔細的分析將會引來在這一類動機中實有無窮的變種，從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裝腔做勢等等。但是，這些并不需要我們去細談。我們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就是這樣一種動機，雖然與消費者的滿足最為接近，卻沒有和它完全一致。

其次則有征服的意志：奮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沖動，只是為了成功的過程而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來追求成功。從這方面看，經濟行動變得和體育運動很相似——例如金錢上的競賽和拳擊比賽。金錢上的輸贏是次要的考慮，或者無論如何，只是作為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視，大筆開支的炫耀常常是比消費品本身的欲望更重要的動機。這里我們又可以找到無數細微的差別，其中有一些，如社會野心，會逐漸成為第一類的動機。我們又再度面臨一種和上面所描寫的“需要的滿足”有本質上不同的動機。換句話說，它與“享樂主義的適應”有著本質上不同的動機。

最后還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只是發揮個人精力，施展個人智謀的歡樂。這個動機似乎無所不在，但是它在我們的情況中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為清楚地將自己顯現出來。我們所述這種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變而改變，以冒險為樂事。這一類動機在三類動機之中是最明白不過地反享樂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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