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電影圈里的異數，江湖傳說，神隱分子，“低產”代名詞。從1999年畢業到今天，算上畢業作品《犯罪分子》和春節檔正在上映的《無名》，他也只拍過五部電影。六年前，《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后他一度心灰意冷，覺得拍電影還不如去寫小說。六年后，他帶著《無名》重出江湖，在這個千變萬化的時代里，像一個舊時來客，懷著對嚴肅文學的某種執念，用自己的語法去尋找那些愿意傾聽他的人。

文｜想要二刷《無名》的Elly

來源：陳魯豫的電影沙發（lyyy_scndgs）

我不太享受拍電影的過程

1月12日，程耳接受魯豫采訪，當時距離電影《無名》上映還有十天。采訪前一天上午九點，他將影片交給出品方之一的華夏電影做大量拷貝，很快這些拷貝就會被寄往全國各大影院。對程耳而言，他在這一刻關于《無名》的全部工作都已完結，電影接下來的命運只能交給觀眾。

六年前，《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后程耳一度心灰意冷——“就是覺得這個東西費了那么大勁兒，可能大家未必會理解，我也沒有那么享受（拍電影的）過程，那我究竟在干什么？”當時他寫過一篇文章叫《對得起這碗白米飯》，在那篇文章里，程耳寫道：“我偶爾窮盡解釋，說我們電影還不錯，你看觀眾評價還不錯，你看這個人說他喜歡你。我能讀懂他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他撇嘴時的唇語，但是不賣錢哦。是啊，但是不賣錢哦。我只得沉默地舉起酒杯來化解尷尬，推杯換盞，推杯換盞。我真的想更多地去寫小說了?！?/p>

但即便失望至此，他的表達欲也從未停止，拍電影仍然是他必須要做的事。這和寫小說不一樣，寫一本小說，能賣出多少，口碑如何，都只與作家個人相關，對他人并無太多影響。但拍一部電影，牽涉到方方面面。誰不希望自己的電影叫好又叫座，但這樣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數，要想成為諾蘭、岡薩雷斯和伊斯特伍德，總得需要更多的才華和天賦。

整體來看，他覺得這一次《無名》的完成度還不錯，甚至可以說是“最好的一次”——無論造型、美術、攝影還是演員的表演，都在80%以上。他希望這部電影能夠給支持他的各方一個交待，不讓投資方虧錢，不讓演員們失望，盡可能每個人都有所得。

從過去到現在，程耳其實一直不太享受拍電影的過程。有些人一到片場或是看見人群就很興奮，他正好相反，看見人多的場合就覺得煩，拍戲休息時，劇組其他工作人員在外面歡聲笑語，他自己待在帳篷里，默默地對著一個漆黑的監視器。他根本沒有辦法像其他人那樣放松下來，“因為你要對所有人的結果負責，無論是資方還是每個演員。”

當初為什么要拍電影？程耳想起來，他從小就愛創作。小時候喜歡寫文章，最初想當一名作家，后來因為某種原因去考了電影學院，原本也只是想試試看，結果陰差陽錯考上了。1995年，程耳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成為導演系的一名新生。他覺得這個結果也不錯，因為導演和作家有相通之處，都是以文學為土壤。

小時候看電影，大多是香港商業片，打來打去的那種。初中時看《教父》，根本不知道在講什么，看到20分鐘左右便睡著了，一直睡到電影結束。看《美國往事》，100分鐘的錄像帶，也是邊看邊疑惑——這什么?。繛槭裁炊颊f好啊？直到上大學以后，他坐在北電的拉片室里，才終于看懂了《教父》，也終于發現，原來《美國往事》是如此漫長的一部電影。

那是一段瘋狂汲取知識的年代，在學校里，程耳每一天都在閱讀，每一天都在看電影。那時他迷戀布努埃爾，閱讀他所有劇本，自己也會不停地寫，“你只有通過文字去真正架構過一個完整的故事之后，你才能真正深入到（電影）內部去理解它。”

1999年，程耳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畢業作品是一部31分鐘的短片，叫《犯罪分子》，講述一個照相館老板要籌一筆錢給母親治病的故事。電影是用膠片拍攝，程耳一人承包導演、編劇和剪接工作，影片采用非線性敘事，古典配樂，具有強烈的作者表達，這些也成為程耳日后特有的個人風格。電影在學院放映廳放映后，全場掌聲雷動，程耳一鳴驚人。

20多年過去了，《犯罪分子》依然被稱為“北電最牛學生作業”。但程耳卻在《犯罪分子》之后，消失了很久。

你愿為這瞬間付出多大代價

從電影學院畢業后，程耳被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因為找投資困難，畢業六年都沒拍過一部電影。終于在2006年，他籌到三百萬，拍了個人第一部長片《第三個人》。此后，程耳又陷入漫長的沉寂期。

從1999年畢業到今天，算上畢業作品《犯罪分子》和正在上映的《無名》，程耳也只拍過五部電影，且每部之間間隔時長大約為四五六七年。在電影圈里，他是異數，是江湖傳說，是神隱分子，是“低產”代名詞。

在那些不拍電影的日子里，他常常一個人待著。冬季來臨前，他每天都要去打網球，一兩個小時左右，從不間斷。

他喜歡一個人開車，這是他一天中最沉浸的時刻。一邊開車一邊思考，偶爾腦海中冒出一些只言片語，他會默默記住。

他總是一個人干很多事，沒有司機，沒有助理，參加活動也是獨自前行，麻煩別人會讓他特別難為情。

睡醒后，他一般喝半天茶，抽半天煙，再看會兒書，如果覺得好看，就一直看到天黑。

他喜歡寫作，相比于拍電影，寫小說的空間更開闊也更自我——一個人，一張紙，一支筆，就能創造一方世界。2016年，他出版過短篇小說集《羅曼蒂克消亡史》，有讀者看過后表示：“氣死人了，程耳電影拍得不錯，居然小說也寫得好。”近幾年，他又在寫另一本短篇小說集叫《東亞往事》，電影《無名》里可以看到這本小說的一些影子。

程耳不愛寫長篇——沒耐心，太疲憊。他更習慣于簡短地訴說一件事，認為沒有誰的人生值得巨細無遺地去書寫。就像《無名》里的葉秘書和方小姐，他們本可以擁有更完整的故事，但程耳最終展現給觀眾的只有寥寥數筆。就像江疏影飾演的江小姐，全片與她相關的場景只有三處，但看完之后你卻對這個人物充滿想象——她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之前究竟發生過什么事？為什么會淪落到這一步……

拍電影這些年，程耳越來越明白，對于整部電影也好，對于電影中的每個人物也好，導演最終要做的其實就是取舍。

在他的小說里，這種取舍也隨處可見——對于瞬間，程耳總是會用更多筆墨去描述，而對于漫長的時空跨越，他反而只用短短幾句話一筆帶過。他覺得這和回憶過往很像——我們總是會花很長時間去想象那個下午究竟發生了什么，卻極少去仔細回憶關于那一年的點點滴滴?！耙苍S我潛意識里認為——”他說，“大多時光都是無效的。”

這便不難理解，為什么程耳會覺得拍電影如此煎熬。他享受寫劇本的過程，也喜歡剪接、鋪音樂的過程，唯獨漫長的拍攝過程，常常令他懷疑自己的工作價值——我們為什么要花這么一大筆錢、耗費這么大精力去干這么一件事？要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餓著肚子沒飯吃。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瞬間的喜悅”又給了他繼續拍下去的動力，比如拍到一個超出預期的畫面或是一個跟自己想象所重疊的畫面時，那種興奮和感動總是無可取代的，它所帶來的吸引力也是絕無僅有的。

他想起拍《羅曼蒂克消亡史》時，當時朋友向他推薦閆妮，但程耳之前對于她的認知僅僅就是“喜劇演員”，與閆妮見過一面后便安排她飾演“渡部太太”，角色戲份不是很多，發揮空間有限。后來在拍攝現場，有一場家族吃飯戲，王媽上菜時跟葛優飾演的“陸先生”講起府上新來的車夫，說此人什么事都能做，比如“殺人”。渡部太太聽到后，立馬接了一句：“王媽，怎么現在連你也學得要打打殺殺。”

當時閆妮說完這句臺詞后，程耳驚呆了——“她即便是上海話沒有那么標準，都很有上海話特有的那種韻味。怎么可能把臺詞說到這個程度？我當時跟我太太說，閆妮太厲害了，演這個角色太浪費了，我覺得應該讓她演王媽。”程耳的太太吳娜是那部電影的制片人，她很支持程耳的決定，馬上去協調此事。因為那場戲涉及的演員太多，每個演員檔期都卡得很死，換演員意味著之前的所有鏡頭都得廢掉，要重拍這場戲，重新排演員時間，原本馬上就要拆掉的場景也得將拆期延后兩個月，這個決定對于劇組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但程耳認為，值得。

“為什么這么決絕地讓閆妮去演王媽？可能也是因為她那一句臺詞出來時，確實讓監視器前的我體會到這種‘短暫的激情’。閆妮很好，天生的演員，她只要一出現，整個畫面都會變得很生動，所以她的的‘飛頁’也是非常多的。”

對程耳來說，這是一道終極取舍題——是否要用長期的壓抑來換取這短暫的激情？你愿意為了這個瞬間付出多大的代價？

一個嚴肅創作者的永恒底色

《無名》上映之前，程耳聽到過一些反饋信息：大家擔心《無名》會像《羅曼蒂克消亡史》一樣，太過文藝。結果預告片一出來，人們看到幾個明晃晃的大字：超級商業片。但看過電影之后你又會發現，它并不是人們傳統想象中的商業大片，它依然“特別程耳”。

“我從拍短片到現在，沒有太大變化，包括人物的選擇，題材的選擇，其實是一個方向。包括這次的《無名》，可能最初有人也會期待它是一個不一樣的商業片，一個純粹的商業片，但拍出來之后大家一看，它還是那樣，一看就還是他（程耳）的電影?！?/p>

程耳有時候也會琢磨：我的創作究竟是從哪一刻開始凝固下來的？他想也許是在《邊境風云》之后，他漸漸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有時他會覺得，一個真正的創作者，其實很難有本質上的進步或退步，可能會在自己的系統里做出一些調整，但內核不會改變。

電影《無名》所描述的，依然是一種生存困境。影片英文片名是賈樟柯起的——Hidden Blade，意為“袖劍”，刺客的標志性武器。它很像電影中的那些人，都是被隱藏起來的刀鋒。

他們是生活在動蕩年代里的流亡者，在一個個重大生存危機之下各自取舍，做出不同選擇，最終你會發現，無論他們來自哪一個階層，無論他們之前經歷過什么，在戰爭面前，一切都將化為烏有。他們被卷入歷史的洪流，行走在刀光劍影中，最后如煙一般散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稛o名》里的角色雖然沒有人物原型，但他們都來自于那個真實的年代，他們是那段歷史中的每一顆塵埃。

在創作角色的過程中，程耳一般會明確想到某個人物應該由誰來演，然后會聯系對方，看看他的時間和意愿。《無名》中的“張先生”，原劇本中沒有他在電影里的那些段落，它們屬于“飛頁”，程耳在創作時其實還沒有想好由誰來演，但在落筆那一刻，他的內心已經十分篤定——如此大量的對白，這樣微妙的情緒，黃磊應該是最佳人選。

電影中的“何主任”，程耳在劇本只完成70%的時候就想到了梁朝偉，于是找到他，給他看了當時還處于創作中的劇本。梁朝偉看完劇本之后覺得不錯，又去補看《羅曼蒂克消亡史》并被打動了，覺得可以參與一下，于是從香港來到上海隔離，然后進行拍攝。

程耳選角，從不試戲，通常是大家見見面，說說話，聊聊天，更多是靠一種感覺和想象。當初拍攝《邊境風云》選擇楊坤演殺手，只是因為當時他和楊坤住在同一小區，總能見到對方拎著皮箱等車的身影，于是在心里幻想：楊坤可能是個殺手，又要去執行任務。

選定王一博出演《無名》也是如此。他聽過這個名字，但不知道對方長什么樣子，也沒看過王一博的表演。他很少拍年輕演員，對于他們缺乏了解。當初他從一堆照片里看到王一博，覺得這男孩形象不錯，可以試試。但他身邊沒人認識王一博，于是他給黃磊打電話，黃磊說可以幫他聯系。隔天，他在工作室里與王一博見了一面，兩人聊了聊天，他想象對方扮成戲中角色的樣子——一個生活在戰亂年代里的年輕人，一個茫然的無依無靠的如孤島一般的年輕人。他覺得應該很適合，于是在兩個多小時之后，他做出一個決定——邀請王一博參演電影。

這些年，程耳雖然量產很少，但在找演員方面卻沒遇到過太大阻力，他后來分析，這是大家對他的信任?！把輪T看到劇本之后愿意和我合作，也是我比較幸運的一點。”他也一直在盡所能地去保護這些演員——要求拍攝現場盡量保持安靜，讓演員們更加沉入角色，以最好的狀態來面對鏡頭。他從來不會對演員說出難聽的話，每演完一條都是夸贊，然后建議對方——接下來我們再換個方式去演，試試是什么感覺。

《無名》殺青那一天，程耳與大家一塊去吃飯，喝了很多酒。他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失落。劇組像是一個濃縮版的社會，在這里一切都是加速的，情感也好，合作也罷，劇組生活總是這樣——大家在最好的時候轟然而散，彼此不知去向。在這個流行告別的年代里，他是那個不太擅長告別的人。

時間在流動，但程耳發現，有些東西無法改變。一個嚴肅的創作者終將擁有永恒的底色，對他來說，那可能是一種方向或者氛圍，關于某種疲憊，某種徒勞，某種距離，某種失落。人們或許能從他的作品中解讀出一些詞匯，關于真相，關于掩蓋，關于弱者，關于不公。

在一個千變萬化的時代里，他好似一個舊時來客，懷著對嚴肅文學的某種執念，不愿做出太多妥協。他透過鏡頭去表達，以他的語法尋找那些愿意傾聽的人。

這不是腔調，而是本能。

采訪素材參考及配圖來源｜《魯豫有約一日行》程耳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