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絕不是降低質量，包括降低考試的質量去迎合討好學生與家長。在無法全面實施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不得不以分數為核心錄取的招生制度下，以缺乏區分度的水平考試替代中考這個選拔性考試，帶來的可能是更多的無效負擔，也是對公平的挑戰。

　　中考已經全面水平化，放棄了選拔

　　7月5日，北京2022年中考成績公布，分數高到讓人咋舌的地步，創下歷史新高！

　　以考生最多的海淀區為例，在滿分660分的情況下，655分以上達到517人，600分以上13325人，占考生總人數的71.5%（總人數18655人），500-599之間僅有4152人，400-499之間的考生僅有407人，僅占考生總數2%，400分以下，僅有655人，占3.5%。

　　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清華附中等著名中學，每門功課倒扣不能超過1分，否則沒有可能。

　　 圖源：北京日報

　　如果以這個成績畫一個分布圖，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正態”分布，而是一個極其不正常的“大頭娃娃”，絕大部分學生的成績都擠在頭部，幾乎沒有任何區分度可言。比如400-499僅有407人，但在高分段的651分竟然有413人。

　　當然，可能有人說這是海淀，我們看城六區中教育比較薄弱的豐臺，也是半斤八兩。在4580人的考生中，400-500分的僅有144人，約占3%，400以下的僅有112人，約占2%，600分以上的占比約60%。

　　遺憾的是，這種現象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也并非北京所獨有，近年來，許多地方的中考均出現了類似的現象，今年表現得尤為突出。

　　天津中考滿分800，780分以上965人，770分以上3820人，660分以上占50%。中考滿分600分的杭州，有一所重點中學發表感謝信，表示初三某班的中考平均分達到了580分。

　　顯然，這并不是孩子們突然變得太優秀了，而是中考改革導致的。不清楚中考改革的指導思想具體是什么，但這些分數清晰地告訴我們一個重要方向：以水平考試替代中考，去難度，去區分度，讓大家都有分數的獲得感。

　　日前一個網友給我留言，說他60多歲的母親做當地數學中考題，也得了滿分。

　　前兩年我曾寫文章感慨中高考分數通脹，現在已經不是分數通脹的問題，中考是赤裸裸去區分度了。

　　雙減不是一味做減法，更不是迎合，降低教育質量包括測試標準，讓所有人都有分數的獲得感

　　為什么要這么做？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根據各種專家的解讀和相關部門的解釋，輿論猜測，顯然落實“雙減”，是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雙減，就只是做減法嗎？

　　如果這樣理解雙減，就是最大的誤解。其實從“減負”到“雙減”，已經說明了曾經一味做減法的錯誤，正是一味做減法，才減出了3點半，課內減下去，課外長出來，減出了課外培訓機構的輝煌，讓金錢開始左右教育追求，于是中央開始強力糾偏。

　　為了深刻領會這一點，我們不妨重溫一下習近平總書記在雙減政策正式公布前的一段講話。

　　2021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到青海某社區“4點半課堂”時就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們放學后，得有人接得住啊。”“首先這件事要由學校來辦，學校不能把學生的課后時間全部推到社會上去。學生基本的學習，學校里的老師應該承擔起來。不能在學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訓了，這樣就本末倒置了。現在教育部門正在糾正這種現象。”

　　其實，雙減首先是校內做加法，提高校內教育質量，發揮學校主陣地的作用，最大程度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包括多樣的教育需求，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其次，才是減法，減去不必要的課內作業負擔，以及課外輔導班負擔。而這兩個措施都有一個根本而共同的目標，就是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而不是培訓機構。因此，我們想盡辦法要讓學生留在校園。

　　在某種程度上，雙減政策是對我們既往一味做減法的減負政策的一次強力糾偏，是做加法，尤其是學校內教育。如何提高校內教育質量，最大程度讓學生學習回歸校園，就成為雙減成敗的核心。

　　換句話說，雙減，絕不是以降低教育質量或要求，來迎合家長，讓孩子絕對沒有負擔。“幸福的生活是奮斗出來的！”，奮斗，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年輕人的殷切希望！

　　考試，或者說測試，本質就是教學效果的體現，是教育質量監測的技術手段之一。如果考試不運用到學生的評價上，那么就是純粹的質量監測了。任何一個科學的教育測試，結果一般都接近正態分布，即高分與低分的人較少，多數在中間。人為設定一個難度目標，必然讓考試失去了其價值和意義。

　　相關減負規定中的確有降低考試難度的說法，但注意，這一說法是針對一些考試中的難題怪題，超綱題而言，是減去這些不必要的超綱的、過高的試題與要求，但絕不是迎合討好學生家長，多考“智商”題，讓大家皆大歡喜，更不要說中考這種承擔著人才選拔的這種高利害關系的考試。

　　中考降低難度，就能達到減負的目的嗎？答案是否定的

　　把考試難度和負擔強行掛鉤，本身就是一個荒唐的邏輯。

　　絕對負擔的多少，是和自己期望值相關的，而不是考試的難易程度。記得80年代中、高考，有些科目，一個班也沒有幾個及格的，但恐怕沒有人會說那時的負擔比現在重。再難的考試，如果想得零分，應該都是極其容易的。再簡單的考試，想得滿分都是很艱難的，都要超常的付出，這不是試題的難易程度決定的。這是基本的邏輯，也是一個常識。一旦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目標，客觀上負擔必然是重的。

　　負擔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心理感受，如果喜歡玩游戲，3天3夜不睡覺都不覺得是負擔，如果不喜歡學習，10分鐘都是負擔。

　　我們不能否定中高考對基礎教育的反撥與引導作用，但考試的難度與負擔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是兩個問題，兩個邏輯。

　　事實上，通過降考試難度來減負，我們有過失敗的嘗試。

　　北京的高考在近10余年里，平均分增長了100分，難道中學生的負擔就降低了嗎？估計沒有人敢拍這個胸脯。

　　對比同期10余年來，學而思以及其他培訓機構的開班數量，我們可以發現，相關營收數字在迅速增長中，是最輝煌的10年，并沒有下降。

　　降低難度，最大的利好是讓更多人有了分數的獲得感，“高分考生”比比皆是，說難聽了是討好家長，但絕沒有減輕或者降低這其中的競爭與負擔，無非讓大家覺得，“現在孩子怎么都這么厲害”？

　　考試難度與負擔沒有直接關系，但使用不好，尤其是一味降低難度，反而會增添無效負擔。

　　這種沒有區分度和難度可言的考試，考的是熟練程度，是仔細程度。優秀的考生，往往為了一分兩分的區別，需要刷題奮斗一年，這是典型的增加負擔，也是增加無效負擔，更惡劣的是，這也在磨滅這批“天才少年”的求知欲。清華丘成桐班把錄取年級下調到初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解放這類優秀學生，讓他們從初三年級無效而折磨的學習中解放出來。

　　對于普通的孩子，過于虛高的成績，也容易讓孩子與父母產生誤判，錯以為自己很優秀，離封頂僅有幾分的差距，是可以“雞”出來的，進一步刺激他們去通過刷題提高熟練程度，提高分數，加劇了“劇場效應”。

　　對分數的追求背后是社會競爭的遞延，并不是因為試題的難易，普通人可以這么簡單甚至錯誤地看，但專業人士，尤其決策者絕不能把表象當成本質，找錯問題，用錯解決方法。

　　在仍然以分數為核心錄取依據的情況下，以水平考試替代選拔性考試，加劇了分數的競爭，影響升學考試的效度與科學性，觸及公平，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

　　有一些人說，這不是中考，是初中學業水平測試，就是要降難度，不能強調選拔性的。

　　在目前的中考改革中，我們的確是在用“初中學業水平測試”作為高中錄取的依據。但我想提醒，只要是作為高中錄取依據，無論你換什么名字，從其功能角度講，就是實實在在的中考，必然要承擔選拔功能。在我們還以考試分數為核心錄取依據的招生制度下，應謹慎以水平考試替代各種升學考試，否則帶來的是更多，更為復雜，甚至無法解決的負面問題。

　　不同的考試，其定位與目的、效果和作用都是不同的。

　　簡單從功能上來區分，一種是水平考試，一種是選拔性考試。原則上講，水平考試難度相對較低；從測量角度看，區分度較低，是粗顆粒的，只追求大致把學生分層。但是選拔性考試不同，它更強調對不同人才的區別與選拔，要求區分度更高，是細顆粒的。

　　我們所熟知的美國的各種考試都是前者。美國“高考”SAT實際上相當于我們的高中學業水平測試，美國的“中考”SSAT類似我們初中學業水平測試，同樣，托福也是一種語言水平測試。這類水平測試在分數的計量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老SAT滿分為2400分時，即便再低，一般也不會低于1200分，想低于這個分，稀缺度和考2380分以上一樣難，因此經常有人開玩笑說：你如果SAT能考到1100，我就請你吃飯。今年各地中考成績的分布，與之極其類似。

　　美國盛行的這種水平化考試，是與其錄取制度配套的，即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以水平考試作為一個基礎學術評價，學校在此基礎上綜合評價后招生錄取。考試成績只是基礎，不是唯一依據。

　　中國則不然。因為誠信等原因，綜合評價的錄取方式暫時無法全面推廣，不得不回到分數這個唯一的剛性依據上來。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盲目套用美國的水平考試，那幾乎是一場災難。考試分數只是人家的一個評價基礎，對于我們卻是唯一的選拔標準，怎么能不出問題？

　　在中考仍以分數為錄取依據的制度下，以水平考試替代選拔性考試，只能加劇學生對分數的斤斤計較。如果說過去的中考是分分計較，現在的競爭則更加激烈和殘酷，是零點幾分的計較。

　　更麻煩的是，以水平考試替代中考這種高利害的選拔性考試，給人才選拔與培養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和沖擊。

　　網上有傳說，這種考試的目的之一就是肢解“著名中學”，讓名校也無法選拔到優秀學生，達到“生源均衡”的目的。無論各地主管部門是否存在這種想法，這種考試的確達到了把水攪渾的效果，優秀的中學，根本無法靠分數錄取到真正優秀的學生。

　　這一點也是我們需要檢討和商榷的。

　　中美博弈，比拼的是技術，更是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比拼。但拔尖人才的選拔和培養，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絕不是到了大學才開始的。尤其是對于很多自然科學，多數屬于早慧學科，需要早期介入。對于義務教育階段，過早的選拔與培養還存在一系列爭議，尤其是各種政策與法律上的制約，但在高中這個非義務教育階段，應該全面系統地做起來。

　　但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什么？是扼殺“天才少年”的選拔和培養，還是給其提供便利的選拔培養渠道？

　　更糟糕的是這種沒有區分度的選拔性考試，客觀上是對真正優秀者的嘲諷，我們要倡導什么？

　　教育不是為了考試，但在我們仍然以考試分數為核心的錄取制度下，中高考必然承擔了選拔功能，客觀上也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也是老百姓如此重視中高考的根本原因。“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中考何嘗不是？

　　一個學生通過努力學習，升入好的學校，是正當的教育追求，也是我們優秀的文化傳統，更是一種公平。

　　幾乎沒有區分度的中考，帶來的社會影響是惡劣的。我辛辛苦苦學三年，你快快樂樂混三年，結果一場考試下來，大家分數沒什么大的區別，想傳達什么？獎勵什么？缺乏科學性與效度的升學考試，公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