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駿
2022年2月27日,亦即俄烏沖突發生后第三天,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德國國會一次特別會議上稱,俄烏沖突是“我們大陸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轉折(Zeitenwende)。”朔爾茨宣布,德國政府立即增加1,000億歐元特殊預算以實現國防現代化;從現在起,把德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上用于國防。這是對德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防方針具根本性質的調整——利用歐洲安全局勢急劇演變,朔爾茨政府放棄傳統的防御國防方針,向新的兼顧出擊的積極國防方針快速轉變。
約10個月后,2022年12月5日,朔爾茨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網站(其印刷版刊于《外交》2023年1月/2月號)發表《全球時代轉折——如何在多極時代避免新冷戰》(The Global Zeitenwende——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進一步系統地闡述其關于“時代轉折”的觀點。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朔爾茨視俄烏沖突為世界進入“時代轉折”的標志,“時代轉折”不再局限于歐洲;而且,他定義“時代轉折”是劃時代的類似于地質構造發生變動的歷史新時期。第二,朔爾茨反對“新冷戰”,認為歐洲和歐盟必須在多極世界中保持獨立。第三,朔爾茨強調德國必須發揮獨特作用——做盟國寄望于德國的歐洲安全的守護者,在歐盟內部擔當成員國之間的橋梁,對全球事務提出多邊主義解決方案。
行文至此,讀者應能理解,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的兩個實際上的領袖,必須協調它們關于歐洲和歐盟確立“戰略自主”或“保持獨立”在實踐中必定會產生的分歧或矛盾。具體而言,德法各有擔當歐盟首席領袖的志向;德國乘機發展國防,法國大力發展經濟,開始打亂俄烏沖突前德國側重經濟、法國發揮有核國家作用之分工。面對世界變亂交織加劇,歐盟欲作為穩定有效的一極,有賴德法通力合作。
歐盟27個成員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上呈現級差,在國際政治取態上形成分化。2023年4月1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荷蘭海牙的尼克薩斯研究院(Nexus Institute)發表關于“歐洲主權”的演講,提出歐洲應當建立新的經濟理論,“使我們能協調以創造就業機會、為社會模式融資、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更加自主和為自己做決定”。馬克龍所主張的新經濟理論,基建于5根支柱——競爭力、產業政策、保護主義、互惠、合作。前兩根支柱需要歐盟擁有充沛財源。歐盟財政來自成員國,如何分攤?大型項目建于哪個或哪些成員國?這些問題會引發甚至加劇成員國之間矛盾。后3根支柱涉及理念和政策。近些年,波蘭、匈牙利等對歐盟委員會或歐洲法院的某些行為不滿;當下為共同應對俄烏沖突所掩蓋。然而,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激進援助烏克蘭立場,匈牙利反對極端制裁俄羅斯立場,分別從兩個不同方向阻撓或牽制歐盟在理念和政策上達成一致。
第三個卻是最難應對的挑戰來自美國。馬克龍明確表示,歐盟不做也不能做美國的附庸。盡管白宮表現克制,本文執筆時尚未公開評論馬克龍中國行和“歐洲戰略自主”論,但是,美國的主流媒體在馬克龍結束中國行后立即表示異議。尤其,2023年4月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網站刊登其編輯部文章,題為《馬克蘭在臺灣和烏克蘭問題上犯了大錯》(Macron Blunders on Taiwan—and Ukraine),批評馬克龍削弱了對中國的威懾力,破壞了美國對歐洲的支持。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4月5日,馬克龍飛抵北京,澤連斯基抵達華沙。4月11日,馬克龍訪問荷蘭,波蘭總理飛往美國。華盛頓慣于在別國或國家聯盟的內部制造分化和分裂。
馬克龍明確表示,“歐盟戰略自主”有賴于歐盟發展科技和軍事。他曾經批評“北約腦殘”。如今,公然主張壯大歐盟軍力,必定同北約、當然主要是同美國產生矛盾。美國不會容許歐盟軍事自主削弱北約。
中國主張多邊主義和世界秩序多邊化、民主化。中國領導人一貫支持歐盟加強團結、發展壯大,在全球事務上發揮積極作用。希望德法和歐盟其他成員國以歐盟整體利益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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