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23日，我參加了在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第九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組織經濟學”，因為這并不是教育部經濟學門類下面的正式一級學科名稱。我來說一下緣由。2009-2010學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跟隨Oliver Hart教授從事一年博士后研究，當時就發現MIT經濟學系教授Robert Gibbons在自己的個人主頁上，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寫成“組織經濟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并且當時他正在主編《組織經濟學手冊》一書（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該書于2013年由MIT出版社出版），還打算寫一本“組織經濟學”方面的教科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預計2023年出版，不過別抱太大希望）。巧合的是，Hart教授指導的另一個博士后Nicola Gennaioli，也把組織經濟學列為研究領域之一。我當時覺得，這個名稱很好，它涵蓋了企業理論、契約理論、制度經濟學等多個相關學科，比“契約與組織理論”更加簡練。2011年我從哈佛回國后，就開始在人大經濟學院開設“組織經濟學seminar”，2012年又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見下圖）在人大發起召開了第一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今年是第九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由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承辦。

（第一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合影）

事實上，組織經濟學是經濟學和管理學的一個交叉領域，已經逐步取代制度經濟學，成為用微觀理論和計量方法研究各類組織行為的新興領域。例如，2015年，國際新制度經濟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ISNIE)正式改名為“制度和組織經濟學會”（the Society for Institutional &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簡稱SIOE）。

22日晚上，我趕到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校內餐廳參加歡迎晚宴。來了三桌客人，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可惜按規定不能喝酒。其實，召開學術會議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學術交流，也有利于情感交流。大家經常遭遇論文拒稿、課題申請失敗、人才項目申請失利，教學和科研考核壓力很大等困境，需要彼此交流一下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特別是緩釋青年學者的壓力。我越來越覺得，如今在很多大學推行的短期考核制度給年輕人造成了太大的壓力，不利于他們從事重大問題的研究。而且，能夠滿足苛刻條件留下來的人，未必是水平高的人，也可能是關系硬或者運氣好的人。這種“養蠱式”競爭很可能最終傷害了年輕學者對科研的熱情，而且不知道猴年馬月能夠緩解。

23日上午，在開幕式上，南大經濟學院院長鄭江淮教授代表承辦方致辭。他提出一個觀點，用第二課堂（講座或會議）、第三課堂（社會實踐）的時間占比來衡量世界一流學科標準。我作為發起人代表致辭。之后，廣州大學統計學院鄧宏圖教授代表第十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承辦方做了表態發言。我講了三點意思。一是久聞不如見面，線上會議永遠無法替代線下交流。因為面對面的交流可以表達豐富的感情，可以激發創新的思想，也可以增進彼此的友誼。二是今年征稿收到了很多好文章，但是考慮到場地有限以及主題相關，我們不得不忍痛割愛，只挑選了40多篇論文來報告。三是希望研究組織經濟學的國內同行能夠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大家都知道誰在研究什么，研究得怎么樣，如何推進下一步的研究。目前的情況是，經濟學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各自為政，一盤散沙。我們甚至對什么是好文章都無法形成共識，這與其說是Alex Edmans教授所說的“運氣”因素，倒不如說是經濟學依然不夠成熟。

（鄭江淮教授致辭）

23日下午，會議結束后，我立即趕往高鐵站，要當天返回北京。幸虧南大經濟學院的兩位老友“護送”，我終于搭乘地鐵趕上了高鐵。當天下了小雨，略有不便，但南國的秋天似乎依然春意盎然。第二天，鄭院長說，一位南大年輕老師零晨2點多鐘發來微信，祝賀會議圓滿成功。我也認為，這次組織經濟學研討會非常成功，我想這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九屆中國組織經濟學研討會合影）

一是優秀的青年學者積極參與。一個單位有沒有前途，就看有沒有一批優秀的青年人。一個會議是不是成功，就看能否吸引優秀的青年學者參會。在這次會議上，將近一半的論文是英文，大約四分之一的論文有理論模型，而且這些英文論文和理論文章很多是青年學者來報告，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青年學者的經濟學訓練日益完善，功底日益扎實。有人認為，這些年經濟學界的“思想”越來越貧乏，技術越來越復雜，這可能是一種誤解。過去光用文字寫論文，因此表達思想時可以天馬行空，無拘無束；現在要用數學或計量來證明觀點，因此減少了不嚴謹的“思想”，也增加了外行對思想的理解難度。

二是勤奮的中年學者挺在一線。青年學者積極參加會議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有機會和資深的中年學者交流、請教或者合作。因此，我們每次組織經濟學研討會都會邀請一些資深學者前來報告論文。相對而言，他們的研究更加側重于宏大敘事，或者挑戰主流，而年輕學者偏向于“具體而微”，兩者正好可以相互補充。

三是不同學科的學者相互碰撞。在這次會議上，我很欣喜地發現一些研究經濟史、公司財務和公共管理等相關學者的學者也活躍在我們的會場上。其實，人類社會是高維的復雜體，經濟學試圖用幾個維度來刻畫世界的本質，未免有點不自量力。只有多個學科相互交流、融會貫通，才能逼近真理。甚至，很多社會科學研究根本就沒有唯一的真相，只是在不斷的探索中排除了一些明顯的假象。我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科學研究就好比挖井，只要能挖到出水，能灌溉農作物就行。但經濟學非要挖到100米，哪怕99米都不給驗收通過。別的學科都挖了100口井了，然而經濟學家一邊在為自己唯一的一口井沾沾自喜，一邊在無休止地爭論這唯一的一口井究竟是99.8米還是99.9米。

最后，我們歡迎所有對組織問題感興趣的學者，積極響應組織的號召，參加組織的會議，共同推進組織經濟學的研究。

聶輝華 于中秋之夜

（以下是本次會議的部分照片。如有侵權，敬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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