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社零總額同比僅增長1.7%、需求不足成為宏觀經濟三大壓力之一。在此背景下，今年，北京、浙江、河南、云南等10余省份再次力推消費券，且力度高于前幾輪。總體來看，各地消費券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當地或局部地區的消費，但由于缺乏全國統籌設計，未能帶動全國性的消費熱潮，扭轉內需預期。

去年香港曾在消費低迷時推出全民消費券計劃。發放當月，香港零售同比增速下行的態勢迅速扭轉。結合這些經驗，我們認為，消費券仍應納入內地提振消費的政策選項。針對市場上有關消費券加重財政負擔、扭曲市場機制等質疑之聲，我們認為通過合理政策設計可以有效規避，建議從中央層面出臺消費券，安排專項資金轉移至地方及特定領域，尤其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方，提升效果和乘數效應。

文｜沈建光、張曉晨

來源|第一財經

新冠疫情以來，如何有效促進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核心課題。近期經濟下行壓力驟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三重壓力”，其中需求收縮首當其沖。考慮到當前疫情防控要求并未放松，促消費的實際難度依然較大。去年12月社零名義同比僅增長1.7%、實際同比跌至負值；出行數據、支付數據、電影票房則顯示今年春節消費也不及預期。

要穩住宏觀經濟大盤、進而實現全年增長目標，盡快提振消費已刻不容緩。從2008年危機后的“汽車、家電下鄉”、疫后各地消費券的廣泛實踐，以及去年香港地區發放消費券的經驗來看，消費券在刺激消費方面效果顯著，理應作為關鍵政策選項。然而，市場上有關消費券帶來市場扭曲、加重財政負擔等質疑之聲從未停息，疫情以來也始終未能在中央層面出臺消費券計劃。在筆者看來，面對當前消費持續疲軟的局面，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已經較重，有必要針對五大關鍵質疑厘清迷思、統一認識，盡快在中央層面推動消費券政策落地。

質疑一：消費券與保市場主體的思路不符？——實為互補

疫后中國政策錨定“保市場主體”，側重于供給側，據此有人士認為消費券政策與保市場主體的思路主線不符。

需要指出，以減稅降費為主的供給側政策并非萬能，尤其是面臨“幸存者偏差”。減稅降費作為近年來支持市場主體發展的“及時雨”，為穩定經濟、優化結構注入了強勁動力，但政策效果高度依賴市場主體盈利狀況，具有順周期屬性。中小微企業持續面臨生存困境之下，數據顯示，新三板掛牌企業已從2017年底的11630家降至2021年底的6900多家，大量中小企業因經營不善、盈利不佳而摘牌，“幸存者偏差”導致減稅降費效果打折，難以更好覆蓋中小企業和困難群體。

成本壓力之外，需求不足也是中小微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研究團隊1月24日發布的最新調研結果顯示，超過1.5萬家樣本企業（其中小微個體戶約占9成）的營收和利潤率在去年四季度均有所下滑。經營痛點來看，約有49.6%的樣本企業選擇經營成本壓力，成為第一擔憂；但同時也有46.5%的樣本企業選擇了市場需求疲弱，顯示需求側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當前時點來看，消費券可與減稅降費形成互補，在供需兩側配合使用。同為轉移支付政策，消費券直接快速作用于需求側，通過“促進居民終端消費—增加企業訂單、擴大再生產—穩定企業用工—提升員工收入—進一步刺激消費需求”的良性循環機制，往往在經濟下行或衰退期能夠發揮更大作用，逆周期政策屬性更加突出。在筆者看來，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政策面已在主動調整，由前期的供給側為主加快轉向更加注重供需平衡；發放消費券不僅能夠直接拉動短期消費，還可間接起到減免企業稅收的作用，彌補了減稅降費政策的短板。

質疑二：消費券加重財政負擔？——今年財政有空間

近年來，為積極應對疫情沖擊、兼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中國財政約束明顯收緊，加重財政負擔成為消費券政策遭受質疑最多的方面。

一方面，中國消費券政策注重乘數效應，財政資源消耗相對可控。無論是2008年后的“家電下鄉”，還是疫后各地方政府的消費券實踐，普遍使用乘數設計以撬動杠桿，同時積極推動政企合作，對財政資源的使用極為謹慎。既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依靠現代貨幣理論政策（MMT）支撐的“直升機撒錢”（財政赤字貨幣化，導致本國政府債務激增），也不同于香港消費券計劃的“無滿減設計、全額抵扣”。

另一方面，今年實施消費券政策面臨的財政約束也將有所放松。去年財政發力明顯退坡，一般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0.7%、支出同比僅增長0.3%，全年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約10個百分點；1~10月財政實際赤字為近五年最低，前三季度財政實際赤字率為近六年最低，全年財政實際赤字率較2020年顯著下降，財政存款處于超5萬億元的歷史較高水平。此前較為克制的財政政策為今年發力預留了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對財政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確“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

質疑三：消費券不如基建投資？——基建并非良方

有人士認為，中國經濟消費占比較低、居民儲蓄率較高，消費券政策的作用可能不及美國，發力基建投資仍是更優的選項。

一方面，消費券不同于現金補貼，受居民儲蓄習慣影響小，過往實踐已證明中國消費券政策成效顯著。此前“汽車、家電下鄉”在短期內極大促進了消費回補，還有效撬動了農村市場。根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全國有上百個地（市、縣）先后實施了超500輪消費券計劃，其中多數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短期局部效果；林毅夫、沈艷等對截至2020年4月18日之前實施消費券計劃的36個城市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乘數效應（關聯消費金額/消費券核銷金額）多分布在3.5~17倍之間。香港消費券計劃在短期內也對本地消費帶來明顯提振，數據顯示，自去年8月開始分批次發放消費券以來，香港零售當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轉了此前的下行趨勢，并始終保持在7%~12%左右的較高位置。

另一方面，基建大干快上并非良方，近年來消費的增長貢獻率早已超過投資。早在2018年，筆者發表于FT中文網的文章《中國經濟解困之道：減稅優于基建》中就鮮明的提出，發力基建呈現出加劇債務負擔、邊際效益遞減等多個弊端，政策性價比已明顯下滑，不如減稅等收入端政策。近幾年，中國基建投資增速快速下滑，政策發展脈絡也印證了筆者判斷。當前來看，資金來源、項目儲備等問題仍在限制本輪基建發力，相較而言，同為需求側政策，消費券的性價比更高。

質疑四：消費券扭曲市場機制？——合理設計可以避免

從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角度出發，有人士認為政府發放消費券是過多干預市場、扭曲了傳導機制，不僅當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還將擠占未來消費。

在筆者看來，通過合理設計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機制扭曲。政策設計本身應盡可能使消費券融入經濟社會發展潮流和市場運行規律當中，努力創造增量而非擠壓存量，如借助數字科技賦能消費券的平臺搭建、場景開放、支付創新（如數字人民幣試點）等。以2020年“北京消費季”為例，6月6日首批300萬張北京“消費券”在京東APP開始發放，當天核銷數據顯示消費拉動乘數就達到了10倍；根據北京市商務局公開數據，截至2020年底北京消費季累計發放各類“消費券”共3900萬張，實現銷售額135.2億元、拉動杠桿達到14.8倍。再如，可借助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手段優化消費券實施方案設計，合理測算基礎上適度提升消費券滿減比，實施精準推送，最大化乘數效應。此外，支持范圍方面，考慮向跨期擠出效應更小（如餐飲等必需消費）、使用周期更長（如汽車、家電等大件耐用品）的品類傾斜，提升政策針對性的同時，最大限度降低對未來消費的擠出。

質疑五：消費券引發公平問題？——關鍵在于加大定向投入

共同富裕導向下，質疑消費券的另一個方面關乎公平，有人士提出消費券并未有效覆蓋農村縣域人口，與此同時高收入群體并不需要消費券。

疫后消費券政策設計確實存在公平問題。覆蓋人群來看，疫后各地消費券在設計上多為“人群普適型”，并未向困難人群過多傾斜，類似武漢安排專用額度，定向用于低保、特困、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消費券的案例占比較低；與此同時，由于缺乏消費場景、數字化程度較低等因素影響，前期消費券政策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村縣域等下沉市場消費者。覆蓋企業來看，各地消費券大多設計為“行業定向型”（餐飲、旅游、零售等），但向大中型商圈傾斜資源更多，對社區小微餐飲、零售企業的重視程度不足。

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加大對困難人群、中小微企業的定向支持力度。在筆者看來，應考慮加大消費券的人群定向設計，將資源適度向困難人群、農村縣域消費者傾斜，擴大消費券政策覆蓋面，發揮保民生作用。同時支持線上線下聯動，積極引導小微企業加入，讓更加需要幫扶的小型個體商家入駐消費券平臺，同步依托小型個體商家搭建場景，擴大農村縣域覆蓋面。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在中央層面出臺消費券政策的必要性已經凸顯，建議盡快推動實施。財政預算方面，可考慮安排5000億元左右的中央資金專項用于發放消費券。這一數字約占2021年中央財政收入的5%，作為參考，香港消費券計劃共投入360億港元、占其2021年財政收入比重約為7%左右。具體操作方面，一方面參照香港經驗發放一定額度的全民消費券，帶動全民消費熱潮，扭轉內需預期。另一方面注重定向投入，加大對困難人群、困難地區、農村縣域消費者以及中小微企業的定向支持力度，將餐飲旅游、家電汽車更新等消費恢復短板作為重點支持領域。同時，如前文所述，應重視強化數字科技賦能和企業補貼協同，優化政策設計，提升精準度和乘數效應。

作者

沈建光：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張曉晨：京東科技集團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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