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社交媒體，時不時會看到有人在舉報自己（及更宏大抽象概念）被辱了。這些天被辱的舉報更是翻江倒海，來勢洶洶。最新的一個例子就是韓國女團BLACKPINK在澳門演唱會后發了一個感謝觀眾的推文，其中用了個詞“Macauese”來感謝澳門觀眾。這下招來洪水般的唾沫，甚至上綱上線指責女團“陰險”地要“分裂中國”。

對韓國女團，筆者根本沒有一絲興趣，對“Macauese”這個生造的詞也并不以為然。然而，對網上這些時刻拿著“顯微鏡”和“哈哈鏡”在尋找自己受辱證據的舉報者，倒是很想探一究竟。如果要研究的話，按照社會學調查辦法有點困難，不妨按照營銷學辦法給這些“受辱愛好者”做個“人群畫像”，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在乎自己是否受辱。

首先，“受辱愛好者”從社會階層及經濟地位來看，肯定不會是志得意滿的社會中上層，也不是這波瀾壯闊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閉塞的看世界眼界和窘迫的收入水平，讓其心態處于一種時時警惕、處處懷疑的緊張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感覺世界在“與我作對”。相反，如果對自己的地位和錢包都有信心的話，是不會太在意別人的目光。舉個例子，美國已經被“黑命貴”鬧得雞犬不寧，但你何時聽到過“白命貴”，那是因為只有社會及經濟不安全的人群才會因為個體事件而“上綱上線”。

其次，“受辱愛好者”心理平衡維系非常之困難。正因為社會階層及經濟地位不理想，這些人對外界有意無意的言行都能放大“一千倍”來加以解讀，于是一個無意的眼神能被引申為一場風暴，一句無心的話能被詮釋為一場戰爭。魯迅在《阿Q正傳》里已經做過最好的描摹：“阿Q忌諱別人說他頭頂的癩瘡，推而廣之，連“光”、“亮”都忌諱了，若是有人犯了他的忌諱，不論有心無心，他便發揮出欺軟怕硬的那一套來，口訥的便罵，力小的便打，后來吃虧多了，改為怒目而視。”

最重要的是，這些“受辱愛好者”對這些雞毛蒜皮事件的反應是屬于一種惡性的心理補償。受階層地位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這些人可能找不到理想工作，或者屢屢在工作中受氣；同時也沒有女朋友愿意陪伴，心理“堰塞湖”越來越大。作為個體，其沒有足夠的勇氣或能力對遭受到的不公大聲抗議；然而，一旦找到高于個體的抽象概念上的所謂“問題”，其立時三刻就能找到成百上千的同類，在彼此壯膽、同仇敵愾中進入“狂歡”。科學家發現，蝗蟲獨居時是一種“害羞、孤獨”的蟲子，而一旦轉入群居態，就能浩浩蕩蕩，掃平一路上的農作物。這些“受辱愛好者”在行為模式上與蝗蟲何其相似。這在勒龐的那本《烏合之眾》書中有著更為理性、全面的分析，這里就不贅述了。

從上面簡單的畫像來看，這些“受辱愛好者”其實也是“可憐”的人，但這并不排除其做出“可恨”的事。他們樂在其中其實并不可怕，關鍵是整個社會要沉得住氣，不讓這些“受辱愛好者”掀起大的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