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外交溝通里經常會提到一句話：“管控分歧，避免戰略誤判”。這句話看著不太起眼，但卻點明了中美關系的要害。

研究歷史，我們會發現大國之間的戰爭，往往是因為戰略誤判導致的。

英國和德國同種同文：

一戰前，大部分人都認為英國和德國不會打仗。英德都是日耳曼人，在歷史上建立很深的友誼，兩國王室是親戚關系，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德國需要從英國進口棉花和糧食，英國則離不開德國的工業品。當時的經濟學家做過測算：假如英德貿易因為戰爭而中斷，兩國經濟會同時走向崩潰。

很多歷史學家喜歡把一戰前的英德沖突歸結為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不然。英德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矛盾遠小于英法和英俄。對英國來說，更大的威脅其實來自于美國，20世紀初的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國，并有發展遠洋海軍的沖動，這對英國的海洋霸權構成挑戰。英國曾考慮過與德國握手言和，以騰出手來對付美國。

英國人并不愿意卷入大國之間的戰爭，因為大英帝國的繁榮來源于自由貿易，戰爭會讓各國貿易斷絕。雖然英法俄組建了三國協約，但這更多是劃分勢力范圍，英國從未承諾要為法俄提供軍事義務，協約國機制約束力遠比不上《英日同盟》。因此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后，英國表現得非常冷淡，希望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沖突。

比利時獨立是英國容忍底線：

然而英國最終還是對德宣戰，其根本原因在于德軍入侵比利時，這觸犯了英國的容忍底線。對英國來說，要想阻止歐洲統一，就必須先阻止德法合并，阻止德法合并的關鍵就在于維持比利時的獨立。德法邊境幾乎都是山脈，不利于大軍穿行。因此無論是德國進攻法國、還是法國進攻德國，比利時都是必經之處。只要能維持比利時的獨立，那德法乃至歐洲就永世不得統一。

但為了增強外交靈活性，英國在比利時問題上持戰略模糊的態度。這就使德國人對英國產生了戰略誤判，他們認為長期奉行“光榮孤立”政策的英國，不會為了比利時出兵。1914年8月，德國入侵比利時，試圖以此為跳板進攻法國。就在德軍第一發炮彈打進比利時的那一刻，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在很大程度上，一戰的爆發與各國之間的戰略誤判有關。奧匈帝國誤以為靠強硬能讓俄國在巴爾干問題上退讓、俄國誤以為靠總動員能嚇退德國、德國誤以為英國不會為了比利時開戰。一連串的戰略誤判，使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卷入戰火。

“38”線是中國的容忍底線：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朝鮮軍隊一路南下，并攻克漢城。9月，美國發動“仁川登陸”，切斷朝鮮軍隊補給線，局勢瞬間逆轉。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急需建設，不愿卷入戰爭，但又不能坐視朝鮮滅亡。于是在9月底對美國發出警告：美軍不得越過“38線”，否則中國會干預！但美國卻對此產生了戰略誤判，美國高層認為中美武器懸殊很大，中國不會真的為朝鮮出兵，美方認為中方更多是外交恐嚇。10月初，也就是中國國慶節期間，美軍大舉越過“38線”，向朝鮮腹地逼近。這觸犯到中國容忍底線，10月中旬，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朝鮮戰爭正式爆發。

對美國來說，朝鮮戰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的錯誤戰爭。但這場戰爭爆發的根源，在于美國誤判中國容忍底線，美國認為中國不會為了朝鮮出兵，可當美軍越過“38線”后，被逼到墻角的中國只能出手，中美兩國走向幾十年的對立。

李登輝訪美觸發臺海危機：

本次蔡英文竄訪美國，主要是為明年1月的臺灣大選造勢，希望以此獲得美國背書，提升民進黨支持率。但這勢必會損害兩岸關系，可以參考的案例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當時中方迅速召回駐美大使（歷史上首次），并在臺海舉行實彈射擊。美國則派遣航母到臺灣海域，中美發生軍事對峙，臺海危機爆發，兩國關系跌入冰點。

與李登輝那次相比，本次蔡英文竄訪美國有三大異同：

1、李登輝那次是直接飛到美國，以校友身份參加康奈爾大學畢業典禮。蔡英文則是以“過境”的方式訪美，規格不如前者。

2、李登輝那次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暗示要強化“臺美關系”。蔡英文這次在里根圖書館發表演講，再次提及要強化“臺美合作”，二者性質相當。

3、最重要的一點在于，李登輝那次并未會見美國任何官員。因為當時中美關系尚維持“斗而不破”，美國不愿過度刺激中國。但本次蔡英文直接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相當于一種歷史性突破，其性質非常惡劣。

總體來看，本次蔡英文竄美的嚴重性不亞于李登輝竄美和佩洛西竄臺，大陸也在臺灣海峽開展專項行動以作為應對。

未來一兩年大陸軍機可能會越過臺灣24海里海岸線：

去年佩洛西竄臺，中方隨后舉行密集軍演，包括軍機首次穿越“海峽中線”。如果未來兩岸局勢繼續惡化，大陸軍機可能會進一步穿越臺灣24海里海岸線，這是臺方所謂的“警戒線”和“攔截線”。再往后就是跨越12海里海岸線，臺方曾強調這是“開火線”，真到這步的話，武統的概率就會大幅提升。

但本次蔡英文竄美，最大的惡果不是體現在臺灣方面，而是體現在美國方面。

正如前文所說，處理好中美關系的關鍵，在于“管控分歧，避免戰略誤判”。過去幾十年中美關系之所以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因為中美政府都清楚對方容忍底線，輕易不觸碰對方核心利益。

美國的容忍底線很明確，那就是不得在美洲部署軍事基地。冷戰期間蘇聯試圖在古巴部署導彈發射井，結果就是觸發古巴導彈危機，美蘇差點爆發核戰爭，最終蘇聯選擇撤出古巴。

中國的容忍底線是臺灣，具體有三點：

1、臺灣不能獨立，美國不能承認臺灣

2、美國不能在臺灣大規模駐軍

3、臺灣不能以任何形式加入國際軍事組織，美國不能與臺灣締結防衛條約

這就是中美建交前中方提出的“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當下來看，假如第一條被打破，中國會與美國斷交。第二和第三條被打破，中國會迅速開啟武統進程。

一旦臺灣落入敵手，我國最發達的東南沿海將淪為戰爭前線：

第一條好理解，畢竟臺灣是中國內政，中國政府一直不能容忍臺獨。第二和第三條為什么這么重要呢？因為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國土防御重心經歷了由北向南的過程。在50年代，防御重心是東北方向，因為當時90%的工業都集中在東北地區。所以當美軍跨越“38線”后，中方選擇出兵參戰。在60年代，華北是中國的人口、工業和政治中心，因此當蘇軍進駐蒙古后，中蘇關系走向惡化。80年代以來，經濟重心逐漸向東南沿海轉移，臺灣方向成了防御重點。一旦美國在臺灣大規模駐軍，東南沿海將淪為前線，隨時有被打擊的風險。因此一旦美國有在臺灣大規模駐軍/締結防衛協議的跡象，中國一定會出兵。

在中美建交之后的幾十年里，雖然美國沒少打“臺灣牌”，但美國政府很清楚中國的容忍底線，其從未公開承認過臺灣。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表述是：“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灣獨立。”只要美國一直維持這個立場，那中美關系尚有緩和余地。

但佩洛西竄臺和蔡英文竄美使中美關系不確定性大幅上升。美國一直標榜三權分立，政府負責行政，國會負責立法。在過去，美國的外交執行主要由政府負責，國會只參與法案制定。但去年佩洛西竄訪臺灣開了個壞頭，那就是美國國會開始頻繁插手外交事務，與白宮爭奪外交權力。本次蔡英文竄訪美國，相當于繞開美國政府去會見美國國會領袖，無形中拔高了美國國會的外交地位，而且還會形成未來臺灣“總統”和美國眾議院議長每年會見一次的慣例。在臺海問題上，白宮主張對中國威逼利誘，以地緣為籌碼要求中國購買美債；但國會卻主張極限施壓，與中國全面對抗。美國出現了以政府為核心的外交系統和以國會為核心的兩套外交系統，這是過去幾十年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的時候既要跟美國政府打交道，又要跟美國國會打交道，溝通難度大幅上升。

這也意味著未來中美出現戰略誤判的概率大幅上升。美國政府外務團隊通常由專業人士組成，深諳國際關系規則，雖然很反華，但好歹還算愿意與中國共同管控分歧。但美國國會則不然，管人事的參議院議員還好，管財政的眾議院議員素質就參差不齊。眾議院議員任期只有2年，很多都是草根出身，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外交訓練，對國際關系存在非黑即白的認知，不清楚中國的底線在哪里。更重要的是，這些議員唯選票至上，短視而功利，為了討好選民，眾議院議員在反華議題上一個比一個更強硬。假如未來美國眾議院在外交上有更大話語權，那有一天美國在處理對華事務上可能會出現戰略誤判，觸犯中國底線，引起兩國大規模沖突。

這并非危言聳聽，設想一種場景。明年美國將迎來大選，兩黨將為國會席位展開激烈爭奪，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自然也會希望連任。在這種情況下，麥卡錫有足夠動機打“反華牌”、“臺灣牌”。假如他為爭取選票，在臺灣問題上發表超出中國容忍底線的言論，比如公開承認臺灣，那將對中美關系造成顛覆性沖擊。畢竟麥卡錫是美國三號人物，中方不太可能把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完全區分對待，而且也不清楚美國政府和國會是否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另一方面，在大選壓力下，如果國會率先承認臺灣，美國政府迫于輿論可能會默認這一事實。屆時，中方輕則召回駐美大使，重則將兩國關系降為代辦級。

當一個國家出現兩套外交系統的時候，往往意味著地緣災難。二戰前日本之所以走向軍國主義，是因為軍部從政府手中分走了很大的外交權力。文官政府主張通過經濟手段從中國掠奪利益，軍部認為“皇國興廢在此一戰”。最終，日本在軍部的帶領下搞起了“賭國運”，給亞洲鄰國帶來巨大災難。

德國總理和外長一直在爭奪外交權：

默克爾之后的德國，之所以陷入外交被動，也是因為其變成多黨執政，德國總理朔爾茨和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分別屬于社民黨和綠黨，外交理念截然不同。前者比較務實、主張與中俄搞好關系，后者更看重意識形態、對中俄持強硬態度，這種“二元外交”導致德國跟大部分國家都沒辦法搞好關系。在俄烏戰爭前，德國總理好不容易才跟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德國外長馬上就出臺反俄政策，以至于德俄之間一直談不攏，俄烏最終走向戰爭。去年11月德國總理剛剛訪華，其外長就發表“對華脫鉤”的強硬言論，以至于中德關系也不冷不熱。德國外交從默克爾時期的長袖善舞，變成現在的兩頭不討好，也使歐洲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

在國會干預下，美國選擇擊落中國飛艇：

2月初中美“氣球危機”也是美國“二元外交”的負面例子。今年春節前，美國政府其實特別希望跟中國緩和關系，主要是財政部耶倫希望中國購買美債。按照原定行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于2月5日訪華，主要議題是俄烏和臺海局勢。然而，1月底，中國飛艇因不可抗力飄到美國上空，由于當時布林肯準備訪華，拜登政府最開始并不想破壞中美緩和氛圍，試圖把這事壓下去。然而國會卻不答應，在國會的授意下，美國輿論開始炒作“氣球事件”，事態愈演愈烈，最終在國會和民意的雙重壓迫下，美國政府選擇擊落中國飛艇，布林肯訪華計劃泡湯，中美緩和期提前結束。

2006年—2012年，中日關系之所以搞不好，其中一個原因在于日本首相經常更換。我國好不容易跟這個首相談好協議，日本馬上就換了新首相，之前的外交政策全部推翻，以至于中日關系一直得不到改善。過去美國外交政策相對穩定，至少能持續4-8年，因此中美還是可以坐下來談一些問題。但未來就不一定了，如今美國外交體系正發生幾十年未有之變化，國會與政府爭奪外交權力。這意味著我國未來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既要研究美國政府的戰略，又要考慮美國國會的態度，難度高了很多。未來中美之間出現戰略誤判的概率也會大幅上升，一些超預期的事件比以前更容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