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致有兩種法律體系，一種是大陸法系，注重法律條文，一種是英美法系，注重判例。中國比較接近大陸法系，而美國當然就屬于英美法系了。

在英美法系里，判例是法律的一個重要淵源，也就是說，之前的判決在之后可以當做法律來用。換句話說，在英美法系里，法官、特別是大法官，是可以“造法”的。
掌握著“造法”這么要緊的權力，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謂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職業。不光如此，這份職業待遇豐厚、社會聲望極高，還是終身任職，連總統都沒權力開除你，這么一想，可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啊！
但是吧，這份工作也著實不太好干。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且僅有九個位置，先不說坐上這個位置要經過多少道考驗，就算成功地成了大法官，挑戰也才剛剛開始。

美國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

遇到極具爭議又有代表性的案例，怎么審理？面對重重的矛盾，怎么做出更加合理的判決？怎么才能通過判決，引導整個社會變得更好、更公正？這都是大法官們日夜深思的問題。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手里掌握著至關重要的造法權力，每一個判決都可能帶來深遠的影響，想要做好這份工作，確實沒有那么容易。
今天這本書《大法官說了算》，就為大家揭開這些疑惑。

1. 證據搜查與個人隱私的邊界

在美劇《律師風云》里，曾經出現過一則有趣的案例。被告蒙面搶劫了一個便利店，被店主持槍擊傷。在被告逃走就醫期間，警方找到了他，但是唯一能夠證明被告就是搶劫犯的，只有他體內的子彈。

為求自保，被告拒絕取出子彈。更有趣的是，這種拒絕是有法律依據的，也就是憲法第四修正案中“禁止無理搜查”的規定。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人民有保障其身體、住所、文件及財物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

所以，被告體內的子彈雖然可以直接證明他是否是持槍搶劫的罪犯，但法院認為，取出子彈的手術會對被告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脅，而且事實上還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罪。所以，取出子彈被歸入了“無理搜查”的范疇。

雖說這個故事是電視劇里的，卻也是改編自真實案例。雖說證據是法庭審判的重要支持，但是法律對證據的搜查過程也有著重重限制。

“禁止無理搜查”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無理搜查”往往和個人隱私掛鉤，比如2003年的“瑞汀案”。

瑞汀是一個13歲的初中女生。這天，老師接到學生舉報，說瑞汀攜帶了違禁藥品進校。于是他立刻把瑞汀叫到自己的辦公室，翻找了瑞汀的隨身物品，卻一無所獲。之后，他委托兩個女老師，在校醫院對瑞汀進行了脫衣搜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一個13歲的小女孩，就憑同學的口頭舉報，就被迫全身脫光地讓老師搜查。這個案子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最大的爭議就是，“光身搜查”是否構成了違憲。

最后大法官判定，這種行為已經造成了對未成年人隱私權的過度侵擾，極大地傷害了學生的個人尊嚴和重大隱私，屬于“無理搜查”，違反了憲法。

而在取得證據的過程中，比“無理搜查”的話題更讓人們熱議的，則是對嫌犯沉默權的保護。

2. 你是否有權保持沉默？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
如果你經常看香港或者好萊塢的警匪片，那么對這句話肯定不會陌生。這句話被稱為“米蘭達宣告”，警察在逮捕或者審訊嫌犯的時候，都必須說一遍這句話。它的來源，其實就是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對米蘭達案所作出的判決。
米蘭達是一個從中學退學了的不良少年，因為涉嫌強奸罪被捕。他在警局接受了兩個小時的訊問，然后簽下了一份認罪文件。本來案情相當明了，但在庭審時，米蘭達卻提出了異議。

原來，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為了限制行政權力，提出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而且嫌疑人有權利在接受訊問之前，委托一名辯護律師。如果嫌犯請不起，政府會免費提供一名律師。
米蘭達宣稱，他不知道憲法賦予了自己沉默的權利，也不知道可以獲得免費的律師幫助。盡管州法院還是給他判了罪，但是米蘭達卻一路上訴到了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米蘭達一案無效。
判決書明確要求，警察在逮捕嫌犯后，應告知他有保持沉默和聘請律師的權利。在訊問的任何階段，如果嫌犯不愿意再接受訊問或是要求與律師交談，那么訊問必須立即停止。
這個要求的出發點是為了防止警察威逼利誘，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在生活中也被廣泛運用，但是引發的爭議也并不小。

如果嫌犯被抓以后，明確表示要先和律師見面，然后自己才能如實交代，這個時候，警察就必須停止訊問，否則訊問獲得的所有證據都會被作為非法證據進行排除。
那么第一個問題來了，這個“訊問”該怎么定義？警察在押送嫌犯返回警局的路上，對嫌犯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給嫌犯做做思想工作，算不算訊問？再比如警察在聊天的過程中，嫌犯突然良心發現，交代了案情，這又算不算訊問？
這兩個例子都是在米蘭達案以后的真實案例，也都鬧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認為，訊問不應只包括直接的盤問，也包括軟硬兼施的脅迫提問。

看訊問是否成立，就要看警察能不能合理地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引起嫌犯的認罪反應。最后，做思想工作的警察被認為是“不當訊問”，獲得的相關證據被排除。而聊天的警察則被認為不屬于訊問，獲得的證據仍然有效。
第二個問題則更讓人為難，嫌犯是否在任何情境下都擁有沉默權呢？

舉個例子，一顆核彈即將在市中心被引爆，警方及時抓獲了嫌犯。嫌犯知道這顆核彈藏在哪兒，卻不愿意招供。這個時候，面對近在眼前的巨大危險，警察能否用刑訊的手段，逼迫他說出藏匿地點呢？嫌犯的個人權利，和大多數人的生命安全，兩者之間該怎么權衡？
雖然“米蘭達案”在保障被告的人權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也必然會束縛住警察的手腳，甚至可能不利于維護法律和秩序。于是，1984年的“夸爾斯案”就創設了“公共安全”這一例外。

在這起案件中，警察在逮捕嫌犯時，發現他身上有一個槍套。警察沒來得及說“米蘭達宣告”，就馬上提問：“槍呢？”接著根據嫌犯的指認，警察找到了一把手槍。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認定，如果警察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共安全，那么就可以未經“米蘭達宣告”，直接訊問嫌犯。
由此可見，正義的規則是通過層層推進的判例不斷完善的。嫌犯是否真的擁有沉默權還要畫個問號。在“9·11”恐怖事件之后，被告人是否應該擁有沉默權，更是成了美國司法界的爭論熱點。

事實上，在恐怖主義面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堅守住程序正義這條線。該怎么平衡被告權益和公共安全之間的關系？這個難題，將留給后來的大法官來解答。

3. 翻天覆地的死刑制度

在美國建國之初，憲法中并沒有明確地提到死刑。但從后來出臺的憲法修正案里，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美國的憲法是不反對死刑的。

比如第十四修正案里規定，“任何州如未經適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那反過來說，只要經過適當法律程序，州是可以剝奪人的生命的。
但到了二戰以后，反對死刑的呼聲漸漸高了起來，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每年被處死刑的人數一直低于100人，直到1968年，全美國只有1個人被處死。民意調查也顯示，反對死刑的人數已經超過了支持死刑的人數。

如果說到這時，反對死刑的趨勢還是以民間力量和自發的司法實踐為主，那么1972年的“福曼訴喬治亞”案，則讓美國死刑程序的正當性第一次受到了挑戰。
在這起案件里，一名黑人被告在入室盜竊的過程中被房主發現，在倉皇逃跑時他不慎摔了一跤，隨身攜帶的槍支走火，正好擊中了房主。被告被指控為故意殺人罪，并被陪審團判處死刑。
最高法院認為，這場審判明顯存在著由種族偏見導致的量刑隨意問題。憲法的第八修正案里明確規定，禁止對公民施以“殘酷與異常的懲罰”。

雖然“殘酷與異常”的界定標準不明確，但是，對少數族裔不合規則地適用死刑，應當被認定為“殘酷與異常的刑罰”。

于是，最高法院出具了一份長達243頁的判決書，判定這個州的死刑法律因違憲無效，這一結果也掀起了一場席卷各州的“死刑法律風暴”。此后，各州紛紛修改法律，對死刑的適用范圍做出了限制，并增加了獨立的量刑程序。

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一判決主要批判的是死刑的適用程序，并沒有說死刑本身是違憲的。這種態度也在1976年的“格雷格案”中得到了印證。案件中的被告被控搶劫并殺死兩人，被法庭判處死刑。后來這一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維持了死刑判決。
這起案件以后，死刑的閘門再度被拉開。從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美國執行死刑的案件數量急劇增加。在民意調查中，支持死刑者的數量又重新遠遠超過了反對者。
從這兩起案件和后來的一系列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最高法院并沒有過多地爭論死刑本身是否違憲，而是把審查的注意力放在死刑的適用是否合理，是否因為缺乏必要的約束而構成“殘酷與異常”的刑罰。

比如2002年，最高法院通過“阿特金斯案”，明確了判處弱智者死刑是違憲的，保障了弱勢群體的權益；再比如，死刑的執行方式從絞刑到注射毒劑，慢慢變得更加人性化，等等。
對于死刑是該廢除或是保留，這個問題不僅在美國爭議巨大，在我國，乃至整個亞洲，都是備受關注的熱門議題。
目前，我國的基調是“保留死刑，少殺慎殺”，對于判處死刑的案件，需要交給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復核。相信在未來，我國的死刑制度會越來越完善，在人權保障和社會安定之間做出越來越好的權衡。
人類之間的糾紛皆有共性，怎么平衡不同的利益，怎么更好地守護社會公平，這不光是美國大法官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司法難題。

特約撰稿人：
言語，是相信文字有情感的文科生，也是相信文字有力量的法學生，既想把美好的故事講給你，又想把理性的知識告訴你。
編輯：涼三
路上讀書：原創文章，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