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達）“礦大樓”是家鄉黑龍江省依蘭縣達連河鎮人早年間的一句口語，耳熟能詳一說就明白，絲毫不用解釋。

一 礦大樓的位置

　　說起來也巧，鎮公社道北我家這棟紅磚房也可謂是匯聚“礦大樓”的群英，總共住有六戶家庭其中有五戶人家有干部人員在礦大樓任職，他們憑借著本事和實力占據著各關鍵科室的重要位置。各位“known how”分別是住在房東頭的保衛科長甄友、財務科會計湯喜合、安全科李益民科長、房西頭的肖作舟夫人曲桂蘭會計，以及在地質測量科任科長的我父親陳輔民。這一趟房子的孩子也很出息，上世紀恢復高考后，大中專院校的錄取率那么低，李家、陳家、湯家、肖家各有子女相繼金榜題名。恰如老鄰居李沛成小哥總結的那樣：這是達連河的文脈所在……

　　盡管“礦大樓”的地理位置不好刻畫，可是，歷史上的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尊重，那我還是入鄉隨俗吧，就采用具有小鎮特色的語言來執拗地說說它吧，也別管外鄉人能不能聽得懂，反正他們今生今世也不見得有空閑到小鎮游歷。

（礦大樓的老照片）

　　下面，我鄭重地用現代化的命名方式來介紹一下“礦大樓”的位置：該樓緊鄰健康路，基督教堂通往北四隊那條大道的交叉口偏北位置，即是礦大樓原本所在地，該樓沒有滌蕩過歲月的洗滌已經消逝在歲月的長河。

　　樓后東北角的那根混凝土煙囪應當是日偽時期的遺存，灰白色的“大煙筒”高聳直立在坡崗之上，頗為引人矚目，從很遠的地方就即可瞧見。

　　現在的那條由南及北從96戶通往北四隊的筆直道路，原本并非如此。50年前，這條路走到健康街就成了“丁”字路，它被高聳在坡嶺之上呈“之”字形的二層建筑物——“礦大樓”當頭截斷，人流車流需要繞行“大樓”半圈方可通過。

　　印象中，礦大樓正門前有個果園，夏季時兩棵高大的果樹綠樹成蔭，四周采用不足一米高的白色柵欄圍成了一個大圓圈。鄰居李沛成小哥清晰地記得：他上一年級的夏季中午，放學走到礦大樓時，感覺身體極不舒服，就自己躺倒在果園樹蔭下，休息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走回家。

二 初識礦大樓

　　對于我來說，有關依蘭煤礦的記憶是從礦大樓開始的，那些活生生的童年記憶深刻在腦海里如鐵板一樣結實，歲月的風雨再大也無法將它從我的生命中磨去。

　　1973年的元宵夜，我才有機緣堂而皇之地步入礦大樓。

　　因那晚礦機關一樓大會議室舉辦燈謎游藝晚會，父親決定領著大哥和我去漲漲見識。進了會議室的大門，只見面前多根一人高的長繩上掛滿了花花綠綠的紙條，巴掌寬的紙面上用毛筆字寫著各種謎語。

　　“一口咬斷牛尾巴”這個謎語被我破解出了謎底。當我興沖沖地拿著謎語條跑到領獎處，我大聲地告訴工作人員：這個字是“告”！而有個工作人員卻說錯了，這個字是下午的“午”。我毫不猶豫地高聲辯解道：不對，就是“告”字。“牛”字當中一豎的下半截就像一個尾巴，去掉后，加上一個口不就是告字嗎？那個工作人員笑著說：別看這孩子小，說得有條有理的，還真是自己猜出來的“悶兒”啊！不像有些小孩是父母告訴的謎底。

（達連河鎮公社）

　　打那以后，礦大樓也成了我童年常來常往的駐足地之一。在礦大樓內挨屋亂竄的過程中，大樓里安靜的辦公氛圍，令我自覺地放慢放輕腳步不再隨性地亂跑亂喊，老成持重氣度如淵。

　　在我這個不經世事的孩子眼中機關部門的各色人很是不同。機關大樓的女性并不都是高冷的，有些阿姨自身帶有的母性光輝，還是很能吸引我的。比如打字員孫鳳仙阿姨、煤礦交換臺的接線員卜寶玲、老劉阿姨等，她們似乎很歡迎我這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前來閑聊。

　　這里的男人也不全是友善的。有次我在一樓調度室內玩，門外進來一個姓趙的家伙莫名其妙地問我怕不怕他，聽到我回答是“不怕”后，他就掐住我的小手使勁捏，直至我流出了眼淚。我高聲哭鬧起來也毫不猶豫地問候了趙某的母親。調度員秦云聽到我罵人后，很武斷地斥責我沒教養，還要站起來揍我，逃跑時我也不忘順便問候了秦云的母親。

地測科的電視機

　　說起來過去的童年時光，我感覺最大的改變是地測科有了臺電視機，那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毛主席逝世后的某個夏天。

　　當年，如果想要看到地測科的電視，門衛和辦公室門這兩道關口是必過無疑的，缺一不可。因我能軟磨硬泡地拿到父親辦公室的門鑰匙，又與晚上打更的師傅熟絡，進入礦大樓還是暢通無阻的。

　　更多的小青年和小玩鬧兒明顯不具備我這等“優越”的條件，他們連礦大樓的門都進不了，只好萬般無奈地徘徊在收發室的窗外狼哭鬼叫，發起對看門人的精神騷擾。

（全國勞模程會意在出車溝勞動）

　　地測科在礦大樓的東北角二樓緊鄰鍋爐房，還真有膽大潑天之人爬上鍋爐房房脊邊的地測科窗戶，偷偷潛入室內，萬一從房上失足落下，其后果不可想象……

　　暫停機關大樓內的地測科電視播放勢在必行，除去門衛的不勝其擾不說，現場存在的安全隱患絕對是頭等大事，不能含糊。

　　墨菲定律是西方公認的神奇法則，隱患是無處不在的，令我青春破“防“的是一部電視劇。

　　中國人熟知的裸體日本電影《望鄉》，我是在地測科的電視里看的。那天晚上，是哥哥的同學李準找我帶他去二街找管電視機放映的宋雅孔，央求宋叔去放電視，因為科里的電視已停放多時。李準的日裔母親帶著弟弟三孩已然返國很長時間，他思親的舉止和懇切的哀求打動了宋叔，領著我們破例去了礦大樓。

　　對于一個未經世事的少年而言，影片當中史無前例的感官刺激和激情震撼，《望鄉》格外深刻地觸及到靈魂，世上飲食男女的情欲瓜葛被影片泄露了天機，少年的青春期提前來臨，身體當中萌生了人生的初次野性。

不得不說的故事

　　在無限時間和空間面前，人類相當于朝生暮死的蜉蝣，再多的愛恨情仇又能如何？如若同我一樣黔驢技窮，就不妨接著聽我講故事兒，說說那些礦大樓內至今令我難以忘懷的人吧。

　　有次，在大樓里看完電視，隨著幾十人下樓后走在一樓漆黑的走廊里，突然有人在身后狠狠地推了我一把，還兇巴巴地令我“快走”，他粗暴的舉動令人猝不及防，我惱了轉身沖他嚷道：“前面的人走得慢，我能走快嗎？有能耐你飛過去呀！”見到一個小孩還敢理直氣壯地頂嘴，那人赫然而怒用手揪著我的脖領子，揚言要把我關進保衛科的小黑屋。事后，我才知道這個橫行霸道的惡人是保衛科干事朱國珍。

　　保衛人員在煤礦稱霸一方早為人所共知。接下來，我不得不狠心將混在保衛人員中的“人渣”梁某德揪出來示眾。

　　我上初二時，梁某德其子梁某文有意朝我的上衣潑墨水，無緣無故地辱罵于我并故意挑起事端，最后還用一把長長的折疊尖刀捅傷了我身體背后的心臟部位，如果再刺入幾厘米，我十幾歲的小命將休矣……

　　如此惡劣的“故意傷人案”發生后，梁家卻不管不問，親眼看到梁某文用刀子刺傷我的班主任朱建榮亦未對兇手嚴加管教，一經想起頓時寒心傷鼻。

　　得知詳情的母親憤憤不平地登門到梁家討要說法，得到的卻是梁某德毫無人性地胡說八道：小孩子打架，沒輕重……梁某德口中吐出的每個字都泛出徹骨的寒氣，瞬間化成鋒利的匕首，將母親捅的遍體鱗傷。

　　想必，兒子“被刺”這件大事，由父親出頭露面來伸張正義想來也是人之常情，可他卻一直不聞不問淡然視之。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是父親的軟肋，在那個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父親骨子里有種不安全感，使得他不得不謹言慎行夾著尾巴做人，為一家六口人的衣食奔命。就如那年在學校的清雪勞動中，我的鐵鍬無意中碰傷了黨生同學的額頭，面對黨生父親的上綱上線和12元（相當于現在1200元）的藥費敲詐，認命的父親寧愿賠付高額勒索也拒不承認這是階級報復。慣性使然，他在晉升職稱、漲工資和分福利房等方面，也同樣是采用委曲求全的應激反應……

　　出身的“原罪”使得父親謹小慎微，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由于政治問題而導致家破人亡。我曾聽說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王維新（同音）曾是依蘭煤礦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批斗，被劉瓜蛋子和楊歪鼻子兩人揪著頭發使勁朝著墻上的一個釘子撞去，聞聽王維新發出的痛苦嚎叫，二人覺得王維新是故意裝可憐的，便更加用力地將他的頭在釘子上撞來撞去，前額顱骨被撞出二十多處破洞，肋條也被踢折兩根，連八歲的女兒也要上臺哈腰陪斗。當時他家有十口人，每個月只給十元生活費，窮到連糧食都買不起的地步。

　　當晚，礦長王維新又被造反派打穿了耳膜，他實在忍受不住折磨，乘上廁所之機在黑夜中逃離了造反派的魔爪，在張白毛子家躲了一夜，第二天跑回了方正縣老家。

難忘的機關人

　　粉碎四人幫之后，我上了初中，尚未沒想到過前途之類的問題，只是感覺以往停課鬧革命的扭秧歌、打著紅旗沿街宣傳等活動逐漸在減少，我參加的學校鼓號隊活動在初二學期后也停止了。這期間，生活單調樂事甚少，卻有兩件事讓我刻骨銘心，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

　　“雷大學”和父親同在一辦公室工作，他是安徽南昌人名字叫雷有棟，是全國勞模程會意的女婿。我到父親的辦公室去玩時，雷叔喜歡讓我在世界地圖上找出他說出的國家位置，能夠應對他的挑戰，這種互動令我很是開心。1979年，他要報考的中國礦業學院露天開采專業研究生需要考英語，而雷叔學的卻是俄語，他每天刻苦攻讀英語的情形令我敬佩，更令人折服的是他當年如愿地考上了礦院，英語考了70多分。雷叔去上學讀研究生后，望著他留下的空座位，也感悟到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我家鄰居李益民科長是依蘭縣老“國高”畢業的，文筆出眾佳作頻出，每個月都有文章在報刊雜志上發表，據說，在文革前他個別月份得到的稿費要比工資還高。出類拔萃的他，使得我感到人除了掙工資生存外，還有別的活法。

（新的機關大樓）

　　1985年我畢業分配到牡丹江市，這個因小說《林海雪原》而聞名全國的小城，并在這個第二故鄉娶妻生子扎下了根。

　　有次回到故鄉，四弟陳強帶著我漫無目的地在家鄉四處閑逛時，走到礦大樓的旁邊，方知道礦機關早已搬遷到了江山路的老俱樂部東邊，這里變成了獨身宿舍。

　　那天，我緩緩地上了二樓，只見到大樓東北角的地測科大門四開，高低床鋪上放置著各色被褥，地上的積水發出難聞的味道，房間依舊在可時過境遷矣……

　　下樓時，我同小時候一樣，身體跨在厚厚的水磨石樓梯扶手上，從上向下緩緩滑落。

　　恍惚間，腦海浮現出了許多往事：煤礦名人“四個菜”在一樓樓道里貼的大字報《火燒保護傘，揪出小爬蟲》，當年引起的巨大轟動；一樓大會議有段時間當成了拘留室，長椅上躺倒著以邢大拐為首的那群流氓犯；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六人死亡的礦難那年，趙瘸子面對調查人員的滔滔不絕；礦長吳寶全斥責暑假打工的我給窗戶刷油漆太慢，全然未見窗玻璃被擦拭得錚明瓦亮……

　　從水磨石樓梯扶手下來，我的腳重新回到了堅實的一樓地面，向前看在樓梯間和大門處間夾著很長的一段漆黑樓道，當我深一腳淺一腳緩行在黑暗之中，恍如重新回到地測科電視散場后曲終人散……

　　不知何時，原礦機關大樓連同后院的高聳的煙囪一起被拆除，大樓門前丁字路被打通成了十字街，經過“去產能”后眾多家鄉人遠走他鄉，物是人非的十字街顯得異常空曠。今天我站在礦大樓的原址處，雖然這座老建筑不在了，而我還能依稀聽到慶祝出車溝大會戰的歡慶鑼鼓，看到那些騎著自行車急匆匆上下班的礦工，還有打打鬧鬧上學的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