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檢察日報

循環盜竊電子賬戶資金：屬于“一次”還是“多次”

基本案情

崔某與羅某同為建筑工地工友。2020年10月至11月間，崔某利用幫助羅某檢查手機是否損壞的機會，在羅某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羅某手機號私設微信賬戶并綁定羅某的銀行工資借記卡的微信支付。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間，崔某趁羅某離開工地、返鄉過年之機，多次使用其控制的上述微信賬戶支付轉出、消費共計人民幣9700余元。其中，崔某以微信支付轉出后當日又轉回羅某賬戶的資金共計4100元。崔某采用“竊取—返還—竊取”的循環盜竊方法，最后實際竊得5600余元。

分歧觀點

觀點一：崔某的行為屬于多次盜竊盜竊數額為9700余元

觀點二：崔某的行為屬于多次盜竊盜竊數額為5600余元

觀點三：崔某的行為屬于一次盜竊盜竊數額為5600余元

運用實質判斷認定連續盜竊“次數”和“數額”

陳志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7年刑法將數額（數額較大）和次數（多次盜竊）規定為盜竊罪的兩大入罪門檻。雖然刑法修正案（八）在此基礎上新增了“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形成了五個入罪門檻并列的現行盜竊罪立法架構，但在司法實踐中，“數額較大”和“多次盜竊”仍然是盜竊罪適用率最高的兩大入罪門檻。此外，盜竊的數額和次數還是影響盜竊罪量刑幅度選擇以及具體刑罰的法定或酌定情節。在犯罪行為存在連續狀態的盜竊案件中，次數和數額的認定無疑是定罪量刑的關鍵。

連續狀態盜竊罪的具體類型

盜竊罪中盜竊行為存在連續狀態的情形，大致可以分為徐行犯、連續犯和無概括目的的多次犯三種類型：徐行犯，是指出于同一犯罪目的，只需較短時間即可完成的犯罪行為，但行為人卻用較長的時間完成的情形；連續犯，是指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意圖，連續實施數個相對獨立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個罪名的犯罪形態；無概括目的的多次犯，雖然在客觀上存在多次行為，但主觀上并無概括目的，即每次實施都屬于臨時起意，如甲先后在不同場所臨時起意實施了三次盜竊行為。

盜竊罪的徐行犯、連續犯和無概括目的的多次犯的相同之處在于盜竊犯罪行為都存在一個時斷時續的持續過程。三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徐行犯中的數次盜竊行為都不獨立構成盜竊罪，或者只有其中一次構成盜竊罪而其他次數不獨立構成盜竊罪；連續犯中的數次盜竊行為都單獨構成盜竊罪；無概括目的的多次盜竊行為則可以涵括每次都不獨立構成盜竊罪、部分次數獨立構成盜竊罪和每次都獨立構成盜竊罪三種情況。第二，徐行犯針對的是特定的概括的財物；而連續犯和無概括目的的多次犯針對的既可以是特定財物，也可以是不特定財物，既可以針對不同的具體財物實施，也可以針對特定的概括財物實施。

連續狀態盜竊次數的認定

刑法立法將多次盜竊規定為盜竊罪五種入罪門檻中的獨立類型，顯然是為了懲罰反復多次實施盜竊所征表的人身危險性或者數次發動法規范違反意思的主觀惡性。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多次盜竊”是指“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但對盜竊次數如何計算并未作出規定。

1.“多次盜竊”能否參照“多次搶劫”的有關司法解釋進行認定。2005年，最高法《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對“多次搶劫”中“多次”的認定作出了具體規定。存在爭議的是，在目前司法解釋沒有對“多次盜竊”之“多次”作出具體規定的情況下，“多次盜竊”能否參照上述司法解釋進行認定？對此，筆者持否定態度，主要理由是：第一，兩者的性質不同。“多次盜竊”是定罪情節，影響罪與非罪的認定；“多次搶劫”是量刑情節，不決定罪與非罪的區分，只是影響法定刑幅度的選擇。第二，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方式上存在不同。刑法將“多次盜竊”規定為盜竊罪的入罪門檻之一，意在將總體數額未達到一般數額較大標準但人身危險性或主觀惡性突出的盜竊行為入罪，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嚴”的要求。即使屬于“多次盜竊”，也并非一律入罪，還要受刑法總則第13條“但書”的制約，將一部分“多次盜竊”行為作出罪處理，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的要求。刑法將“多次搶劫”規定為適用搶劫罪最重的量刑幅度“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條件之一，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嚴”的要求，已貫徹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意見》對“多次搶劫”之“多次”作出了明顯窄于通常含義的限制解釋，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的要求。

2.“多次盜竊”之“次數”的認定。對“多次盜竊”之“多次”不能作過窄的限制解釋，否則不能體現基于人身危險性或主觀惡性將其規定為一種獨立的盜竊罪入罪門檻的立法意圖。總體而言，要根據盜竊犯罪故意產生是否具有獨立性，盜竊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是否相同，第一次盜竊時是否已經對分次轉移的財物形成實際控制等因素進行具體認定。第一，犯意產生的獨立性。行為人基于獨立的犯罪故意實施多個盜竊的，應當分別計算次數認定為多次犯罪。基于一個概括的犯意實施犯罪的，如果在同一場所同時針對不同財物實施的，即使有來回多趟的搬運，原則上應當計算為一次犯罪。第二，盜竊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在同一時間（包括間隔時間較短的情形）、地點實施盜竊的，一般應當認定為一次盜竊。例如，進入某一辦公室，將其中的財物分三次搬運偷走，不應認定為多次犯罪。雖然在同一地點，但在不同時間多次實施盜竊的，原則上應當認定為多次犯罪。例如，甲在一個月內三次在夜間潛入某商店竊取商品，應當視為多次盜竊。是否為同一地點原則上以所盜竊的財物是否處于相對獨立的空間為標準認定。對一棟寫字樓中的多個獨立辦公室連續進行盜竊的，應當認定為在不同地點犯罪，視為多次犯罪。第三，第一次盜竊時是否已經對分次轉移的財物形成實際控制。如果行為人在第一次盜竊時就已經對所針對的概括或者同一財物形成了實際控制，例如，已經獲取可以隨時開門運走其中所有財物的鑰匙，只是為了不引起鄰里關注而分次運走財物的，后續的搬運行為只不過是行為人整體的一次盜竊行為有意化整為零的操作而已，與當場來回多趟搬運所盜財物無本質區別，應當認定為一次盜竊。如果第一次盜竊時沒有形成這種實際控制，對后續的其他財物的獲取還伴有破壞財產防護裝置等行為的，則應當獨立計算犯罪次數。

案例中，崔某利用幫助羅某檢查手機是否損壞的機會，在羅某不知情的狀況下，以羅某手機號私設微信賬戶并綁定羅某銀行卡的微信支付，就已經形成了對羅某卡中資金的實際控制。在犯罪形態上屬于典型的徐行犯，雖然形式上存在多次轉移卡中資金的行為，但后續的支出行為本質上屬于行為人一個整體盜竊行為的有意化整為零的一部分而已，不宜認定為多次盜竊。

連續狀態盜竊數額的認定

案例中，崔某的行為屬于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依照刑法第196條第3款的規定，應以盜竊罪論處。盜竊的犯罪數額應當以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作為盜竊數額。崔某案中，在整個行為過程中存在一個行為人向被害人賬戶退回4100元的情節，從而對犯罪數額的認定發生爭議。對于這種針對電子賬戶連續實施盜竊案件中，可能發生所盜竊的部分資金因為主客觀原因被退回賬戶的情況。本案中是行為人主動退回，實踐中還有可能是第三方平臺購物消費交易取消等原因導致的非主動退回的情形。對“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的具體認定，可能存在形式標準（賬戶交易明細上的支出金額）和實質標準（被害人的實際損失金額）兩種不同理解，形式標準說對退回金額進行重復計算，對被告人較為不利。筆者認為，實質標準說更為妥當。關于行為人支出后又向賬戶轉回4100元的行為，可以作兩種殊途同歸的解釋：一是我國刑法目前難以入罪的暫時竊用行為的退還行為，之前的支出行為不應計入盜竊數額，但后續分批次再支出數額應計入盜竊數額。二是行為人個人合法財產和被害人財產的混同行為。即行為人將作為個人合法財產混入賬戶中的4100元后續再被支出消費屬于處分個人所有財物，不應當認定為盜竊，不再計入盜竊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