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是我國最重要的經典。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主要匯集于或者來自于“四書”“五經”。學好“四書”是走進“五經”的門徑、階梯。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無疑也是經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詮釋“四子”的集大成者，影響了東亞（今天中、日、韓、朝、越等國家或地區）七、八百年。

一、《四書》的意義

“四書”是中國人必讀的書。“四書”之于中國，如同《吠陀經》或《奧義書》之于印度，《古蘭經》之于阿拉伯，《新約》《舊約》之于西方。“四書”，特別是《論語》，就是中國人的圣經，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對于中國人來說，不讀“四書”，就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產生隔閡。

我以為，“四書”所講的，正是我們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

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作為其文化土壤或社會化文背景的有兩個東西，一個叫“倫理共識”，一個叫“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里”的問題，是個體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與故園。所謂“倫理共識”，其實是在民眾中的一個隱性的，然而又是具有約束力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對待家庭與社會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社會，一個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不免會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

實際上，一個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工商社會的建構，不能不依賴于“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而“四書”，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仁”“義”“禮”“智”“信”五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為中華民族的成長與復興起著積極的作用。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調治現代的生活；中國經典如儒家的“四書”“五經”，道家的《老子》、《莊子》，佛家的《六祖壇經》《心經》等，同樣有調治的作用。

錢穆（賓四）先生說，中國文化史上有兩位偉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錢先生的這個說法是很有根據的。朱子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積極入世，關懷百姓疾苦的有為的政治家。其實真正的儒家，從來都是“內圣外王”一致的。“內圣”指心性修養，“外王”指建功立業。沒有所謂一心只研究“心性論”或只修身養性的儒家，或另一些則是一心參與政治事務的“政治儒學”。這兩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學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對內圣與外王或者因客觀條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絕不會偏廢其中任何一方。現代人也是這樣，我們修養身心，同時擔負著一定的公共事務，有一定的社會職責，仍然是德業的并進。

二、《四書》的緣由

《論語》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之記載的匯集，不成于一人一時。大約在春秋末期，弟子們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記載下來；通過口耳相傳，再傳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記下來；后人編纂成不同的簡策（篇章）。大約在戰國早期就有了匯集本。傳至漢朝，至少有了魯、齊、古文三種匯編本。今傳本源于西漢末年張禹融合的魯、齊《論語》本。《論語》記載了孔子與弟子或當時的政治家、學者們的對話，平易親切，恬淡中寓意深長。

《論語》不是一整套思想體系或倫理教條，多半是師生共同討論、體驗天道、人事的真實記錄。《論語》是儒家經典之一，東漢時列為經部。《論語》在漢至唐代是婦女、學童的啟蒙讀本。《論語》是我國第一重要的書，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書。

《大學》是《禮記》（小戴記）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無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門曾子（曾參）及其弟子。唐代韓愈《原道》引用了《大學》，李翱開始闡發《大學》的“格物致知”論。宋以前沒有單篇別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年）曾將單行本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司馬光著《中庸大學廣義》一卷，《學》《庸》并稱別出。程顥、程頤兄弟表章《學》《庸》《語》《孟》，合稱“四書”，以此作為上達六經的法門，又稱《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

據程朱的解釋，古代王公貴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學習待人接物之禮，大學則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之理兼通內外，內則詳說修身的步騾，外則講明做人的規模，是初學者的入門書。先學《大學》，以明學習的次序，其要點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窮理，誠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獨。《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禮記》（小戴記）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單篇別出，由來已久。《中庸》為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文句雖在漢代有人增刪，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則毫無疑間。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兩篇，以后受到歷代朝野的重視。唐代李翱的《復性書》，最早發掘《中庸》的性命之學的價值。宋儒周敦頤等進一步闡發了《中庸》的形上學與心性論。邢昺向真宗陳述《中庸》大義，為真宗采納。仁宗以《中庸》賜進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張載，啟導張載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與《學》、《論》、《孟》并行。程頤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區別，人心生于形氣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該書講天命、率性，即是講道心，所謂“擇善固執”的，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謂“君子時中”，即是執中的意思；所謂“率性”，只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書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記錄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漢代趙岐的《孟子章句》。《漢書?藝文志》雖將《孟子》放在諸子類，但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卻把它看為輔翼“經書”的“傳”。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趙岐尊孟子為亞圣，把《論》《孟》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為“傳”。中唐以后韓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統說。五代后蜀主孟昶將包括《孟子》在內的十一經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經書。北宋第一流的學者與政治家孫復、石介、歐陽修、王安石等，響應韓愈的道統說，尊崇孟子，重振儒學的工作遂為士子所認同。到二程時，已將《論》《孟》并提，地位已凌駕于六經之上。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韓愈說：“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說：“《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以上韓、程的話，俱見《孟子序說》，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8-199頁。）

自宋代（特別是南宋）以來，“四書”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成為士子必讀的書。

我們認為，原來分別刊行的《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之所以慢慢結集成為“四書”，有文化的原因與社會的原因。

先說文化的原因：面對佛學、道教的挑戰而重建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是“四書”形成的文化原因。經過歷史上的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開始積極地內在地吸收、消化、揚棄佛學，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適合于中國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統，包括哲學的宇宙觀、形上學、心性論。宋代真正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特別是以歷史實踐證明最適合中國社會的儒家思想為主體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學”或“理學”作為精神世界的時期（清代亦不例外）。其興起，正是中國知識人面臨政治、民族危機，特別是外來文化思想的嚴重挑戰而產生的一種“文化自覺”。

自唐韓愈開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說是數代知識人重塑中國人的終極信念與價值系統，從高的層次與水平上回歸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即回歸“六經”、《語》《孟》、周公、孔子的過程。朱子與同時代的學者（呂祖謙、陸氏兄弟、陳葉功利派等）間的辯論，朱子之后的陽明學及明代的心學、氣學諸論，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盡管異彩紛呈，創見疊出，派系繁復，爭論不休，然合而觀之，其所同大于所異，深論細節千差萬別，而總體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卻莫不仍舊環繞著一個中心而展開的，這個中心就是對佛道二教作內在性的批評、揚棄、消化，重建中國人自己的宇宙論與本體論，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歸宿問題（信念、信仰、終極性等等）及超越追求與現實關懷的關系問題。宋明理學（道學）重建了宇宙論、本體論和心性修養論，重建了道德形上學的體系。這一時期的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最大貢獻是抽象程度很高，不僅討論宇宙自然的發生與發展，而且進一步討論天地萬物的根據、本原和普遍規律等形而上的問題，包括人的終極關懷的問題。

再說社會的原因：唐代以后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四書”形成的社會原因。宋代與唐代及以前時代的區別，在于宋代開始了平民化的過程，傳統社會貴族與庶民的二元對立的結構開始解體。宋代的經濟水平、城市規模與文化繁榮的程度，都是當時在地球其它地域生存的民族所無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觀！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解體之后的平民化的社會，需要凝聚中華各民族，特別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蘊含社會理想、做人之道與終極信仰的文本或經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層社會人士誦習的“五經”，逐步讓位于平民誦習的“四書”。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四書”當然不可能取代“五經”，宋代以后，士子有關“五經”乃至“十三經”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頗多創構，然而從整個社會文化來看，“四書”成為家傳戶誦之學，成為朝野、城鄉文化的主流。

“四書”與“四書學”是因社會民間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產物。孔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學下移民間，開創私學，刪修“六經”，在士子中開啟經典整理與詮釋的傳統。朱子是中國知識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講學民間，注釋“四書”，在社會大群中開啟“四書”的新傳統。假借今天的話來說，點擊率高的關鍵詞，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顏”）與“五經”，宋以后則是“孔孟”與“四書”。這也是錢賓四先生說過的。北宋確有擴大經學范圍和重新注釋經書的文化運動，于是有了“四書”的形成與流行。

三、朱子的詮釋

朱子窮其一生為《大學》《中庸》作章句，為《論語》、《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輟，四十余年間，“改猶未了”，直到臨終前三日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真是做到了“畢力鉆研，死而后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關西大學訪學。5月27日，我與內子曾到大阪市立美術館參觀流失海外的中國書法展覽，乃美國、日本收藏的書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一京、臺北兩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都未曾見到的珍品，如王右軍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連忘返，那就是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朱子行書《論語集注》殘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場上購買到的。展出的是《顏淵篇》部分，寫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我與內子在這一珍貴文物前佇立良久。全部展覽看完后，我們又回過頭來再次行注目禮。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寶，還有東京國家博物館藏的朱子草書尺牘（3件合）等。

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特點是，以洗煉的文字，逐句解釋“四書”之難點、要點，先注音，再釋典故、人物，包括難字難句，再解釋其義理。應該說，朱子仍是以訓詁為主，以疏通文字為主。《四書章句集注》有關義理的解釋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學家的看法，他首先還是講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學的基本知識與道德義理加以闡發，特別疑難處，遇到一些范疇與關鍵詞，遇到一些與漢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別方便發揮宋儒的觀點處，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學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釋。在引用了前人或當時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說則不說，如需要加以抉擇判斷處，則加“愚按”、“愚謂”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節之末，以“此一節”、“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總結。需提醒讀者注意上下文相互關聯處，也特別加以說明。除哲學名詞和特別便于發揮處的義理是宋人的或朱子個人的理解外，一般說來，全書注釋大體上是公共性的知識，故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難以替代的“四書”教材。朱子的學生李性傳說本書“訓釋最精”，是非常確當的。當然，清代、近世有了其它的訓釋“四書”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義》、劉寶楠、劉恭冕父子的《論語正義》、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等，在訓詁上更加完備、準確，但仍然無法代替朱子的這部著作。讀者不妨參讀。朱子的這部著作無疑是宋代人“四書”學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書”體系化了。

四、如何讀《四書》

儒學、“四書學”都越出了我國的疆域，是整個東亞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書在元仁宗元祐時期欽定為科舉考試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為廣泛的流傳，影響更大。當然，一旦被欽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士子登庸利祿的工具，越到后期傳統社會，則越來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潑、清新、創進、健康的精神資源的價值。

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影響我國的最深遠的著作，也是影響東亞的最深遠的著作。本書傳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之后，當地的儒學專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國內地的發展，賦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創新意義，在學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討，在民間也有廣泛的影響。東亞儒學的四書詮釋有非常復雜多樣的、生動豐富的傳統。

現在對古代經典的詮釋，有一些低俗化的傾向，對于民間文化來說，淺一點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眾的水平，努力把“戲說”、“俗講”引導為“正講”。

“四書學”在今天仍有勃興之勢。從近二三十年來我與同仁在學校、社團、企業、媒體、地方圖書館等處講授“四書”的情況來看，深感民眾迫切需要，又特別歡迎，他們對“四書”有一種親合力，而且能從生命的體驗中，從生活的實踐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書”仍是現代中國人最好的精神糧食！

最后，關于“四書”的讀法，朱熹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卷第十四）有人說，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驟呢？我們當然可以各行其是，不過，朱子的讀法符合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原則。

我們學習“四書”，首先要疏通文句，讀懂弄通每一字、詞、句、段的本來意思。這還是要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借助于相對準確的注疏、解釋，把握原文、原意。

我們學習“四書”，根本上是學習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聯系實際，知行合一，修身養性，完善自我。如程子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4頁。）我們不是為讀書而讀書，為讀經典而讀經典，讀經典一定要與自己的身心修養，與我們的生活實踐聯系、貫通起來，變化氣質，改過遷善，嚴于律己，誠心為民。程子說，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的發問當做自己的提問，把圣人的回答，視作今日耳聞，自然會有所得。假如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如若我們能把“四書”中的話，深切求索，反復體會，再三玩味，定能涵養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職工作，服務大眾。這樣，就能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做一個君子，改變自己，改變世界。

所以，“四書”要用心去讀，以生命對生命，以真誠對真誠。古代圣賢指點人，不是權威說教，而是啟發學生或讀者自己去領會。儒學是生命的學問，要體驗、實踐，身心合一。學習這些典籍要身體力行，學以致用，不能所學與所行脫節。《四書章句集注》這部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教過多少遍了，反復誦讀，每一次都有新的體驗與收獲。

總之，“四書”是中國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