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作為制造業命根子的芯片，中國一年進口高達3000多億美元,超過原油；幾年前,美國制裁華為,志在一劍封喉,讓中國“回到石器時代”;今年G7會上，美國又給中國扣上“經濟脅迫”罪名,意圖“以群狼戰術”對中國科技全面剿殺。一幫跟班群起響應，磨刀霍霍，日本當仁不讓，甘當先鋒,對23種半導體制造設備發布出口禁令,勢在一招斃命，讓中國的科技發展“暫停鍵”

芯片

山雨欲來風滿樓，黑云壓城城欲摧。就在這時，平地一聲驚雷。5月21日,中國對美國“芯片一哥”美光實施制裁,打響了科技反擊第一槍。

國外輿論炸鍋，美國自尊受挫，國人一片叫好：狼氣！霸氣！！解氣！！！

而這背后折射的卻是底氣！

從忍氣吞聲到出手亮劍,中國芯片撕開了突出重圍的口子，有一個人功不可沒，他就是有“中國芯片之父”美譽的張汝京。

張汝京在奔跑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張汝京是在遭受臺積電的張忠謀三次剿殺中,憑著一顆中國心奮力殺出重圍,撐起了“中國芯”半壁江山。

說到中國芯片的突圍，不得不說突圍前的境況。

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半導體技術幾乎與西方同步，然而，改革開放后，當我們打開國門時，猛然發現西方已經絕塵而去。

1977年7月，在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技界代表座談會上，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直言坦誠：

“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一語驚醒夢中人。國家部委先后組織了三大“戰役”：

1986年的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陸續誕生了無錫華晶、紹興華越、上海貝嶺、上海飛利浦和首鋼NEC等五家公司，最終首鋼NEC折戟沉沙；

1990年9月的“908工程”（即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有所突破，建成一條６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產線）。項目由無錫華晶承擔，技術則向美國朗訊購買，但最終結果歷經7年才投產，投產即落后。

不能坐以待斃，于是，加碼投入。

1995年的“909工程”，投資100億人民幣，由上海華虹承擔，與NEC合作，電子工業部部長親自掛帥。

令人欣慰的是，這個建國以來最大的電子工業項目啟動3年就完工，在2000年結出碩果：銷售30億，利潤5.16億。遺憾的是，華虹NEC在2001年芯片行業的寒冬中，也遭到重創，全年虧損13.84億， 2004年之后走出低谷后，長時間內再未得到大規模的資金注入，喪失了擴建升級的機會。

芯片行業更新速度太快，必須持續投入。由于人才匱乏和西方高技術封鎖，這種通過運動式的集中攻關，基本上是死路一條。

回望從1978年到2000年中國的“芯”路歷程：蜂擁引進的國外淘汰生產線，在摩爾定律的驅動下，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變成廢鐵；國家出面組織的三大戰役，屢敗屢戰，最終通過“909工程”為大陸留下了一個勉強還算合格的上海華虹。

這個階段，中國與海外水平的差距，并沒有明顯縮小。

直到2000年左右中國芯片突圍才迎來了轉機，而推動這一轉機的主要是大批的有海外留學經驗、在頂級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半導體人才在這一時期回國。

張汝京就是其中之一。

但他帶領中國突圍的“芯”路歷程，并非一帆風順，曾三次遭受張忠謀的競爭性剿殺。

張忠謀

不是冤家不聚頭。他們都姓張，500年前是一家；他們也同為華人，500年后的今天還是一家，但他們志在異路，有緣也結怨。

他們的交集始于德州儀器。

兩人都出身高知家庭，自幼勤奮好學。1931年出生在寧波的張忠謀，在1949年，18歲時考入了美國哈佛大學，全校1000多位新生，他是唯一的中國人；以后他又在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就讀，獲得碩博士學位，美國三個最好的學校都被他讀遍了，妥妥的就是一個學霸。

不僅如此，他工作能力也很強。1958年，27歲的張忠謀進入德州儀器，成為第一個中國員工，經過一路打拼，1972年，張忠謀就任資深副總裁，成為三號人物，這也是最早進入美國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層的華人。

由于當時的總裁夏柏不愿加大投資半導體，張忠謀與之意見相左， 1985年，他辭職前往中國臺灣，1987年，56歲時“下海”創建了全球第一家專業代工公司---臺積電，在臺灣半導體業獨領風騷，張忠謀由此被稱為“臺灣芯片教父”。

臺積電

而1948年出生在南京的張汝京，父親張錫綸是煉鋼專家，有強烈民族情結，從給兒子取名就可看到這一點，而這影響了他的一生。

1949年，就在張忠謀考入哈佛的那一年，不滿一歲的張汝京被帶到臺灣。長大后讀書成績優異，一路考上臺灣大學，并在之后前往美國留學。本來他想報考當時最熱門的航天專業，但因華人身份被迫選擇了當時的冷門專業，先后取得工程學碩士和電子學博士學位，恰是這一陰差陽錯，為他日后的“芯”路奠定了基礎。

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入職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在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三個貴人：

第一個貴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的發明人杰克·基爾比。1958年9月12日，基爾比在德州儀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塊集成電路，成功地實現了把電子器件集成在一塊半導體材料上的構想。張汝京入職后，加入了基爾比的團隊，由此見證了芯片的從無到有。

第二個貴人，全球最頂級的芯片制造工廠建設專家邵子凡博士。邵子凡是華人，也張汝京的頂頭上司，在他的提攜和栽培下，張汝京迅速成長，前后參與了10個大型芯片廠的建設，成為業內公認的“建廠狂魔”，他播撒的“芯片種子”在世界很多地方開花結果。

第三個“貴人”，高居公司三把手的宗家張忠謀。雖然名義上他跟張忠謀有8年的“同事”關系，但兩人在此期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即便如此，這并不妨礙張汝京對他的仰慕，因為張忠謀是華人的偶像。日后張汝京辭職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張忠謀的影響。

當然，在后來的創“芯”路上，張忠謀也成為他的“磨刀石”。他三落三起，越挫越勇，都得益于張忠謀的“提攜”。

就在張汝京成為全球芯片行業知名的建廠專家之后，當時已定居美國，家國情結極重的張錫綸夫婦，卻時刻牽掛著祖國大陸。張錫綸經常問兒子：“你什么時候去大陸建廠？”

受到張忠謀的影響，又在父親的催促下，張汝京遞上辭呈，然而因為是華人尖端人才未獲批準，直到1997年他干滿20年提前退休才離開了德州儀器。

懷惴著一顆要帶領“中國芯”突圍的報國之心，張汝京放棄了美國優渥的生活，來到了無錫。

當時，他的好友、曾經創辦茂矽電子的臺灣人陳正宇正在托管嚴重虧損的無錫華晶。此次他來就是救火的，張汝京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完成任務，改造后的華晶于1999年5月達到盈虧平衡。

在無錫的兩個月考察，張汝京發現，大陸在芯片領域可以說幾乎是一片空白。由于人才和設備制約，在大陸建廠時機不成熟，只能采取“曲線回旋”方式。

1997年在老朋友的支持下，他在臺灣擔創辦了世大半導體，以高質量、低價格的特點迅速打開了市場。

迅速崛起的世大引起了行業龍頭臺積電的警惕。

張忠謀太了解這個宗家晚輩的厲害。當時行業內就有這樣的說法，張汝京是世界芯片界的風向標。MR.張到哪里建廠，哪里就是下一個芯片市場的孵化地。

不得不說這個男人確實實力非凡。三年時間，世大一舉成了僅次于臺積電與聯電的臺灣省第三大芯片工廠，產能已超過了臺積電的三分之一，而彼時臺積電已經發展了13年。

一山不容二虎，“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何況在張忠謀之前，IC業沒有人在講代工，是他定義了專業代工這個產業，救了整個臺灣島，被譽為“全世界最尖端的一個人物”；作為臺灣的有功之臣，

各種光環加身的張忠謀，怎能容忍昔日的部下來撼動自己的江湖大佬的地位？

而此時，張汝京已經做好了在大陸建廠的詳細計劃：世大第一廠和第二廠建在臺灣，第三廠到第十廠全部放在大陸。

就在張汝京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張忠謀找到了曾經的老部下張汝京，給他指明了兩條路：要么被收購，繼續在臺灣做，成為臺積電的股東，享受榮華富貴；要么滾出芯片業，放棄臺積電股份。

張忠謀勢在必奪，他開出了當時股價8.5倍的收購價，這個條件足夠誘惑人，其他股東紛紛倒戈。

張汝京的使命沒有完成，但他已無力回天：同意收購，但他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到大陸建廠。

2000年1月世大作價50億美金賣給了臺積電，這是張忠謀對張汝京的第一次“柔性”剿殺，張忠謀也將來自張汝京的威脅消滅于萌芽中。

當時，李登輝當政，一句“技術設備不能流出”，臺積電無法兌現承諾。

那時中國大陸的半導體領域幾乎一片空白， 85%以上的芯片全靠進口，僅有0.5微米芯片的生產技術，落后世界先進國家20年，高端芯片清一水的洋貨，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張汝京比誰都更明白，信息時代，芯片就是國家安全的核心。

52歲的張汝京毅然放棄了臺積電的股份，在收購完成后的第二天，便憤然離職，北上大陸再次創業。

在內地建廠，本質上意味著核心技術的轉移，在西方封鎖技術的情況下，想引進點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比登天還難。但另一方面，對祖國新技術的突破意義卻非同一般的。

張汝京知道芯片業，是數十年埋頭苦干、上億美元投入都不聽響的行業。沒點挑戰精神的人，根本干不來！可這是張汝京的使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曾說：“我生下來就是中國人，就是希望中華民族強盛，沒什么道理可講！”

張汝京不僅對祖國有愛心，對事業有恒心，而且對員工更細心，具有極強的凝聚力。他能叫出所有員工的名字，實行社區化模式，員工的衣食住行，包括孩子的就學，他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因此，他深孚眾望。

2000年，52歲的張汝京在張江打響了第一槍。他不僅說服美籍太太，把全家從美國搬回了上海，還把90多的母親劉佩金女士也接到浦東（此時父親已經仙逝）。在張江北區打樁機轟鳴的工地前，張汝京挽著母親的胳膊，一起見證了中國最先進的芯片制造廠的拔地而起。

與此同時，大約有300多名半導體工程師隨其北上，其中不少是他在德州儀器和世大時的舊部。

一時間，張汝京甚至帶動了臺灣半導體工程師前往大陸工作的潮流。

當然，這也為張忠謀第二次剿殺埋下了隱患。

憑著在業內的聲望，他籌集到了14億美金，一個人幾乎抵得上一個“909工程”；靠著自己強大的人脈，不僅從國外買到了生產設備，還從美國引進了0.18和0.13微米芯片制造技術。

2001年4月，張汝京的新工廠中芯國際成立了，當年9月25日，開始投片試產。

中芯國際

到了2003年，中芯國際的營收達 3.65 億美元，雖然與行業龍頭的差距甚遠，但高達 6.3 倍的年營收成長率，使其成為全球成長力道最驚人的晶圓制造公司。

張汝京僅花了3年就建立起了4條8寸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這個速度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史無前例的。就在這一年，中芯國際已經沖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廠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短短數年，張汝京就締造了一個中國半導體行業，舉全國之力，花20年都沒有實現的奇跡。

曾經有臺灣的朋友來大陸拜訪張汝京，回去跟臺灣媒體評價道：

“Richard（張汝京英文名）連西裝都沒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發舊的灰色毛衣，像個傳教士，辦公桌是三夾板拼湊起來的便宜貨。張說他有一個中國半導體的宏偉夢想，他為這個夢想要徹底獻身，好像甚至犧牲性命都可以，這個人不是為了賺錢才做這件事，這才是最可怕的。”

張汝京的快速崛起，引起了臺灣當局的不安。2000年，民進黨上臺，臺灣對大陸的技術限制變得愈加瘋狂。擁有臺灣戶籍的張汝京，自然成了陳水扁當局眼中的大敵，2002年罰了他15.5萬美金作為警告，并要求他在6個月內撤資，否則，撤掉其臺籍身份，10年內不許踏足臺灣一步，而張汝京也是毫不示弱，直接宣布放棄臺灣戶籍。

臺灣當局的處罰并沒有阻止中芯國際飛速發展，真正的威脅來自張汝京的老對手臺積電。

此時，張忠謀意識到，中芯國際位于需求巨大的中國大陸，又有政府背書，其威脅與世大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況且張忠謀建廠初期從并入臺積電的世大挖走了100多工程師，這口氣他非出不可。

于是，開始暗地里收集證據，等待在關鍵的時刻給予中芯國際致命一擊。

2003年8月，在中芯國際即將在香港上市的關鍵時刻，臺積電出手了。

先是公司一個個高層研發和管理人員毀約離開，隨后中芯國際被指認技術抄襲。內部員工的“認罪書”被呈上，那是從臺積電跳槽到中芯的員工所寫。

沒有絲毫退路，對方給出的路是，中芯要么被臺積電收購，要么打官司身敗名裂，再要么，就是從此不碰芯片與電子行業。

張汝京被逼入死角，但他沒有妥協。

因為臺積電的大股東是花旗銀行，2003年他們在美國加州起訴，要求賠償10億美金，而當年中芯的收入僅有3.6億美金，這基本上就是往死里整。

但這并沒有阻止中芯飛速發展， 2004 年僅上半年，中芯國際的營收已達 4 億美元，超越上年全年的業績，并在這一年成功在美國和香港上市，創造了全球第三大IPO，再次成為成長最快的半導體代工企業。

中芯上市

官司拖到2005年，中芯已經疲于應付，選擇了與臺積電庭外和解，變相承認了“不當使用臺積電商業機密”，并賠償1.75億美金。

在《和解協議》上，臺積電采取“控虎于籠”，設置了一個“第三方托管賬戶”，中芯必須將所有技術存到這個賬戶里，供他們“自由檢查”，從根本上限制了中芯國際的發展。

但中芯國際的發展仍然勢不可擋。攪得張忠謀夜不能寐。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國際準備融資的前夜，臺積電再次出手，第三次實施剿殺，指責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使用臺積電技術，違反《和解協議》。

對此中芯反應強烈，堅決否認自己侵權。張汝京在北京高院和美國加州對臺積電提起反訴，這一安排出乎臺積電的預料。

由于大陸的審理時間早于加州法院，這樣就給了中芯在加州法院應訴的時間。

中芯對在“主場作戰”反訴信心滿滿。但可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駁回了中芯的全部訴訟請求，官司根本沒有進入到審理環節。

3個月后，加州法院開庭，臺積電再次勝訴：中芯國際賠償2億美元現金及10%股權，張汝京離開中芯國際。

第三次剿殺，中芯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賠款讓公司元氣大傷，基本失去了投資和擴張的能力，管理層也時常陷入內耗，到了2010年，虧損30億，而一直被臺灣當局針對內地投資政策所限制的臺積電，終于靠訴訟進入了大陸。

臺積電一箭雙雕，一舉雙得。張忠謀也由此被國際媒體稱為“一個讓對手發抖的人”。

這一情況一直到2016年才有所改變，而這時臺積電早已把中芯遠遠地甩在了后面，穩坐第一梯隊的頭把交椅，中芯只能被壓在第二梯隊跟跑。

2009年初冬，在接到律師通知的那一刻，張汝京在電話前放聲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辭職。他簽署了離職文件，同時，他也簽署了一份競業協議：從2010年起算，三年之內，他不得再從事芯片相關的工作。

張汝京黯然離開了為之奮斗了9年的中芯國際，而從敗訴到公布離職，僅僅7天。

臺灣媒體得意地稱：“我們從此控制了大陸芯片業的半壁江山！”

不可否認，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芯國際就將半導體工藝制程的水平，從落后世界頂尖水平四代提升至僅差一代，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多個地區建廠，帶動了當地芯片產業發展。

迄今為止，中芯國際已經能夠制造出5nm精度以下的芯片，足以用于當下我國科技產業的日常需求，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制程最先進的晶圓代工廠。可以說，中芯國際的崛起不僅帶領我國的科技行業更上一層臺階，更使中國的未來擁有無限的可能！

這一點上，張汝京功不可沒。

競業協議的簽署，這對于一位已經61歲的老工程師來說，似乎是宣告了事業終止。

但人們想錯了，張汝京就像《老人與海》中的漁夫，你可以毀滅他，但你永遠打不倒他。他情緒平靜地說：“不要認為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敗，不要被打趴下”。

僅休息了兩個月，人們又看到了老人忙碌的身影，他轉身即開始籌建新的工廠，短短 3 年不到的時間內，他已在國內投資了 4 家 LED 企業，涵蓋 LED 上游襯底材料、芯片和下游照明應用領域，投資金額超過 35 億元。

不幸的是，在中芯第一次認輸賠款的2006年，大陸芯片界又爆發了臭名昭著的漢芯事件，整個輿論對半導體行業口誅筆伐，中國芯片再一次走進了至暗時刻。

在中芯國際被臺積電牽制住后，華虹華潤等公司的產線逐年老化，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

張汝京是拉扯著內地芯片產業往前跑的第一人，他放棄了人生前幾十年在美國的榮耀與地位，放棄了在臺灣省的一切來到內地，他不斷地在跌倒。但沒有這個被標榜為“失敗者”的人，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不會發展至今天這樣百花盛放。

2014年，66歲的張汝京再次創業，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12寸晶圓廠——上海新昇。

張汝京

這是半導體產業鏈的上游，同樣工藝條件下，300mm 硅片可使用面積是 200mm 硅片可使用面積兩倍以上，成本也就隨之降低。應用在智能手機、云計算等高端領域的芯片主要都是來自 300mm 的硅片。2017-2018 年，新昇順利通過客戶 40nm-28nm 大硅片的認證，打破了大硅片供應完全被國外企業掌控的局面，使我國半導體產業鏈更加完整。

2017年年底，在新昇半導體逐漸步入正軌之時，張汝京選擇離去：

“我也很高興現在國內缺大硅片的問題開始有了實質性的解決方案，那就交給國家來繼續做大做強。其實我最想做的是IDM。”

這時，張汝京已近古稀，早已功成名就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但他還要完成使命，圓自己當時在創辦中芯國際就確立的夢想。

IDM、Fabless和Foundry是半導體行業的三種運作模式。Fabless意為僅做設計，不自主生產。以高通、華為海思為代表；Foundry意為不做設計、僅做代工生產。中芯國際和臺積電均屬這一模式。IDM則是兩者結合，整合設計和生產流程，整體利潤比設計和代工都高，而且全能型選手誰能想做，畢竟不用受制于人，這也是中國最需要的一種模式。

在美國德州儀器工作時，張汝京便已構想過，將來回國建廠，要做成IDM模式。但在中芯國際成立時，這一時機并不成熟。

“IDM模式需要大量設計人才，當時，國內成規模的設計企業不超過5個，人才缺口過大，做不起來，所以要先做代工。”他這樣解釋當年的決定。

臨近2010年時，隨著國內芯片設計人才增加，中芯國際一度規劃向IDM模式轉型，只是隨著張汝京離開，一切戛然而止。

2017年，張汝京離開了一手創辦的上海新昇，并在2018年在青島成立了芯恩公司。

青島芯恩

可IDM模式必須有設計人才支撐，這正是中國的短板。于是，他創造性地想到了一個更快捷的共有共享式IDM的辦法——CIDM模式。

張汝京為芯恩選擇了CIDM模式，實施了“中國本土化”策略：引入30至40家設計公司交叉持股，變相獲得3000-4000人的設計團隊。

2018年5月，總投資約150億元的芯恩（青島）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芯片項目啟動簽約儀式舉行，這是中國國內啟動的首個CIDM集成電路項目，項目建成后可以實現8英寸芯片、12英寸芯片、光掩膜版等集成電路產品的量產。

他的超前眼光再次得到驗證。

2020 年下半年開始了全球性芯片短缺，主要缺的是 8 英寸和 12 英寸成熟制程的產品，特別是新能源電動汽車的需求主要集中在 8 英寸和12 英寸上。

2021年8月，8寸廠投片成功，投片產品為功率芯片，良率達90%以上，光罩廠也于同期完成了產品交付，12 英寸成熟工藝也于第三季度時生產。

這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播種老人，2021年他又成為上海積塔半導體的執行董事。

上海積塔

最新資料顯示，2022年我國晶圓代工企業僅占全球圓代工廠市場份額的8.5%，功率半導體整體國產替代率不足20%，車規級功率半導體的國產替代率更是不足10%。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產業脫鉤愈演愈烈，而隨著汽車“缺芯潮”來襲，汽車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自主可控需求迫切，作為重要“卡脖子”領域的晶圓制造行業就成為我國半導體芯片國產替代的重要突破口，積塔半導體就是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特別是摘取晶圓代工“皇冠”上的明珠（高端汽車芯片），在2017年應運而生。

積塔半導體項目由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CEC旗下的華大半導體投資成立，總投資約359億元。

2020年6月30日，積塔半導體臨港新廠正式投產。

作為“國家隊”的積塔半導體，歷史性地承擔了解決高端汽車芯片制造技術和破解我國晶圓代工的“卡脖子”難題，相信張汝京的加盟，定會使它如虎添翼，而張汝京又再一次站在了行業發展的風口浪尖，續寫半導體傳奇之路。

英雄不落幕，張汝京依舊熱血沸騰。

2022年8 月 19 日，張汝京又主導了嘉興立恩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的誕生，該項目總投資30 億元，主要從事光罩材料產業鏈相關產品的研發制造，這是張汝京離開青島芯恩之后的又一個創業項目。2023 年 4 月第一條生產線試生產。

“到中國大陸建廠”是張汝京父子的執念，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他專注于中國本土創業。創業五次，最大的特色就是市場上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因而創造了數個第一。

他創辦的中芯國際為大陸第一家半導體制造企業，新昇半導體為大陸第一家300mm大硅片企業，芯恩為大陸第一家CIDM模式的企業。

他的每一次創業，都為國內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與很多人不同的是，他從不把工作當作賺錢的工具，而是視為自己內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使命感和理想主義，貫穿了張汝京的一生。

在使命感的催生下，前期，他屢戰屢敗；后期，他屢敗屢戰。看起來，張汝京的前幾次創業都是失敗的，但也是他，把中國落后的半導體產業，生拉硬拽地拽進了最尖端技術的芯片賽道。

可以說，他用一己之力，打拼下了中國半導體行業的半壁江山。如今，我們也因為有了中芯國際，才有了不怕美國封殺的底氣。。

一個時代的變遷，需要最敢冒險的一群人推動；一個行業的興起，需要最精英的一批人努力。

張汝京無愧是一名孤勇的先行者。雖然他不一定能得到時代的鮮花與掌聲，但他在前行路上無愧于心的同時，也為后繼者開拓了寬闊的道路。

正如陳奕迅在《孤勇者》唱道：

他們說，要順臺階而上
而代價是低頭
那就讓我，不可，乘風
你一樣驕傲著，那種孤勇
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
愛你對峙過絕望，不肯哭一場
愛你破爛的衣裳，卻敢堵命運的槍
愛你來自蠻荒，一生不借誰的光
你將造你的城邦，在廢墟之上
去嗎，去啊，以最卑微的夢
戰嗎，戰啊，以最孤高的夢
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是英雄造時勢，更是時勢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