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和蔣介石下了一盤歷史之棋。

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矛盾錯綜復雜，張學良總結為“三國四方”：日本、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四方則有日本、蔣介石、毛澤東和張、楊。

兩個老對手再次“對弈”。

高手交鋒，考驗的是智慧和定力。

“九一八”事變后，老蔣的不抵抗政策，日本輕松侵吞了東三省，張學良失去老家，東北軍被迫“流浪”。

外敵入侵，本應一致對外，老蔣卻劍走偏鋒，再次挑起內訌。

他走了一招“妙棋”：一箭雙雕。重在一劍封喉，志在一招斃命。

蔣介石

他把東北軍這顆“大棋子”移至西北，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用非嫡系的東北軍打紅軍，既可排擠異己，又能打擊對手，“一箭雙雕”，自己坐收漁利。

張學良明知是計，但喪家之犬，又能奈何？

1935年6月間被迫率13萬東北軍開入潼關，坐鎮西安。與“難兄難弟”的西北軍共同“剿匪”。

毛澤東

毛澤東識破老蔣的奸計，以高招對“妙招”，見招拆招。

他迅速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統戰為法寶，只用三步，就扭轉乾坤。

他以柔克剛，師出有名，針鋒相對地走出了第一步棋：抗日反蔣。

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八一宣言”，痛斥蔣介石等賣國行為，旗幟鮮明地亮出了抗日反蔣的大旗：

以后，中共多次強調“愿意與國內任何武裝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

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第一步棋要走活，必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確保張學良不真打紅軍。因為東北軍是當時“剿匪”的主力。

張學良

毛澤東深知張學良非常郁悶。

他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也不想背罵名。“剿共”屢受重創，又受老蔣冷遇，“里外不是人”。

確實，張學良想聯共抗日。

1935年11月下旬，他去看望獄中的好友杜重遠。杜因上海《新生》發表《閑話皇帝》，被指丑化日本天皇，成為“邦交”事件，而被判刑。

杜重遠的一句“不聯共抗日，就是空談抗日！”。

張學良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很快他在滬秘會了老部下、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的想法也是“聯共抗日！”

至此，張學良下定了“聯共抗日！”的決心，并通過李杜的引薦，請來了化名劉鼎（真名闞尊民）的人當“秘書”，此人是周恩來領導下的上海特科人員。

劉鼎

中共也在尋找張學良。

張學良部將高福源在1935年10月被紅軍俘虜，思想發生轉變，愿意當“說客”。

1936年1月，高福源攜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的信件抵達洛川，第一次溝通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系。

隨后，雙方多次秘密往來。

4月9日上午，張學良在極度保密情況下，親自駕機從洛川飛到膚施（即延安）城內天主教堂與周恩來密談。

會談教堂

這是周恩來、張學良頭一回見面。

周恩來在東北長大，而曾創辦天津南開中學、大學的張伯苓又是兩人的共同老師。

兩人很快拉近距離，坦誠交談。

會談的核心是如何對待蔣介石。

周恩來開宗明義：蔣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中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提出“抗日反蔣”。

張學良也直率陳言，“抗日反蔣”這口號不利于團結抗日，并闡述了自己的理由。

周恩來仔細地傾聽著張學良這番“抗日必須聯蔣”的主張，認為頗為在理，并表示提請中共中央考慮、決定。

也許是心有靈犀，張學良的意見與毛澤東不謀而合。

就在周恩來正在膚施跟張學良密談時，毛澤東在發給洛甫（張聞天）的電報中，便寫道：

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

也就是說，毛澤東意識到，當前應該“先外后內”，這與老蔣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先內后外”正好相反。

4月1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轉達了張學良“聯蔣抗日”的意見。毛澤東接受了這一意見。

這樣，毛澤東走出了第二步棋：聯蔣抗日。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中，不再像稱“賣國賊蔣介石”了，而是以“蔣介石氏”相稱。此時，在陜西主持軍務的還有楊虎城。

楊虎城

楊虎城一直有紅色情節，又與老蔣有矛盾。

1929年投歸蔣介石后，任第17路軍總指揮兼陜西省政府主席，成為陜西權重一時的人物。他的軍隊大多是本地兵，稱“西北軍”，也非蔣嫡系。

1933年3月，蔣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隊進入甘肅，以鉗制楊虎城。同年6月3日，突然解除他的省政府主席之職，委派邵力子替代。

蔣、楊矛盾日益明顯。

張學良入陜后，同氣連枝，同病相憐，他們很快結為摯友。

相比來說，楊虎城與中共的關系更深。

楊虎城任省政府主席時，就任命共產黨員南漢宸為秘書長。他自己甚至兩次申請加入中共，他的愛人謝葆真及秘書米暫沉都是中共黨員，他也知情。

因為這層關系，1935年12月，毛澤東就直接給他寫信，邀請共同抗日討蔣，并派密使汪鋒潛入西安面呈。

楊虎城不認識汪鋒，生怕有詐，就對汪峰“冷處理”。

隨后，他急派省政府秘書崔孟博（中共黨員，楊也知）去天津找南漢宸核實。南漢宸外出，崔孟博就前往中共北方局找到了情報部部長王世英。

王世英便親自來西安。

就這樣，楊虎城不僅與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聯系，而且從王世英那里得到證實。

楊虎城立馬親自會晤汪鋒。

汪鋒在西安城里住了一個多月，跟楊虎城進行了三次會談。

此后，毛澤東又頻頻派出密使進入西安。

1936年，毛澤東先后把王炳南和自己的秘書張文彬派往楊虎城那里，負責楊和中共之間的聯絡工作。

中共與張楊聯系都是單線和極度保密的，他們都不知道延安方面已與對方聯系。

這樣，毛澤東與張、楊之間分別架起了熱線。

早在在毛澤東落子布局時，老蔣也沒閑著。

不抵抗政策提出后，遭到了國人反對，也遭到黨內一些人的抵制，尤其是1935年底，胡漢民當選為黨主席后，發表了與“攘外必先安內”相左的言論：“與其亡于日，毋寧亡于赤！”

蔣介石不敢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了，表面上他仍在“剿共”，可暗中卻*希冀與中共和談。

他選擇的是一條跳過延安，直接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結盟的“舍近求遠”的路線：一來可以攀上“高枝”，二來“四兩撥千斤”。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搞定了共產國際中共不在話下。

那老蔣為何能想到這一招“妙棋”呢？

1935年底，蔣介石從中共吳玉章等人在巴黎創辦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上，捕捉到了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呼吁“國共談判”。

同年底，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結束不久，老蔣就派了中執委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張沖（北京大學俄語系畢業）假道歐洲到蘇聯。

陳立夫

陳立夫、張沖的行蹤雖說極端保密，但還是被日諜機關發現。他們剛到意大利，日本的報章就公布了蔣密使欲訪蘇的消息。

蔣介石只好召回陳立夫和張沖。

此路不通，老蔣只好親自上陣。

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會談時，得悉中共代表團確有談判意愿。

于是，蔣介石密令，返國述職的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特務系統要員，老蔣心腹）重返莫斯科，通過蘇聯當局，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進行了秘密談判。

這是國共兩黨自1927年決裂之后，頭一回直接進行談判。

鄧文儀傳達了蔣介石的三項條件，其中核心的一點是紅軍要“開到內蒙古前線”。

王明反對，因為那樣，意味著紅軍必須放棄陜北根據地。

他還說明了實情：雖然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但要進一步開展國共談判，還是要找在國內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澤東，只有他才能最后拍板。

另外，王明告訴鄧文儀，將派潘漢年回國作為國共談判的聯系人。

鄧文儀把回國后跟陳果夫聯絡的途徑通知了潘漢年。

陳果夫

潘漢年也是中共特科人員，遵義會議召開情況就是他和陳云到莫斯科匯報的，現在代表團工作。

于是，蔣介石明白：“舍近求遠”不行，還得找老對手毛澤東。

很快國內的中共就有了回應。

1936年1月29日，《救國時報》上刊載了毛澤東、王稼祥對紅色中華社（新華社前身）記者所發表的談話：

“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

老蔣心領神會，他擔心黨內意見不一，先打算秘密與中共接觸，甚至都沒讓貼身機要秘書陳布雷知道。

他把找信使的任務，分別交給了宋子文和陳立夫。

宋子文與姐姐宋慶齡關系密切，而陳立夫是CC系（中統）頭頭，都靠譜。

宋子文找了姐姐宋慶齡，宋慶齡推薦了周牧師。

此人與宋子文是同學，交情頗深。他與上海的青幫有瓜葛，也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官。丟官后從教，又同共產黨有合作。

而陳立夫在去蘇聯前，就托他的CC系親信人物曾養甫（國民黨中執委、鐵道部次長）在國內尋覓與中共聯系的渠道。

曾養甫找到了同學諶小岑。

曾養甫

諶小岑跟周恩來、鄧穎超都是覺悟社第一批會員，交情頗深。

諶小岑為確保成功，聯系了兩個渠道：

他通過合辦過《生力》雜志的左恭（左宗棠的后裔），聯系上了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他們派出了一個黃姓小伙子作為代表，并希望南京派一個人到陜北去。

就這樣，自稱姓周的牧師（見到斯諾后又叫王牧師）與黃君就成了“紅色密使”。

黃君知道牧師的真實身份，而牧師卻不知他，以為他是國民黨委派的代表。

諶小岑聯系的另一個渠道是：通過一起編過刊物《豐臺》的同鄉翦伯贊（后來成為歷史學家），聯系上了“左傾”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呂振羽推薦了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懷求，化名周小舟。

周小舟

周小舟請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澤東復電同意。

曾養甫為工作方便，任命諶小岑為鐵道部勞工科科長，呂振羽為專員。

這樣，國共之間開辟了以周小舟、周牧師、黃君、潘漢年為“橋梁”四條獨立的聯絡渠道。

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按啟動時間分別編號。

第一個渠道很快投入工作。

1936年1月，周小舟到南京向呂振羽傳達了中共關于與國民黨談判的四項條件：

一、立即發動抗日戰爭；二、開放民主自由；三、釋放政治犯；四、恢復民眾組織和活動，保護民眾愛國運動。

于是，周小舟、曾養甫兩人居幕后，由呂振羽、諶小岑兩人進行接觸。

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交給他毛澤東、周恩來等致宋子文、孫科、馮玉祥、程潛、曾養甫、覃振的信件。

此后，周小舟又于6月、8月三進、四進南京。

由于國共已通過張子華及潘漢年途徑直接聯絡，中共很快也就放棄通過北方局轉達的這一途徑。

8月周小舟進入陜北，向毛澤東匯報南京談判情況后，被留下擔任秘書。

可以看出，這一渠道主要是做外圍統戰工作。

看來，重點還是宋子文主導的牧師渠道和陳立夫主導的黃君渠道，我們分別稱作為第二和第三渠道。

1936年初，一位神秘的自稱叫周繼吾的牧師帶著隨從黃君從上海來到西安，求見張學良。

牧師出發前，蔣介石向他面談了與中共談判的條件：

一、不進攻紅軍；
二、一致抗日；
三、釋放政治犯；
四、武裝民眾。

他出示了宋慶齡給的孔祥熙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并向張學良提出：希望通過東北軍防區，進入紅軍防地“調查”。

張學良看了委任狀，當場沒有答應。

送走牧師，他馬上密電南京和瓦窯堡。

這位牧師，居然在國共都得到認可，真是神通廣大。

當時，斯諾也在西安，準備去延安，他與牧師在西安有個短暫的接觸，《西行漫記》中把牧師描寫得非常神秘。

這位人稱“紅色牧師”的神秘人，直到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致宋子文函提及，人們才知道他叫董健吾。

董健吾

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其實是中共特科人員。

而與董健吾隨行的姓黃小伙子，真名叫王緒祥。如今很多書上通常稱他的化名張子華。

張子華

此人也不得了，16歲加入了中共，1935年擔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特科成員。

當張學良從南京方面得到證實，知道“牧師”來頭不小，是行前見過蔣介石的人物，于是決定用飛機送他們前往膚施。

不過，也正因為得到南京方面的證實，張學良知道了蔣介石與中共之間有密使聯系，因此才有了他后來與周恩來的晤談。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

中共方面高規格接待了密使。

當時只有博古在瓦窯堡。當晚他就聽取了報告。

然而，在與“紅色牧師”談話后，博古卻又單獨會晤了張子華，聽取了匯報。

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張子華也是中共特科成員。

夜深，博古馬上向山西石樓前線發出密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

3月2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及周恩來，要求他們和董健吾等一起趕來。

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去復命，未能去石樓。張子華去見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于3月4日，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給周健吾（即董健吾）發來一份電報：

博古同志轉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
（乙）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
（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張、毛、彭
4日12時

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托董健吾轉告的四項條件的答復。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終于通過“橋梁”開始對話。

3月5日董健吾趕回南京報告。

當“紅色牧師”欲再次前往陜北之際，風聲走漏。“山西王”閻錫山獲知蔣介石派人去瓦窯堡，當即致電南京責問：為什么聯合紅軍打晉軍？

蔣介石不敢聲張，從此廢棄“紅色牧師”這一“橋梁”，第二渠道使命結束，“橋梁”就落在第三渠道張子華身上。

換言之，國民黨原來牽頭與中共接觸的有宋子文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現在只剩下二陳了。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石樓附近召開擴大會議，批準了致董健吾電報中所提出的五項條件。

毛澤東根據會議研究，決定今后與國民黨的談判，由周恩來負責。

4月下旬，張子華來到南京，秘會曾養甫，轉達了中共的五項條件，希望南京方面就聯共抗日也提出條件。

陳立夫聽了曾養甫的報告，諶小岑在座，當場口授了四條，由諶小岑抄錄后，轉給了張子華。這四條是：

一、 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
二、 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
三、 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采擇；
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另外，國民黨元老、司法院代理院長覃振也讓張子華帶一封信，轉給老友同鄉林伯渠。

覃振的信，亦是為了國共再度攜手。

張子華星夜回延川向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當面作了匯報。

于是，5月15日，周恩來寫了兩封信：一封給諶小岑。信中向“養甫先生”表示歡迎“惠臨蘇土”；另一封信是給張伯苓先生的。希望老校長也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

林伯渠也給老朋友覃振寫了復函。張子華帶著兩人的親筆信，返回南京。

這樣國共之間開始書信往返。

就在這時，7月10日至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在會上對于抗日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

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

他劃出了底線，但仍未亮出抗日之旗。

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在談判中拒絕了日本無理要求，這是妥協投降政策提出以來首次。

中共對此作出了公開反應。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見報，不再提“抗日必須反蔣”口號，呼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

至此，國共雙方從書信往來將進入互派高級代表進行談判階段，這是幾個渠道共振的結果。

前面我們介紹了周小舟、董健吾、張子華這三個渠道情況，下面介紹第四個渠道情況。

實際上，潘漢年承擔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國民黨的聯絡工作，這是1936年初，老蔣“舍近求遠”時中共布下的一枚“暗棋”。

1936年5月初，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國。陳果夫分別派張沖和曾養甫跟他晤面、密談。

張沖

8月8日潘漢年來到陜北，匯報了共產國際以及自己和國民黨政府代表接觸的情況。

自從8月25日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互派代表談判后，沒接到張子華關于國民黨方面的回應。

毛澤東急了。8月26日，他發電給潘漢年，要他來膚施面談，準備派他到南京談判。潘漢年隨即回紅都保安。

正巧，8月27日，張子華回來，帶來了曾養甫交給他的一封致周恩來的信。信中希望國共“切實商談”，提高到周恩來這樣的高層級別。

周恩來

8月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回信，邀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陜西華陰會晤。

翌日，周恩來又寫信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希望他們出面談判。

鑒于胡宗南還在“剿匪”，同日，周恩來還修書一封給胡宗南，希望他“立停內戰，共謀抗敵”。

張子華帶著周恩來的信南下廣州。

9月23日，曾養甫出面與張子華會談。

曾養甫說，他們派代表到保安，“恐惹人注意”。建議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會談，并取出為周恩來準備的護照，交給張子華。

這表明，國民黨方面已確實打算談判。

曾養甫還轉告了國民黨方面三項新的承諾：

一 、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
二、 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
三、 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

毛澤東于翌日收到張子華用密電發來的消息。

就在派張子華到廣州的同時，9月26日毛澤東又派葉劍英拌成“馬夫”，帶著邊章伍、彭雪楓、潘漢年作為秘使，進入西安城內作為“暗棋”，既做張學良工作，又通過張學良間接與蔣介石聯系。

潘漢年隨身帶了一封周恩來給蔣介石的信。

南京方面頗為看重潘漢年，因為他們知道：他是王明和毛澤東共同指定的“密使”。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不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共，這些秘密聯絡渠道彼此并不知曉，當然，也有個別例外，如張子華知董健吾，潘漢年知張子華。

潘漢年到了西安，由于要幫助葉劍英做東北軍的工作，沒有馬上去南京。他給張沖拍發了一份密電，告知他已抵達西安。

張沖急于想了解毛澤東對談判的意向，竟直奔西安見潘漢年，隨即趕回南京。

在即將派代表談判時，10月8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聯名給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等人發了一封電報：

為確保政治、軍事外交秘密，從今日起用秘字編號發給你們之電，請指定專人翻譯，限于你們九同志閱看后立即燒毀。請你們向我們負責，不使任何別人知道。

這就是說，即使中共方面派密使與國民黨接觸，也僅限于高層極小范圍內知悉。

毛澤東在電報中說“恩來飛赴廣州，在確保安全條件下是可行的”。

毛澤東在陜北

10月14日，葉劍英接到毛澤東電報，催問潘漢年何時動身去談判，電報中說：

在進攻未停止，恩來未出動以前，準備派在滬之潘漢年同志進行初步談判。

于是，10月19日，潘漢年抵達南京，把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交給了張沖。

潘漢年回到了上海后，由于陳果夫肺病加重，便讓陳立夫出面會談。

早在9月下旬，葉劍英去西安時，毛澤東、周恩來還托他帶了一封信給張學良，其中提及：

“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議，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

10月29日，葉劍英在西安發密電給中共中央：

“蔣、張已會談，結果亟惡。蔣表示匪不剿完決不抗日……”

這樣，注定了潘漢年此行，談判不順利。

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國共雙方的高級代表——陳立夫和潘漢年，一個是國民黨CC派首腦，一個是中共特科要員——終于晤面了。

潘漢年

潘漢年向陳立夫遞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正式表明他是中共指派的聯絡代表。

初次會談，雙方各自闡述立場，互通情報。張沖也參加了會談。陳立夫傳達了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說，首先是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只能編三千至五千人，師以上干部一律解職出洋。

一方要“收編”抗日，一方要合作抗日，潘漢年理所當然拒絕。第一輪會談無果。

潘漢年把會談的簡況，用密電發往紅都保安。

為何張子華帶回的四條意見和三條新的承諾完全推翻？

原來，日本提出了防共政策，近期老蔣對紅軍猛力進攻，認為紅軍已是強弩之末。

就在潘漢年、陳立夫會談前，老蔣在10月22日飛向西安。

蔣介石和張學良

蔣介石來西安，一是為了督促“剿共”，因為中共主力已轉移至陜北；二是為了“避壽”，他正好49歲。擔心在南京過50歲生日的話，要引起一番轟動。

但主要還是“剿共”。“剿共”就要再“洗腦”。

王曲訓話

10月27日，蔣介石在王曲軍官訓練團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強調“剿共”：

“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為不孝，在國為不忠。對不忠不孝的軍人要制裁。”

“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黨，這是東北軍必須要打的敵人。日本離我們很遠。”

“如果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就是遠近不分，內外不分，是非不分，緩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蔣介石這番話，在東北軍中傳開，議論紛紛。

10月29日，蔣介石為了“避壽”，來到了洛陽。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為了10月30日的慶壽典禮，蔣介石調來了新購買的100架戰斗機、轟炸機，還北調30個師的兵力。

這些部隊，虎視眈眈，撲向陜北紅區，目的是以打促談。

毛澤東以牙還牙，寸步不讓。

11月18日，毛澤東下達“決戰動員令”，下令猛力反擊。

此時，毛澤東走了第三步棋：逼蔣抗日。

就在毛澤東發布“決戰動員令”前兩天，陳立夫邀潘漢年赴南京舉行第二輪談判。

老蔣繼續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

11月19日，陳立夫請示蔣介石后回到南京與潘漢年會談。

陳立夫說，蔣介石仍堅持原來的意見，決無讓步的可能！

潘漢年提及，曾養甫代表國民黨提出的國共合作四項條件，與蔣介石今日的意見相距甚遠。

陳立夫完全否認，說：“純屬子虛烏有！”

第二輪會談依然沒有成果。

毛澤東決定以戰止戰。

21日紅軍一下子殲滅了胡宗南部隊一個旅又兩個團。

老蔣屢敗屢戰，但“剿共”之心愈切。

他和宋美齡四處“點火”。

在太原，鼓動山西省主席、晉軍首腦閻錫山“剿共”；在濟南，策動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全力“剿共”；在綏遠，要傅作義調部隊“剿共”。這時，毛澤東則加強了逼蔣抗日的策略。

他和19人致書蔣介石，發動“心理戰”：回顧蔣介石歷次“剿共”的敗績，曉之以情，動之以理。

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開赴陜北剿共前線。

中共決定整合和強化軍事指揮力量。

12月7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決定組成統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

擔任這一職務，表明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首長。

翌日，中央發出給潘漢年的電報，對于談判作了如下指示：

“蔣介石如有談判的誠意，應立即停戰并退出蘇區。絕對不作無原則的讓步。”

這樣，國共談判落走到了死胡同。

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毛澤東與蔣介石》、《紅流紀事：西安事變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