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府山位于南京城南,北起秦淮河畔,南接牛首山,高逾百米,長達數里,崗嶺逶迤,溪壑重疊,幽邃深阻,郁郁蔥蔥。《寰宇記》稱其“山巖險峻,故曰巖山”,與牛首山共同構建出 南京南郊地區的天然屏障。南宋初年,岳飛曾率軍在此阻擊金兵,在當地遺留下“牛首山、韓府山抗金故壘”遺址。
韓府山
作為東南都會近郊的山林,自然也少不了游人墨客前來尋幽避暑。自六朝以來,帝王、后妃、大臣、太監等多有生前來此圍獵、游賞、建造寺廟、別墅,死后即埋葬于此者。韓府山之名的由來也于此有關。韓府山的“韓”究竟指誰,歷來傳說不一,或曰南唐著名宰相韓熙載,或指南宋抗金名將蘄王韓世忠,或稱為明太祖之子韓王朱松。《同治上江兩縣志》載:“由牛首山而東北曰巖山。……明韓憲王葬此,又謂之韓府山。” 1966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對韓府山一帶的一座王級大墓的搶救性發掘,證明了《同治上江兩縣志》所言不虛。
以朱松為始封祖的韓藩,在位于西北地區的陜西平涼生根發芽,繁衍220余年,宗室成員死后也安葬于當地。為何身為老祖宗的朱松,會被孤零零地安葬在南京郊外呢?
韓王封號的來源
朱松,生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二十三,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子,生母周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三,明太祖朱元璋第三次大封諸子,12歲的朱松被冊封為韓王,藩地遼東都司三萬衛(今遼寧開原)。
洪武朝,親王的封號或來自藩地左近的古國名,或源自藩地及其周邊的州郡名。比如秦王朱樉、晉王朱棡、燕王朱棣、周王朱橚的封號出自古國名,谷王朱橞的封號因藩地宣府古稱上谷郡而得名,岷王朱楩以分封于岷州衛受此封號。
韓本身也屬于古國名,位列戰國七雄之一,定都于新鄭(初期在陽翟)。再往前追溯,還有一個建立于西周初年的韓國。
那么朱松的封號是否與這兩個韓國有關呢?
答案是否定的。
前一個韓國在河南境內,后一個韓國位于山陜之交,與三萬衛既不處于同一布政使司,又相去數千里,不符合明初授予親王封號的基本原則,故朱松的封號與古韓國無關。當然與半島上的三韓,更是沒有哪怕一絲一毫的關聯。
昌圖縣太陽山景區
朱松的封號源自于三萬衛左近的一個古州郡名——韓州。
“韓州,東平軍,下,刺史。本藁離國舊治柳河縣。高麗置鄚頡府,都督鄚、頡二州。渤海因之。今廢。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圣宗并二州置。隸延昌宮,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統縣一:柳河縣。本渤海粵喜縣地,并萬安縣置。”(《遼史·地理志·東京道》)
金因遼制,韓州依然挺立于東北大地。直到蒙金迭代時期,東北之地先后建立起東遼、東夏等政權,各方的混戰對遼東地區造成嚴重破壞,人口大量流失。受此影響韓州被裁撤,并入元朝新設立的開元路。
遼圣宗耶律隆緒在位時間為983年-1030年,故韓州在東北大地存在了200多年。雖然韓州在遼金時期有過多次遷治,大體位于今遼寧省昌圖縣境內,與三萬衛所在的開原城近在咫尺,又能讓人聯想到戰國七雄之一的韓國,是故明太祖以此作為兒子的封號實屬正常。
肩負明太祖經略東北的雄心
洪武朝,帝國初立,上至明太祖這位皇帝,下到朝中文武百官都保持著一顆開拓之心,北方沿邊的關西七衛、陜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北平行都司等單位的設立,皆是為對付北元殘余勢力,開拓大明的生存空間。
西北、正北如此,東北方向自然也不會例外。
攻占大都,驅逐元順帝之后,明軍向東北挺進攻取遼東,可東北大部依然在北元手里。東北地區最強的北元勢力,是以金山為基地的北元遼陽行省左丞相、太尉納哈出。
元順帝出逃后,自關內潰退到東北地區的故元官吏、將領及軍隊,不斷聚集在納哈出麾下,納哈出的實力逐漸強大。隨著實力的不斷壯大,納哈出開始頻頻驅兵南下,對明朝在遼東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
開原崇壽寺塔
經過兩年備戰,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調集20萬大軍揮師北上,打算一舉剪除這一威脅。經過六個月的大戰,明軍接連攻占大寧、金山等地,并逼近納哈出的大營所在地新泰州(今吉林白城市洮北區)。
面對即將兵臨城下的明軍,自覺大勢已去的納哈出不得不出降。自此東北地區被納入明朝的勢力范圍。
當年十二月,明太祖下令在元朝開元路(今吉林農安縣)駐地設立三萬衛,并設立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軍民府,統管女真等族。
次年三月,因交通不便,糧草不濟等原因,在三萬衛指揮僉事侯史家奴的奏請下,將三萬衛徙置于原咸平府治所,更城名為開原。
三萬衛治所雖然西遷,可依然處于遼東都司向東北部的突出部,是明朝經略東北的前出基地。為增強開原城的力量,明太祖又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三月,下旨設立遼海衛,駐扎于開原北城。同時,多次遣發犯罪軍校戍守三萬衛。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明太祖命北平行都司都指揮使周興為總兵官,統帥都督僉事宋晟所領寧藩營州中護衛、都督劉真所領遼藩廣寧中護衛、三萬衛指揮使莊德所領本衛人馬,深入女真地區,征剿野人。
在這一背景下,受封于三萬衛的韓王朱松,自然是肩負了明太祖經略東北的雄心,與受封廣寧(今遼寧北鎮市)的遼王朱植,受封沈陽的沈王朱模,共同組成預想之中大明王朝經略東北的鐵三角。
韓藩護衛的名稱,更是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明太祖的這一戰略思想。
“丁酉,置韓、沈、安三王府護衛,沈府為沈陽中護衛,安府為平涼中護衛,韓府為開元中護衛。兵部言開元乃肅慎、渤海、東夷之地,遂改為安東中護衛。”(《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明太祖命15歲的韓王朱松與同齡的弟弟沈王朱模前往北方拜會諸位兄長,兩人在宿州分道揚鑣。朱松依次拜訪周王朱橚、秦王朱樉、晉王朱棡、燕王朱棣、齊王朱榑。沈王朱模的路線則與韓王相反。
拜會的五王中,秦、晉、燕三王屬于塞王,周、齊二王雖不是塞王,卻也屬于后備力量,承擔著北上支援的任務。二王今后要出鎮遼東,自然會與其他塞王及周、齊等后備藩王有諸多合作事宜。然而明太祖諸子年歲相差太過懸殊,上述五王之中,最晚就藩的齊王朱榑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之國,與朱松、朱模倆幾乎沒怎么接觸,雙方自然也沒有多少感情可言,這顯然不利于雙方展開合作,有損于“親王御邊”戰略。
明初分封局勢圖
顯然不是極具開拓精神,又非常重視親情的明太祖所能接受的。故朱松小哥倆的這次出行目的很明確,與未來的合作伙伴聯絡聯絡感情,順便體驗一番行軍及邊塞生活,為之國打好基礎。
“甲寅,命韓王松、沈王模往省秦王、晉王、今上、周王、齊王。上以二王年幼,欲其游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之情,故有是命。”(《明太祖實錄》)
這一趟旅途,足足花了朱松五個月的時間,直到當年八月才返回南京。
由于路程慢慢,明太祖生怕兩個兒子在途中出現意外,故派出相關人員專司二王在途中的飲食起居和安全保障。同時選調一名翰林編修和一名王府紀善隨行,沿途負責為二王講解經史,狠抓他們的學業。
洪武三十年(1397年),命韓藩的安東中護衛、沈藩的沈陽中護衛,先期前往東勝整編、集訓,以形成戰斗力。四月,又下令設立安東、沈陽二群牧千戶所。很明顯,這是在為韓王朱松、沈王朱模之國做準備。一旦兩王到位,可以預料的是,明軍必然會在東北進行大動作。
靖難戰爭:一場對改變了朱松人生軌跡的戰事
然而,韓王朱松終究沒能等來之國三萬衛的那一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初十,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駕崩。十六日,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史稱建文帝。
通過胡惟庸案、藍玉案,明太祖幾乎將開國元勛清掃一空,也算是提前為孫子拔除了荊棘上的尖刺,于是藩王成為洪武朝后期的重要軍事力量。在他看來嫡長孫繼承皇位,其余子孫列居地方,執掌部分帝國武力,形成藩王御守四方,拱衛中央的局面,有利于鞏固皇權,防止有心人謀朝篡位。
然而明太祖顯然忘了自家孫子建文帝,并非無論是在朝中,還是在兄弟中都擁有崇高威望的懿文太子朱標。他對諸位手握兵權的叔叔,恐懼更甚于信任,為保住皇位,剛一繼位就在文官的支持下,對叔叔們痛下殺手——削藩。
明成祖劇照
在洪武時代過慣了神仙日子的大明王爺們,頓時感受到了凜冽的寒風。有人因此被廢為庶人,流放數千里;有人因受不了屈辱,自焚而亡。可以說在建文朝,大明真正實現了親王犯法與庶民同罪,甚至沒有罪,皇帝陛下也會幫著網羅罪名,“好好”地進行款待。
面臨如此大環境,韓王朱松和沈王朱模的之國籌備,自然被取消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一片肅殺氛圍中,即將淪為下一個削藩犧牲品的燕王朱棣奮起反抗,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打著“奉天靖難”的旗號,在北平起兵,史稱靖難戰爭。
經過三年大戰,靖難戰爭以建文帝的落敗而告終。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踩著侄子的肩膀,邁進余灰未燼的南京紫禁城,以勝利者的姿態登基稱帝。
明成祖朱棣雖然宣稱要恢復祖制,可這話聽聽就好。藩王出身,靠造反登臨九五的他,比侄子更明白藩王手握兵權的恐怖。為此他一即位就將寧王朱權、遼王朱植、谷王朱橞內遷,并削其兵權。可以說削藩成為了大明繼位皇帝的必然選擇,無關誰坐龍椅,也無關對錯。
為進一步削弱塞王們的影響力,明成祖還將山西行都司、大寧都司諸衛內遷,此后大明在戰術上雖然依然保持著攻勢,可戰略上已從洪武朝的開拓,演變為防守。
如此韓王朱松這個老爹預想中的塞王,攻略東北的先鋒,自然無需、也不會被允許再之國三萬衛,并組建強大的安東三護衛。可皇帝四哥也沒給他指定新的藩地,讓他之國。是故他與沈王朱模倆,只能留在京師,陪安王朱楹等靜待之國的旨令。
親王不之國,藩國的屬官自然也沒有多少事可做,無所事事之下,仗著王府的背景惹是生非自然在所難免。
永樂四年(1406年)二月,唐府長史程濟和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違反京師的宵禁,被兵馬司押送到法司衙門治罪。明成祖看在兩位弟弟的份上,下令對他們進行了特赦。事后,吏部上疏稱在京諸王的王府官“坐食俸祿,閑暇無事,致多縱肆”,要求對他們另行任用。明成祖從善如流,讓大部分王府官回鄉待崗,等親王之國,再重新上崗。
“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閑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于是韓、沈、安、伊、魯、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余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明太宗實錄》)
好嗎,這下別說是之國,連屬官的被解散了大部。明成祖對弟弟們的態度可想而知,所謂的“恢復祖制”成色如何也可見一斑。
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永樂六年(1408年),隨著權勢的穩定,明成祖終于放諸王之國。不幸的是,韓王朱松沒有等到這一天。
永樂五年十月三十,韓王朱松薨逝,在位17年,享年28歲。《明太宗實錄》對他的評價為:“王聰明有機辯,通知古今,恭謹事上,未嘗有過。”同時稱明成祖對弟弟的去世感到相當震驚與悲傷,特賜謚曰憲,下令將其安葬于南京安德門外,也就是現在的韓府山,并在撫恤及喪葬典禮方面給予了優待。
韓憲王壙志
對于韓憲王朱松的死因,出土的《韓憲王壙志》記載的很清楚:“今年冬,王忽染疾,不數日,疾甚,竟致不起,時十月三十日酉時也,享年二十有八。”所以其中并不存在什么陰謀論。
據《韓憲王壙志》記載,朱松共有五子三女。嫡長子朱沖(火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在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被冊封為韓世子。次子早夭,不計入排行。三子朱沖炑(音mu),受封襄陵王;四子朱沖?(音yu),受封臨汾王,早夭絕嗣;幼子朱沖烌(音xiu),受封樂平王。
三女之中,長女夭折,幼女無考。次女于永樂十五年(1417年)三月,受封榮河郡主,嫁水軍左衛百戶王政之子王榮。
永樂九年(1411年)十月,明成祖命韓世子朱沖(火或)襲爵。其后的十余年里,明成祖雖然讓這個侄子代表皇室接待前來朝覲的宗王,貌似對其相當優待,卻絕口不提讓韓藩之國。要知道明成祖駕崩之時,這位嗣韓王殿下年已28歲,與其父韓憲王的壽數等同,這么大歲數的親王尚未之國,這在整個明朝都是極其罕見的。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韓王朱沖(火或)帶著兩個弟弟,赴北京恭賀他們的堂兄明仁宗登基。由于長期同處南京,雙方關系非比尋常,深得新皇帝的歡心。次月,通過明仁宗之手,韓藩的新藩地終于得以確定,他們二十二叔安惠王朱楹的故地——陜西平涼府。
洪熙元年四月,韓王朱沖(火或)正式告別生活了28年的南京,之國平涼,除其妻妾子女外,隨行的宗室人員還有其母韓憲王妃馮氏,及襄陵王朱沖炑和樂平王朱沖烌家族。
其后的歲月里,韓王朱沖(火或)雖然屢屢上疏請求內遷,可終其一生都無法如愿,就這樣韓憲王朱松的三支后裔只得再平涼落戶,死后也安葬于此。
由于路途遙遠,韓憲王墳園也沒能隨遷,自落葬后就長眠于韓府山。
考慮到平涼離南京有數千里之遙,朱沖(火或)之國前做了一番安排,讓妹妹榮河郡主夫婦留守南京,看守父親的墳園。可是計劃不如變化快,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榮河郡主去世,留下儀賓王榮帶領韓藩留守人員繼續為岳父守墓。
正統十三年(1448年)五月,因王榮等留守人員,或亡故,或老殘,時任韓王朱范(土仰)上疏朝廷,請求以王府承奉司典寶正鳳翥、安東中護衛百戶彭富前往南京,代為看守,獲得朝廷的準許。
韓憲王朱松的正妃馮氏,出身顯赫,是明朝開國元勛追封郢國公馮國用的孫女,也是宋國公馮勝的侄孫女,都督馮誠之女。
柳湖公園:曾經的韓王府苑囿
景泰二年(1451年)正月,韓憲王妃馮氏薨逝。按照禮制,王妃去世后,當與宗王合葬。可韓憲王墓遠在南京,將馮氏的棺槨從平涼運過去耗費彌多,單憑韓藩實在是難以承受,故時任韓王朱徵釙請求朝廷伸出援助之手,以讓自己曾祖父夫妻在九泉之下相聚。
剛經歷土木堡之變的明朝百廢待興,沒有多余的精力來來滿足韓藩這樣的遠支宗室的需求。是以明代宗以道路絕遠,運輸困難,且因邊境不寧,朝廷財政也難以為繼,要求韓藩先行就地安葬,待豐年再議。然后,就沒有了然后。
“戊子,韓王徵釙奏:‘臣曾祖考韓憲王墳園見在南京向山之原,今曾祖母妃馮氏薨,乞量賜人力送彼附葬,且免西土軍民造墳之擾。’帝以路遠人難,命蹔于彼處安厝,俟邊境寧靖,豐稔之年再議。”(《明英宗實錄·廢帝郕戾王附錄》)
兩年后,朱松的幼子樂平王朱沖烌提出,想要親自前往南京,對韓憲王墳園進行祭掃,又被朝廷以路遠所拒絕。
阿越說
韓憲王朱松,在明太祖的預設中是大明十二大塞王之一,是其親王守邊政策中的重要一環,肩負著經略東北的重任。可就在其即將之國三萬衛之時,老爹突然駕崩,之國的步伐因此中斷。一場靖難戰爭,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大明的基本國策,由積極進取轉變為收縮防守。如此一來,朱松自然不用再前往三萬衛欣賞風雪。
悲劇的是在等待新藩地之時,竟因病英年早逝,在他的17年藩王生涯中,沒有當過哪怕一天的藩地之主。也因此死后不得不安葬于南京南郊的韓府山。明朝雖有多位成年親王死后葬于京師,可除朱松之外都安葬在北京。也就是說韓憲王朱松是唯一一位安葬于南京的大明成年親王。
韓府山
更悲劇的是,后輩子孫因為就藩平涼,與南京隔著重重山水,以至于韓憲王墓雖然修葺了用于安置韓憲王及王妃棺柩的雙后室,可王妃死后未能如愿入葬。除留守南京的榮河郡主夫婦,也沒有韓藩宗室成員前來祭掃。甚至到了天順朝,連韓藩宗室的婚喪大事,都無需派人前來告祭。
“庚辰,韓王徵釙奏蒙封弟徵鍉為漢陰王,擇教授周恂女為妃,婚期在邇。思先祖憲王墓在南京安德門外向山之原,欲令承奉副吳斗中赍香、幣往祭告之。未敢專也,請賜明訓。上曰:‘據禮止可于家廟祭告,不必往墳所。禮部其移文長史司,啟王知之。’”(《明英宗實錄》)
自榮河郡主夫婦故去之后,韓憲王朱松就此與家族成員分離近600年,想必他的在天之靈也是寂寞得很。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若是韓憲王泉下有知,大文豪蘇軾的這首為悼念亡妻而作的這曲《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應當很符合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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