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考古學是基于對人類遺傳多樣性和分子進化速率的分析和研究，利用人類基因組的分子分析以及 DNA 遺傳信息等分子生物學手段來揭示人類起源、民族演化、古代人群的遺傳結構、古代社會文化結構等多方面多層次問題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

劉皓芳博士率領的課題組，通過對從二里頭遺址采集的 40 例人骨個體樣本進行分子考古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該遺址人群主要與亞洲人群，尤其是與東亞東部人群和中國西北地區部分人群接近；另外發現該遺址人群有多個母系譜系，遺傳來源豐富多樣。

課題組同時采取遺傳學方法比較了世界范圍內其他 109 個古今人群，其中包括 42 個中國群體，共計 7732 條個體序列，結果顯示該遺址人群與東亞人群聚合在了一起，表明二里頭人群為東亞起源，且后代也應該分布在東亞人群中。

之后，課題組又在東亞范圍內比較分析了二里頭人群與其他 47 個東亞古今人群，共計2999 條個體序列，通過柱坐標分析、多維尺度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該三個模型算法顯示了同樣一個結果：二里頭人群與包括河南、山西、山東在內的黃河中下游流域漢民族，包括陜西、青海在內的西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包括遼寧、內蒙古在內的東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日本本州、韓國、蒙古國等的蒙古族人群遺傳關系非常接近。但與南方人和阿伊努人遺傳關系較遠；遺傳關系介于偃師商城古人群和蒙古國匈奴時期古人群二者之間。

“由此結合史料與文獻記載，我們對夏代人的流向做出相應的科學推斷：即夏代人部分留在了當地，部分向西北遷徙，部分向東北遷徙，以及部分東渡過海。不支持部分史料所記載的阿伊努人和浙江人一帶是夏后裔的說法，與商代人及匈奴人的關系尚待驗證。”

二里頭遺址部分人群與東亞東部即今山東境內人群接近可以理解，因為山東一帶正是古東夷族分布的核心地區。在夏建立之前，整個東亞大陸的舞臺主要由東夷集團、華夏集團和南方苗蠻集團占領，三大集團雖然都有互相攻伐，但基本上是東夷集團和華夏集團為統一戰線，二者的融合是必然趨勢。

二里頭遺址發掘現場

等到南方苗蠻集團被消滅，夏朝建立，夷夏之爭又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這不但在文獻上有大量的記載，在考古學上也有大量的相關文物發現，譬如“后羿代夏”和新砦遺址就是夷夏互相進退、碰撞、融合的典型反映，在這種你來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絞殺”中，夷夏最后完全融合并凝為一體，難以分清彼此了。所以，二里頭遺址部分人群與東亞東部即今山東境內人群基因相同或接近，就是很正常的了。

二里頭遺址人群有多個母系譜系，遺傳來源豐富多樣，也不難理解。二里頭遺址的主人是夏人，其從山西晉南的崇山地域被迫流亡到晉西北、冀西北、陜北、內蒙古中南部，建立石峁古城，又西下甘肅、寧夏、青海一帶，留下齊家文化，往東往南再次進駐晉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其數百年間，經歷了一連串的人口擴張和空間拓展，不管是擄掠其他族人的女性為妻，還是有意結交異族，結為姻親，這必然導致夏人有多個母系譜系，從而在遺傳來源上變得更加豐富多樣。

另外，二里頭遺址是一個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大型都市，這里的人是由眾多小規模的彼此不關聯的不同血緣集團所組成，分子考古學的分析結果和這個考古發現也趨向高度一致。

二里頭人群與包括河南、山西在內的黃河中游流域漢民族，包括遼寧、內蒙古在內的東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日本本州、韓國、蒙古國等的蒙古族人群遺傳關系接近，也好理解。夏王朝被商人顛覆，一部分留下來做了順民百姓，一部分人北上逃亡至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這都能說得通，因為這是新舊王朝交替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規律。何況山西本身就是夏人的原居地，亦即文獻所謂的夏墟，山西、河南又是夏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所以，山西、河南人群和二里頭遺址人群基因相同或接近，是必然的。

石峁遺址

二里頭人群與包括陜西、青海在內的西北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基因相同或接近，就有了太多的意味。從分子考古學鑒定結果觀察，我們不僅可以得到夏代遺民的去向，對其來源也有所提示。

不僅僅是《史記·夏本紀》等古籍中提到夏代人由西部而來，從兩地玉器文化觀察，二者的淵源關系也很明顯。譬如，被認為是夏王朝核心玉禮器的牙璋，在古代軍事中還是一種重要的將帥憑信。

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牙璋來自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區，隨后被地處西北的石峁文化和齊家文化所接受。這樣一次由東而西的擴散，打通了黃河東西古道。在公元前 1500 ～前 1000 年時，二里頭牙璋向南發展，經南陽盆地到達漢水流域，進入長江水系，再分西南與東南兩支擴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紅河三角洲；東南一支到達湖南及福建兩廣，遠及環珠江口香港南丫島。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

《尚書·禹貢》記載，大禹治水，足跡所至，劃為九州，古人稱之為“禹跡”，被認為是最早華夏的天下。近幾十年的考古學發現，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跡”的空間有過之而無不及，兩者覆蓋的廣袤范圍，又與日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版圖大致吻合。

牙璋分布的區域，可能分享著近似國家政治文化思想的理念，體現的是“吾土吾民”共同意識的逐步形成。二里頭牙璋的特殊風格，在東亞數千公里范圍內的波及，反映出二里頭政權彼時已成為這一廣域政治文化首領的象征。

龍山文化至夏晚期，在已經出土有牙璋的海陽司馬臺文化遺址、臨沂大范莊遺址、石峁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中，石峁遺址出土的牙璋數量和種類最多。

早在 1975 年，戴應新在石峁采集的一批玉牙璋，就多達 28 件，流失民間的更是不計其數。近些年，考古人又在石峁城址周圍發掘出土 20 多件玉器，其中就有兩件是玉牙璋，年代被推測為龍山晚期至夏代之間。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迄今為止共4 件。

石峁牙璋數量多，形制變化大，體長扁薄，器體裝飾單一；二里頭牙璋數量少，形制單一，但也同樣具備體長且扁薄的特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的器體裝飾更趨向于復雜，顯得更加規范、精美。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外是時代進步、技術提高和石峁文化向西向南進擊的過程中，受到當地文化和其他外來文化的影響所致。但其基本造型和結構并未被破壞。換言之，二里頭牙璋和石峁牙璋在基本造型和結構上始終保持了一致，二者的傳承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再從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同屬于青銅時代文化方面觀察，二者也具有高度同一性。譬如，二者擁有共同的牛、羊、馬及其馴養技術、金屬冶煉技術、小麥種植技術等。齊家文化是青銅文化由西亞、中亞地區向東亞大陸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是東亞文化舊傳統與中亞文化新風尚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混合文化型和過渡型文化。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齊家文化開啟了二里頭、殷墟文化的傳統，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調。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二里頭遺址一期到四期的墓葬，絕大多數都是朝向西北方向的，這個方向也與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筑基址方向一致。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在上古時期，眾多民族都有把一個方向當作吉向尊位的傳統，而這個方向一般而言是其祖先起源地或居住地。

無獨有偶，科學工作者曾對河南開封尉氏新莊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出土的兩例成年顱骨進行了人種學的研究，結果發現，與他們所選取的亞洲近代各地區顱骨組比較，尉氏新莊組同東亞蒙古人種的華北組、朝鮮組和華南組在顱骨外貌形態上最為接近。

另外，對我國先秦時期不同體質特征的人群的聚類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顯示，尉氏新莊組一方面顯示屬于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的土著古中原類型居民，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與古華北類型居民和古西北類型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不能排除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作為古中原類型的尉氏新莊組居民與北方和西北方不同體質類型人群發生聯系并受其影響的可能。

綜合本書前列各章節對夏人來自于西北高地的一系列證據鏈的論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二里頭文化主人有極大可能源出于以石峁遺址為核心的西北高地龍山社會。

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史記》）

開創事業的人必定出現在東南，獲取勝利果實的人常常誕生在西北。司馬遷對中國這一歷史發展定律的總結，或許是對我們這個結論的最好注釋。

——摘自李琳之：《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個別地方有改動。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李琳之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9月版

本書是一部用考古學資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歷史發展脈絡的史學著作，曾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全書主體共分16章80節，近50萬言。不同于以往學人關于夏代區域性、碎片性的論述，作者置這段歷史于同時期以西亞、中亞為世界文明核心舞臺發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遠矚的全局性目光、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和通俗明快的語言，用國際國內近幾十年所取得考古學成果，第一次系統、完整而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這500年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