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石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父母發現李寧石得了“邪病”。

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父母特意為李寧石請來了一名姓孫的“大神”。

第一次見面時，孫“大神”燒了一張黃紙，讓李寧石把紙灰吃下。在遭到拒絕后，李寧石被“大神”推到在了床上，后背上被狠狠地打了幾巴掌，隨后在院子里跪了一夜。那一晚，李寧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恥與無助，一旁的父母，則是默不作聲。

過了幾個月，李寧石又“犯病”了。這一次，他干脆被帶到了“大神”的家。因為掙扎反抗，他被四五個人按倒在地。“大神”再次點燃了黃紙，這回不是讓他吞紙灰，而是把燃燒著火苗的紙直接放在了他的雙手掌心和雙腳腳心。他痛得哭出聲來，向父母哀求著停止。緊接著的，卻是一捆點燃的香戳向了李寧石的后背、頭頂和兩側腋下。

最后的結果，是數十萬的治療費，卻還是無法挽回的全身多處熱燒傷、雙手燒傷后手肌攣縮、右手指末端干性壞死......

“大神”最后被捕，李寧石也落下了終身殘疾。他和父母的關系就此徹底破裂。

而李寧石的病征，是他今年已經23歲了，卻還是喜歡打游戲，不服父母的管教。

一度引起爭議的電擊“治療”

像李寧石的父母一樣的人，不在少數，在互聯網上他們有一個專有名詞——“中國式家長”。

在游戲《中國式家長》的評論區，有玩家寫下這樣的感慨：“30年前，人們說流行音樂會毀掉下一代；20年前，人們說電視節目會毀掉下一代；10年前，人們說電腦游戲會毀掉下一代；但歷史證明，在中國，沒有任何力量會毀掉下一代。”

“除了上一代。”

話雖絕對，過甚其辭。但這些控訴背后，是一個個家庭的悲劇。

“一群有病的孩子”

王強一直很糾結一個問題，“孩子對我們沒有敬畏之心”。

高一上學期，原本在他眼中乖巧的兒子，開始變得叛逆。每次他罵兒子的時候，兒子都會關上門，有時甚至在房間里對他和妻子破口大罵。后來，兒子甚至和他們動起手來，摔門、砸枕頭，有一次甚至把妻子推跌在了茶幾上，把腰都弄傷了。

兒子告訴過他矛盾的源頭：高一有一次放學的時候，妻子看到兒子在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聊天，直接就走上前去大聲喊出兒子的名字，罵了他一頓。兒子覺得這件事讓他很沒面子，成為了學校里的笑柄。

王強覺得，兒子有點小題大做了，“你母親只不過是說說你而已”。

他和兒子說了自己的經歷，“小的時候，我媽拿著掃把追著我滿大街打，只是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這個要擱你，你受得了嗎？比你這件事還嚴重吧？“

他不明白，兒子為什么因為這件“小事”，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同樣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鄭立書，與兒子有著近似的相處模式

王強是60后，生長在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

沒有動畫、電視、手機、游戲，農村長大的他，甚至小說也沒看過。媽媽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他也記不得自己做過哪些錯事，只記得往往是“她覺得不能容忍，但我覺得很正常的事”。便白白挨一頓打。

如此生活三十年。

他似乎沒有察覺到，今時今日與兒子之間的困境，其實早已注定。在信息發達的年代，孩子們的需求重心，早已從當面無從選擇的解決溫飽，變成了被理解、被尊重。

王強這一類父母很喜歡用的一個詞，是“變壞”。

他們往往會認為，在某個時刻開始，孩子突然就變了，原因可以有很多，“豬朋狗友”、早戀、性格......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網癮。

個人電腦在80年代開始普及

初二那年，貝貝因病住院2個多月。返校后，他發現自己無法跟上同學們的學習進度，成績也一直在下滑，隨之而來的是父母無休止的責罵。難以承受的貝貝，向父母提出休學1年的請求。

母親的第一反應是驚訝，父親的表達更加直接，“哼，你上課有在認真聽嗎？天天看那個手機，怎么跟得上！你休學在家干嘛？玩手機嗎？”

父母沒有答應他的請求。之后，這樣的爭吵幾乎每天在這個家庭里重復上演。

但在貝貝的敘述里，他用手機時常每天并不超過半小時，更多時候都是在查一些數學題的解答方法。他也做出了解釋，但父母并不相信，認為他在狡辯，并且天然地認為，“玩手機就是學壞，就是在玩游戲。”

在后來的接近一年半的時間里，正如父母想象的那樣，他確實更多地拿著手機，時常出現在網吧。虛擬世界成了他最后的桃花源。

直到那一天，媽媽帶他去了江西廬山旅游。母子倆一起玩了廬山、去了滕王閣，之后，兩人一起坐上一輛車——媽媽說，這是去賓館的車。

那輛車的終點，是豫章書院。

豫章書院內的孔子像

在被教育部勒令關停后，連續幾天在豫章書院門口，集結著一群家長。

他們拿來了幾條長長的橫幅，上面寫的是，“家長請愿支持豫章書院修身學校辦學”，“感謝豫章書院各位老師這段時間的辛苦！”，有家長在墻上貼上了一封有數十個簽名的請愿書。

此前，將近半個月的時間里，豫章書院一直處在風口浪尖。最早是知乎用戶“溫柔JUNZ”發表了一篇《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接著一個又一個曾在豫章書院待過的學生在網上發出了自己的控訴。在一眾受害者的的描述里，豫章書院涉嫌綁架、囚禁、虐待、性侵，里面的學生有的自殘，有的自殺。

不過，現場的家長并不相信這一切。這群認為孩子“有病”的家長們，很多時候都會有自己固執的想法。他們并不愿意持善意去傾聽孩子敘述里自己的遭遇。又或者說，他們并不認為事情有這么嚴重，“你們說懲罰體罰，我們都了解過。我不管違法不違法，我愿意。我們知道這個度在家長允許的范圍內，我們相信你們說的不是事實。”

對于這些孩子受到的責罰，家長們更擔心的是，如果豫章書院倒閉了，孩子該怎么辦的問題，“我們真的拿孩子沒有辦法啊。我孩子送這里好好的，過得挺好的，現在突然要說關門，那我們往哪里送，送你家去啊！”

他們固執于自己的方式，卻甚少去溝通過，孩子們到底需要什么。

家長在豫章書院門前拉的橫幅之一

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四年級、八年級學生認為家長對自己最關注的三個方面是學習情況（79.8%、79.9%）、身體健康（66.6%、66.5%）、人身安全（62.2%、52.2%）。

對比之下，日常行為習慣（15.2%、18.7%）、興趣愛好或特長（10.8%、7.1%）、心理狀況（6.5%、11.1%）卻是少數中的少數。

另外，有22.5%的四年級學生和21.2%的八年級學生認為“家長從不或幾乎不問自己學校或班級發生的事情”；15.4%的四年級學生和9.9%的八年級學生認為“家長從不認真聽自己把話說完”，19.3%的四年級學生和18.8%的八年級學生認為“家長要求自己做某件不愿意做的事情時，從不耐心說明理由”。

孫銘揚談到父母的時候，就喜歡用到“從來”這個詞。

“我跟他們說話，他們從來都不在意，也不信我。而且我喜歡的東西，從來沒被他們認可過一次”。

最讓他覺得難受的，是去念技校的時候，父母篡改他專業志愿的事。報志愿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說出了想要念無人機專業的想法，父母沒有多說什么，只是點頭答應。直到開學來到學校門口的時候，父母才告訴他，他們把志愿改成了畜牧專業。

父母的理由也很充足，“電子產品淘汰得快”，“報這個專業的都是不愛上學的”。最關鍵的是，他們根本不認為孫銘揚對無人機感興趣。

知乎上有人問，“為什么「中國式家長」總是自負又武斷？”。有人在回答里總結了中國式家長的經典發言：“我做這些都是為你好”、“你為什么又不聽我的話”。

隨之而來的，卻是溫州6歲女童因犯小錯被父親體罰跑步6小時致死；武漢14歲男孩被母親當眾打耳光后跳樓身亡；安徽8歲男童因不滿被關在房間持續練琴跳樓自殺......這樣的新聞，不止一次地出現。

那些悲劇的父母們，可能自始至終都不明白，孩子究竟怎么想？

“以后再充錢，就把你從樓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當“打倒網絡游戲”成為流量密碼》一文中，我們講述了“反網游家長”這個群體。

他們是這個時代最典型的中國式父母。

“打倒網絡游戲，救救我們的孩子”，似乎只要游戲沒了，他們想象中那個聽話、上進的孩子，就會重新出現。

在文章的評論區里，我們聽到許多與他們截然不同的聲音。

“那不玩游戲又能讓孩子們干什么呢？是能給孩子錢還是給孩子快樂。父母的許多行為都影響著孩子，讓孩子感受不到現實的一絲溫存，孩子才鉆入虛擬世界尋求一些慰藉。”

“有的孩子游戲該玩玩，學習一點不耽誤，老師成績也沒差過。父母就是孩子的起點，有多少父母能力差，自制力差的，要孩子做到的他們自己都做不到。以前沒電腦、電視、小說、漫畫都沒有的時候也沒看到個個都是人中龍鳳，青年才俊。大部分人遇到自己處理不了情況都是本能甩鍋，保自己面子。人性本如此，沒什么稀奇。 ”

“家長沒玩游戲，我看也沒成龍成鳳啊。 ”

《當“打倒網絡游戲”成為流量密碼》一文的留言

在游戲客服陳紅眼里，孩子玩游戲，往往離不開父母的原因。

電話里，她總能聽到很多真實，有時甚至有些奇葩的故事。

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剛剛充值了13元的玩家打電話來要求退款，玩家的理由是自己才14歲。陳紅告訴玩家，未成年人退費需要監護人申請。

電話里傳來一句笑嘻嘻的回復，“死了，就剩我自己一個，我是流浪人”。

陳紅嘗試讓他溝通其他成人家屬，或者向當地村委或居委會尋求幫助。電話里再次傳來回復：

“沒人管我，村委會不管，居委會不管，我100天沒吃飯了你快點把錢給我退了。實在不行你借我點錢嘛，借我一千塊行不行啊？”。她只好回復說，如果情況屬實，可以協助報警。

玩家終于說出了最真實的情況，“沒有沒有，我爸媽在上班，沒有死，爺爺奶奶在家。”

《當“打倒網絡游戲”成為流量密碼》一文的留言

她也聽過不少來自家長的電話。

有個小孩用媽媽的身份證注冊了游戲，第一次消費500多的時候，陳紅通過了退款申請；第二次消費了1000多，陳紅也在核實后進行了退款。游戲后來升級了人臉識別系統，到了第三次收到退款申請時，陳紅就在核查時發現，后臺在玩家付款時發起過人臉識別驗證，正是小孩媽媽的臉，而且驗證還通過了，于是詢問了孩子爸爸具體情況。

孩子爸爸沒有正面回應，話筒里則是震耳欲聾，“孩子已經打得半死了，棍子也打斷了，膏藥現在就貼在身上，打死了就找你負責”。一邊罵著陳紅，電話那頭還傳來了罵孩子的聲音，“以后再充錢，就把你從樓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還有個媽媽打電話過來，說要求退費。陳紅發現后臺曾經彈出過5次人臉登錄，但每次都通過了，便問母親是不是幫孩子刷臉了。電話里的回復讓她啼笑皆非，“我又不懂，我天天要管那么多孩子，他說要人臉識別一下，就識別一下，又沒跟我說要花錢，我就讓他玩一會唄，我還要帶小的孩子，管不到他那么多。”

陳紅只好強調，要幫孩子注冊未成年賬號，不要幫孩子刷臉，另外家長也可以引導孩子培養其它愛好。家長只是不耐煩地再問了一句，“你不要說這么多了，你就說到底能不能退錢吧”。

騰訊游戲推出的的人臉識別驗證

根據《中國年輕玩家》報告，自去年“最嚴防沉迷新規”推出后，中國未成年人玩家減少了3900萬，但仍有29%的未成年人玩家游戲時長超標，原因則是有82%的家長允許小孩冒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玩游戲。

喜歡玩游戲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視的是青少年精神疾病。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數據，全球10-19歲人群中，有七分之一患有精神障礙，抑郁癥、焦慮癥和行為障礙是青少年患病和殘疾的部分主要原因。而在中國，2020年，青少年抑郁檢出率為24.6%，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困擾。

陳小宇是這3000萬之中的一個。人大附中初中部畢業的他，在僅僅上了一個月的高中后便輟學在家。在母親的眼里，陳小宇那段時間的表現完完全全是一個網癮少年，“不理發、不出門、不洗澡、不上學，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玩游戲。”從初中保持在年級前十的成績，到如今輟學在家終日坐在電腦面前，母親把一切變化歸咎于陳小宇對游戲的著迷，并由此產生了極為激烈的沖突。

針對網游問題而出現的責罵，甚至毆打，將陳小宇的精神疾病癥狀出現得更加頻繁和極端。他試過一拳將母親的手臂打出淤青，曾經一個月一次的暴力行為，到后來隔三差五就會有，嚴重時用到用刀劃傷了母親的臉。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住院醫生陳依明就表示，陳小宇此前罹患的精神疾病，“從現實案例來看，單純因為沉迷游戲罹患較為嚴重精神疾病的情況并不常見。”

相反，“如果通過各種努力讓孩子遠離游戲，反而可能出現病情加重、家庭關系惡化，甚至轉向煙、酒、賭博等對健康不利的改善情緒的辦法。”

尤其對青少年抑郁癥患者來說，病態的家庭環境已經成為抑郁的首要因素。63%的學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嚴苛/控制、忽視/缺乏關愛和沖突/家暴。

“反游志愿者”的宣傳視頻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邢曉曦醫生就指出，在有焦慮抑郁問題的青少年中，對游戲產生依賴是普遍的。

原因是，這種狀態的孩子往往是“啥都不想干，不干又不對，干又干不好”，游戲可能是他們不可缺少的舒解，讓孩子可以有點事情可做、有成就感可獲得、暫時隔絕復雜的世界的各種刺激。

B站有一個標題是“游戲對你意味著什么？”的視頻，評論區有人這樣感慨：

“在很多大人眼里，游戲百害而無一利，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對于很多無法和大人溝通的孩子而言，是童年也是青春，有時候會變成習慣，對我而言則是信仰，大人們永遠不理解為什么玩個游戲會有那么多情緒，因為他們覺得玩游戲就是幼稚，所以他們也不會懂我們為了不相干的人歡呼喝彩，甚至哭泣，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游戲人生啊”。

事實上，孩童們的這些感受，大多家長確實理解不到。孩子在少年時進入叛逆期，得不到好的引導，或者父母以強權施壓時，很容易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家長們使用自己父母那套棍棒教育時，發現這些是完全失效的。

“我不知道該怎么辦，但他總是頻繁地玩手機，勾著頭一聲不吭，無論我說什么也一聲不吭。這顯然是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要進行制止要糾正，只能是靠維權來強行介入了。”阿東的孩子今年16歲，在今年5月，因為他把正在玩短視頻的孩子的手機搶過來摔爛了，再大勝呵斥后，孩子去到了樓頂，寫了一封信，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信里，孩子說，自己確實對互聯網里的東西很感興趣，游戲、短視頻等，但他從來都控制自己的使用時間，并且成績長期保持在班級前15名。

“手機是我中考考上重點高中后，你答應給我的獎勵。我初中時候成績是全班前五，到了高一上學期班上第12名，你就認為我成績掉下去了。但我初中是在鄉鎮學校，到了市里讀高中，那是全市的佼佼者啊。”

“我數學模擬考，150分的數學卷子，考了65分，你看到了一直罵我是垃圾，認為我變成了和小混混。可是那只是老師測試了一份特別難的考卷。我們全年級能考過60分的就5個人。”

“我想跟你說這些，但開口說兩句，你就粗暴地認為我在找借口，可我真的是偷奸耍滑的人嗎？”

“我后來確實沉迷玩手機了，一是就是為了跟你對著干，因為你的強硬和不理解不斷地激怒我；二是我以前那根要出人頭地的弦斷了，我根本就是放棄了。”

阿東兒子的信里，還有一句：我真的希望你能真的尊重我，認為我是個值得尊重的人，但你每次罵我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像條狗。

跟阿東交談時，我問他，你有試過心平氣和地和他討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選擇相信他的解釋嗎？阿東說，他說的很多東西我不懂，我無法保證他有沒有騙我。難道我真的打電話給老師問，是不是那份卷子全年級真的只有5個人超過60分嗎？

像眾多中國式父母一樣，阿東生怕給孩子空間、信任孩子，就會讓他們淪為行差踏錯的流民，認為“他的一生就很可能被毀掉。”所以，高壓、控制、“要聽話”，成了他們要每天面臨的壓力。但往往這些孩子們需要的是鼓勵、信任、正面肯定，有異議的事項，也可以且放一放，出了問題再矯正。

當然，這些父母們，孩子的成長是一項需要解決各種問題的挑戰，他們自己，也應當學著怎么應對。

“暴君”式父母

有人將“中國式家長”做成了一款游戲。

在游戲中，玩家會體驗到0-18歲完整的經歷。這其中有上學、考試、畢業，甚至相親、就業等等。而當結局出現、游戲結束后，這一代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將會作為下一代孩子的父親。

這款游戲在國區商店已下架

在游戲里，有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來自一個高考失敗者的留言——或許是自己太過軟弱和喪失自控力，我的高考結果是失敗的，或者就和游戲里一樣的我，沒有體魄，沒有體驗過戀愛的感覺，喜歡地理歷史，充滿著想象力和創造力，喜歡畫畫，喜歡看小說寫文章。但是在父母的領導下，我失去了所有的岔路口，只剩高考，再普通不過的理科高考....但我從不怨恨他們。就算是他們一次次阻止我，文理，藝術，春考，單招.....都是我聽從他們，或者是說，我怕。我會把這個游戲推薦給更多人的，里面的設定太過真實。”

“同樣，也會推薦給我的父母。”

沒錯，這個世界上，沒有滿分的父母，父母也并非生來就是父母。

這是一項需要后天習得的技能。魯迅在一百年前就曾寫下一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其中建議是，“父母對于子女，應該是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中國式家長最大的問題是，只看到了“盡力的教育”，卻忘了“完全的解放”。

這種“盡力的教育”，往往到最后都演繹成了“掌控欲”。

《中國式家長》這款游戲，在去年不明原因突然下架。但現實，可能比游戲還要更殘酷。

初中女孩涂思睿講了自己的故事，從三年級開始，她就有寫小說的習慣，到如今已經寫了五十六本，有三十多萬字。

涂思睿覺得自己“天生長了一顆文科的腦子”。因為她有點偏科，語文成績特別好，數學卻比較差，甚至覺得自己一輩子也追不上那些數學好的同學。一天回家的時候，父親好心地幫她拿過了看書包，因為發現書包有點沉，好奇地翻開了書包——書包里，涂思睿的小說被發現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毫無懸念，父親沒有問太多為什么，便認定了她的數學成績差，是因為寫小說。三年級開始寫下的，五十六本、三十多萬字的小說，被一一撕成了碎片。

那一刻，涂思睿的世界仿佛崩塌了，“那是我一筆一劃寫下來的”。

有孩子被父母帶到了“反游”的活動之中

大部分孩子，認為不被父母尊重的體現，首先就是他們被父母預設為“壞孩子”——天然地認為他們偷懶、貪玩、沉迷，有著各種壞心眼。即便是看到了孩子們進入豫章書院后，身上的傷痕，不少家長依舊認為，這可以讓孩子“更加聽話”，因此利大于弊。

也就是說，一切都要歸順于家長的秩序。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里，他們不斷釋放天性，也時常會有一些逾越行為的時候，不少家長發現自己并不具備引導與調整這些行為的能力，并且不對孩童成長帶有學習與解決問題的心態。因此，憤怒與責罵，成了他們認為天然正義的、但卻在新時代并不生效的教育方式。

由此，教育方式的無能，給這些家長們帶來了更為龐大的憤怒。隨著沖突日積月累與加劇，暴怒而專制的父親、怨恨并出現心理問題的孩子，隨時都處在決裂的邊緣。

34歲的陳宇，大概也是如此。

他是個特別優秀的“別人家孩子”。從小成績數一數二，高考是四川的地級市理科狀元，本科就讀北大最好的專業之一，研究生念的是美國排名前50的大學研究生……

但他與父母決裂已經15年了。15年前，他不再回家過春節；9年前，他拉黑了父母的電話、QQ、微信。

矛盾在陳宇決定要出國時，徹底爆發。

陳宇在北大畢業后短暫去過一個研究機構，之后申請到了美國一所排名前50大學的半獎碩士錄取。他以為自己終于可以自由，父母卻找到了一個在美國的的“老朋友”來幫助他——出國之后的每次通話，父母都要求陳宇多和老朋友聊天，有空就去找她。在父母的描述里，這位老朋友長期在美國生活“特別堅強”、上班“打飛的”、“思想已經完全美國化”。

但陳宇慢慢發現，自己與這位所謂父母的“老朋友”，既無共同話題，性格也不合，甚至他在其身上發現了父母的影子。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他被診斷出焦慮障礙。他嘗試寫了一封近近4000字長信寄給家人，意圖不再讓這段強加于他的社交關系持續下去，收到的回復卻是這封信“有狂呼亂叫的味道”，“本沒什么交往卻又非要絕交不可，未免太狹隘甚至無禮了”。

收到回復那一刻的他目瞪口呆，渾身發冷，只能癱在床上呆呆地盯著天花板。沒幾天，他因為焦慮障礙病發住院。

第二年春節前幾天，陳宇正式寫信與家人決裂，信的末尾寫了這樣一句：記住，在世界的一角，有一個傷痕累累的靈魂在恨著他的教育者們。

但裂痕早已出現。

至今讓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小學一二年級。班里準備文藝演出，班主任在前一天就已經通知要穿齊膝短褲參加，但媽媽卻不容拒絕地讓他穿上了長褲。他提出可以帶上短褲備用，媽媽也沒批準。最后，整一場演出只有他沒有按要求著裝。

“直到大三，我才真正意義上能夠自己選擇喜歡的衣服來穿。”

高中的時候，他曾強烈要求到市區學校上學，但遭到家人拒絕，理由是“接受不了當地名校的競爭，太小不能騎車”。

考上了北大，他也沒能“逃出生天”。“離開前，家人要求我跟北京的大姨打電話，請她之后多多照顧，上大學后也不斷給我打電話，甚至悄悄聯系我的同學了解我的情況。”

多年的“操控”之下成長起來的陳宇，活成了一個“內向，敏感，自卑”的人。心理咨詢師告訴他，“幾乎有了創傷性應激障礙的所有癥狀”。

創傷性應激障礙，也就是PTSD，一種因經歷或見證恐怖事件而引發的心理健康疾病。

在陳宇與更多孩子眼中，中國式家長已經仿如一堵恐怖的高墻，橫亙在他們的人生之上。

只是，陳宇的父親至今都不明白，為什么他們和孩子的關系會發展成這樣。就像更多的中國式家長一樣，他們不理解孩子為什么會喜歡無人機，為什么會喜歡游戲，為什么會叛逆、厭學、離家出走、自殘......

他們只會覺得，問題出在了孩子身上，出在了時代身上，又或者是，出在了網絡游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