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會稽山大禹陵景區

《今本竹書紀年》說：“（禹）五年，巡狩，會諸侯于涂山……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會稽山，亦稱茅山、畝山，位于浙江紹興北部平原南部，主峰在嵊州市西北，跨越柯橋、越城、諸暨、新昌、嵊州、上虞等縣市，臨海一端，建有大禹陵，半山腰上還塑有高大巍峨的大禹像。這里自古以來就流傳著大禹治水的故事，諸如大禹封禪、娶親、計功、歸葬，等等。

關于大禹會諸侯于會稽山并殺防風氏的記述，最早見于春秋末魯國左丘明所撰《國語·魯語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

這段文字借用孔子的口述說了大禹在會稽山會“群神”，因防風氏遲到而殺之以警告“群神”的故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除在個別字眼上稍做改動外，幾乎是原樣照搬。

在《史記·夏本紀》中，司馬遷對禹到達會稽山的前因后果又做了簡要說明：“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又說：“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這兩句話的大意是說，大禹當年在浙江會稽這個地方，召集各個邦國首領商量治水的策略，順利完成了水利工程建設的百年大計。當大禹興致勃勃正與各個小邦國首領在會稽集會慶功時，不知道是興奮還是別的原因突然駕崩。這里所謂“會稽者”，就是集會商量治水大計的意思。會稽山這個地名就來源于此。

司馬遷寫史向以嚴謹著稱于世，不但翻閱眾多史料，更要實地調查研究，這使得他的記述有了更本真的色彩。

《墨子·節葬下》也記載禹葬于會稽山，但“死由”是大禹去東方教化九夷，在半路去世：

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從上述幾則文獻記載可以看出，禹到過會稽山，且死后埋葬在那里。對禹到會稽山的原因，表面上說法各有不同，《國語·魯語下》說是“致群神于會稽之山”，也就是說召集各諸侯到會稽山，《墨子·節葬下》說是“禹東教乎九夷”，但仔細分析，實際上也并不矛盾，就是大禹為了顯示權威而給各諸侯以訓誡、教化的意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扎拉嘎認為，這里隱含了更多武力征服的意味。大禹東巡也罷，治水也罷，真正的意思是大禹率領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先民對長江下游原始稻作先民發動了一場討伐戰爭。

大禹治水隱含著一種巫術思維。由于南方多雨，更適于濕地稻作耕種，當北方氣候變濕變熱的時候，也正是南方原始稻作先民向北方擴張的時候，因此，在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先民眼里，南方原始稻作先民就是洪水泛濫的罪魁禍首，所以，大禹治水就包含了兩個層面上的意思，一是治自然災害之洪水，二是討伐引起災變的“南蠻”，以圖永久消除引起洪災的根源。大禹東巡即是說大禹利用旱地農業先民的這種思想用巫術鼓動華夏子民發動了這場南北戰爭。

這場戰爭在考古學上首先表現在河南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南下的遺跡上。北方旱地農業先民南下的文化遺存最早發現于江蘇省高郵市龍虬莊遺址東 30 公里處的興化南蕩遺址，隨后在高郵龍虬莊、周邶墩和唐家墩等遺址也有發現。其共同的特征是，文化層淺薄，呈小片零星分布，表明其延續時間不長。經碳十四測定，時間大致在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夏代初期。

南蕩遺址文化遺存顯示的是比較單一的王油坊類型，但周邶墩遺址則發現有兩類文化遺存，第一類是來自河南龍山文化的王油坊類型，第二類則是來自山東泗水的岳石文化尹家城類型。與此不同的是，在江蘇阜寧陸莊遺址卻發現了同一時期文化的另一種文化遺存 —良渚文化晚期或者叫后良渚文化。

這些材料表明，在距今 4000 ～ 3600 年，有來自中原地區、海岱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的三支古代先民分別進行了南北不同方向的遷徙：中原地區的王油坊類型先民是沿淮河東移，隨后南下抵達寧鎮地區；海岱地區的尹家城類型先民是沿泗水南下，越過淮河，最終也抵達寧鎮地區；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先民則是沿濱海向北遷移，至射陽河流域做短暫停留后，又繼續了他們北上的步伐。

兩支南下的隊伍最終都到達寧鎮地區，表明他們之間有聯系，有共同的目標。三支隊伍三條路線：王油坊類型更靠西和更遠離海洋，尹家城類型大約在王油坊類型東側，良渚晚期文化的路線則在最東邊，臨近海域 —射陽河流域就臨近黃海岸邊。

“距今 4000 年左右的時候，射陽河流域很可能仍然是經常被海水淹沒的海灘。行走在這樣一條到處是水域和泥淖的道路上，必定是很艱難困苦的。良渚（晚期）文化遺存出現在射陽河流域，這說明這支（晚期）良渚文化先民不會是水患造成的遷徙，而是戰爭失敗后的被迫流放”，或逃亡。

夕照會稽山

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先民一直挺近至上海地區。位于上海市西南松江區方松街道的廣富林遺址發現了疊壓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廣富林文化遺存 ，年代在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之間，大約為公元前2310～前1780 年。廣富林文化主要組成部分是來自黃河和淮河流域的王油坊類型，同時也有來自中原、海岱地區的其他龍山文化因素和原生地在浙南閩北地區的以印紋陶罐類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因素，源自本土的良渚文化因素只占極微小的一部分。

廣富林文化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色是，外來文化因素中只有個別器物是直接輸人，大部分是仿制或在綜合多種因素的基礎上加以改造而成。除此以外，在太湖周圍的浙江湖州錢山漾、江蘇宜興駱駝墩和昆山綽墩等遺址也發現了同類遺存。這暗示了以下三點：

一是廣富林文化居民以來自北方黃河流域的華夏族人和東夷族人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一部分南方移民和少數的當地良渚文化土著后裔；

二是原來的良渚文化先民有一大部分逃之夭夭，或死于刀光血影的戰火中；

三是這些居民不是臨時移民，而是已經和當地文化融合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土著。換言之，大禹率領的黃河流域旱地農業先民在南下征伐過程中，不但取得了勝利，占而據之，而且還和南方濕地農業先民十分融洽地處成了不分彼此的“一家人”。

王油坊類型因首先發現于豫東的永城王油坊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和安徽西北部。遺址一般都處于人工建造或自然隆起的臺或堌堆上。由于這個區域地勢低洼，譬如豫東杞縣僅有一些高出地面 10 米左右的土崗和沙丘，很容易形成洪水泛濫。所以，王油坊類型先民選擇居住在臺或堌堆上，主要還是為了防止洪澇災害。

這正如《尚書·禹貢》所說：“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另外，由于在氣候轉濕的情況下，這里經常成為南方稻作先民時常侵襲的地方，王油坊類型先民因此成為南方稻作先民北上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正因為如此，王油坊類型先民才能成為大禹“東巡”南下征討良渚文化晚期先民的主力軍。

岳石文化是繼山東龍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區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因最早發現于山東平度東岳石村而得名。大致年代在公元前2000 ～前 1600 年間，與龍山文化分布范圍大致相同，與歷史記載的夏代紀年基本相同。

從岳石文化代表性遺址山東濟寧兗州區小孟鎮西吳寺遺址的文化遺存中，可發現兩個重要特點：

其一是公元前 3000 ～前2000 年，遺址出土了大量箭鏃一類的戰爭武器，表明岳石文化及其先民在這 1000 年間處于一個戰爭頻繁的狀態。

其二是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這里處于干旱少雨時期。西吳寺遺址文化層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時突然中斷，并非由于洪水泛濫，而是“氣候變得干涼”，不再適合旱作農業生產，岳石文化先民不得不選擇南下，搶占良渚文化晚期先民的地盤。

此外，《國語·魯語下》關于“禹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的記載，也并非空穴來風，現浙江德清一帶的民俗、民間傳說、人文遺跡及相關考古遺址可以提供相應的證據。

良渚古城廢棄后，良渚文化晚期的政治中心地轉移到了與良渚古城隔東苕溪相望的浙江德清一帶，這就是《路史·國名紀》注引《吳興記》所提到的古防風國：“吳興西有風山，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德清縣）東十八里。天寶改曰防風山，禺山在其東二百步。”

防風祠始建于西晉元康年間（291 ～ 299），距今 1700 多年。面積 450 平方米，大殿高 16 米，供奉著莊嚴肅穆的防風氏塑像。梁代任昉在《述異記》中提到“防風廟”是“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可以從考古學上得到印證的是，德清域內也有多處良渚文化晚期遺址，諸如三合羊尾巴山遺址— —這里出土了琮、環、冠狀飾和管、珠等大量玉器，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雷甸楊墩遺址——發現成品、半成品玉料等，考古學家判斷為良渚玉器加工場所，是較為稀有的良渚制玉作坊；輝山遺址——發現七節玉琮和木質葬具，年代測定距今 4080 年左右；高橋遺址 ——灰坑中清理出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農耕用具和黑皮陶貫耳壺、杯、罐等典型器物；如此等等。

德清三合鄉防風祠

關于防風氏的傳說、習俗及相關遺跡分布范圍與良渚晚期文化核心覆蓋范圍也大致相同，如浙東、浙北、蘇南都有防風氏的相關傳說和習俗，在紹興、海寧、湖州等地歷史上都還曾經建有防風廟……古防風國的主人顯然是良渚人的后裔。

在中國姓氏起源的文獻記載中，防風氏又名“汪芒氏”“汪罔氏”，既是遠古防風國的創始人，又是天下汪姓的始祖。德清三合鄉一帶不但建有防風廟，還有祭祖的風俗 —每年農歷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共三天舉行防風王廟會。《蘇氏演義·卷上》還記載了這個風俗更詳細的情況：“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之三尺吹之如，音如狗嗥三人披發而舞。”

德清一帶民間傳說，防風氏死后，一時間白血沖天，驚煞大禹。大禹后經調查才得知，防風氏在赴會途中，遇到天目山“出蛟”，苕溪河“泛洪”，平民百姓遭了洪災。防風氏于是趕快指揮部下打撈落水的百姓，這樣不知不覺就耽誤了會期。

大禹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遂下令敕封防風氏為“靈德明王”，并在防風國建造防風祠，供奉防風王神像，每年祭祀。據說，大禹是在農歷八月二十四日為防風氏平反昭雪的，于是鄉人就把八月二十五日定為防風氏的祭祀日，后來逐漸演變成了防風節。

從八月二十四日至至二十六日，連續三天在防風廟“鬧猛”，也就是舉辦廟會，主要意義就是紀念防風氏，感恩祖先。

這則傳說明顯可以看出是后世人為加工而成的神話故事。但不能否認的是，它真實地反映了民眾不允許自己崇拜的祖先英雄被玷污的文化心理，也說明了后來華夏文化占主流地位后，他們受此影響對更大的華夏祖先神大禹誅殺防風氏崇敬而又略有遺憾的心態。

至于大禹是不是“崩”于會稽山并葬在那里，由于沒有足夠的考古學依據，我們尚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但大禹東巡討伐良渚晚期文化勢力，應該是歷史事實。

——摘自李琳之：《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個別地方有改動。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商務印書館，2020年9月版

本書是一部用考古學資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歷史發展脈絡的史學著作。全書主體共分16章80節，近50萬言。不同于以往學人關于夏代區域性、碎片性的論述，作者置這段歷史于同時期以西亞、中亞為世界文明核心舞臺發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遠矚的全局性目光、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和通俗明快的語言，用國際國內近幾十年所取得考古學成果，第一次系統、完整而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這500年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