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最后一天，主席發表講話：
“凡歷史上有問題沒有向黨交代清楚的高級干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后還可以寫成材料嘛，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中央一律采取歡迎態度。”

主席的這個講話，讓隨同上海市長陳毅一同赴京參會的上海常務副市長潘漢年的思緒，一下子拉回到12年前的南京。

在潘漢年心中藏了12年的一樁心病，此刻該是向中央說清楚的時候了……

戰爭年代的潘漢年，是我黨隱蔽戰線和統一戰線上的杰出領導者。

早在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人顧順章背叛革命后，重建后的中央特科便由陳云、康生和潘漢年共同負責，潘漢年同時兼任特科情報科長，主要負責情報收集工作。

抗戰時期，潘漢年先后在上海、香港、淮南、蘇北等地統一負責南方地區我黨隱蔽戰線和統一戰線工作，與我黨另一位“諜王”，負責北方情報系統的王石堅，合稱中共情報系統的“南潘北王”。

潘漢年雖然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但其身份卻是公開的，因其另一工作重心是統一戰線，因此無論是重慶的蔣介石政府，還是南京的汪精衛政權，甚至是日軍情報機關，都與潘漢年有著特殊的秘密渠道進行聯系。

因此，到了抗戰中后期，眼見日本人大勢已去，汪偽政府里面的高官們都在各自盤算，都想通過各種手段為自己多留一條后路。

汪偽“江蘇省主席”、汪偽特工總部“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便是其中之一。

李士群一邊通過俘獲的軍統上海站特工與重慶的戴笠搭上了關系，一邊又通過游走在日偽、重慶政府、延安中共三方的多面間諜胡均鶴，與潘漢年建立了秘密渠道。

老奸巨滑的李士群作為一個典型的墻頭草，此時多方押注，就是為了將來在日本人戰敗后，無論國共哪一方得勢，自己都能夠進退自如，不至于無路可走。

負責為李士群向潘漢年牽線的胡均鶴，曾是我黨早期黨員，1928年還作為少共國際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參加了少共國際代表大會，受到過斯大林接見。

回國以后，胡均鶴在團中央局擔任團中央書記。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職務，他的前任博古，便是在擔任團中央書記的這個位子上一步登天，成為了中共最高負責人。

1932年冬，胡均鶴在位于上海租界的白區中央局團中央機關被巡捕抓獲，隨后被巡捕房移交給了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在史濟美的勸降下，胡均鶴叛變。

由于胡均鶴的叛變，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憑借其供述，大規模展開抓捕，使得中共上海地下黨遭受到嚴重破壞，因此胡均鶴被史濟美收入麾下，成為心腹。

胡均鶴叛變后，中共特科負責人康生下令鋤奸。由于史濟美對胡均鶴加強了警衛措施，且行蹤不定，故特科紅隊鋤奸行動始終無法下手。

當時還置身于中統的李士群、丁默邨就是在這一時期認識了胡均鶴，并且在共事中與胡均鶴和史濟美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因此，丁默邨和李士群共同策劃，由李士群通過秘密渠道將胡均鶴和史濟美的日程和行蹤傳遞給了中共特科，意圖借刀殺人。

而此時的潘漢年，正是中共特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并兼任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得到情報后，迅速派人核實情報。通過對史濟美和胡均鶴的數日跟蹤，確定了情報的真實性。

1933年6月14日晚，中共特科紅隊隊員鄺惠安、孟華亭、歐志光、袁友芳等人在上海新閘路斯文里弄口設伏，一舉擊斃國民黨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等一行人。

而本應與史濟美一同出現的胡均鶴，卻因為臨時有事而未能隨行，從而避過了這次狙殺。

得知史濟美被狙殺的消息，嚇慌了胡均鶴，遂向國民黨中統總部提出調離上海的申請，隨后被中統局長徐恩曾委任為中統南京區的副區長兼情報股長，調往南京赴任。

抗戰爆發后，胡均鶴被國民黨中統局委任為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奉命潛回已被日軍占領的上海，秘密潛伏下來發展組織。

而此時，原先在中統的老對頭，李士群和丁默邨已經投靠汪偽，并于1939年3月組建了汪偽特工總部“76號”。

由于李士群、丁默邨都曾是中統的骨干，諳熟中統組織的運作模式，不久便將潛伏在上海的中統組織破獲，除中統蘇滬區區長徐兆麟外，包括兩位副區長胡均鶴、蘇成德在內的大部分中統潛伏人員盡皆被捕。

隨后，胡均鶴再次叛變，投靠了汪偽，成為了李士群的下屬。

但是，胡均鶴也有所保留，始終沒有供出中統蘇滬區區長徐兆麟的住處，為日后留下了一條退路。

胡均鶴叛變后，雖之前在中統時與丁默邨、李士群素有嫌隙，但憑借其為人精明強干，且嫻熟的業務能力，很快便受到“76號”重用。

先后被委任為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的副區長兼情報科長，不久又調到上海擔任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專門對付在上海潛伏的國民黨中統、軍統和中共地下組織。

但是，重返上海后的胡均鶴很快就被中統特工設計擒獲，因之前胡均鶴背叛中統時死活不肯向李士群供出中統蘇滬區區長徐兆麟的下落，使得這次被中統擒獲后得以留下了一條性命。

但徐兆麟要求胡均鶴重返中統，并繼續秘密潛伏在汪偽“76號”，為中統提供汪偽特務組織的情報。

胡均鶴只得順從，從此，胡均鶴一只腳“踩”在國民黨中統，另一只腳“踩”在汪偽“76號”，成為一名雙面間諜。

1939年秋，延安社會部決定在華東、華南成立情報局，潘漢年奉中央命令親赴一線領導籌建工作。

就在潘漢年在蘇北地區撒網布點組建各個情報站的時候，中共南京地下黨秘密傳來一份情報：汪偽“江蘇省主席”、汪偽特工總部“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想與我黨建立秘密聯系渠道。

戰爭年代的情報工作非常復雜，盡管陣營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并不鮮見。

有些特殊人物甚至與日偽、重慶政府、延安中共都明里暗里互有聯系，身份幾乎都已經擺在了明面上，但各方勢力都不會動他，只因為情報工作本來就是具有這樣的特殊性。

而李士群、胡均鶴都是這樣的特殊人物。

潘漢年得知這一情報，報請延安批準后，遂與李士群建立了聯系渠道。

而李士群與潘漢年之間的牽線人和聯系人，就是胡均鶴。

這位既當過共產黨，又當過國民黨，現為汪偽特工總部效力的多面間諜，確實也是當下最最合適的人選。

此后，潘漢年往來南京、上海都住在胡均鶴的寓所，并由李士群派人保護，確保潘漢年的安全。

同時，李士群通過奉蔣介石密令故意“歸順”汪精衛政府的前國民黨長沙警備司令唐生明中將的關系，搭上了重慶政府，從而成為了國民政府在冊的“潛伏人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李士群向潘漢年提供了大量的日軍情報。當然，這樣的情報，李士群也通過胡均鶴提供給了國民黨中統和軍統。

1942年4月，日偽即將對我蘇北根據地進行“大掃蕩”的軍事計劃，就是李士群提供給潘漢年的。這一重要情報使得新四軍得以迅速作出部署，避免了重大損失。

1942年6月，新四軍從香港重金秘密購進一批藥品及醫療器材，在上海港被日軍查獲。李士群從中斡旋未果，遂讓胡均鶴拿了一張上海儲備銀行的支票送給潘漢年。

胡均鶴告訴潘漢年，李士群對這次沒能幫上忙感到抱歉，說這些錢是表達歉意的，潘漢年可以隨時支取，重新為新四軍購買藥品及醫療器材。

潘漢年百般推辭未果，最終只得收下了這張支票，并將這筆錢轉交新四軍軍部。

1942年9月，新四軍地下聯絡站的一部電臺被日軍破獲。為安全起見，一批地下黨員將從上海撤往新四軍根據地。

潘漢年親赴南京秘密與李士群見面，詢問李士群，能否沿途提供幫助？

李士群爽快地答應下來，并親自規劃撤離路線，由胡均鶴提前協調沿途各個卡點，確保安全放行。從而使得我上海地下黨的這次大撤離，圓滿完成。

1943年夏，鑒于日軍再次對新四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為了獲得日偽的詳細兵力部署，潘漢年奉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的命令，與李士群約定在胡均鶴位于上海的寓所見面詳談。

但是，潘漢年經鎮江抵達上海后，當晚住進胡均鶴的寓所，卻并未見到李士群。

胡均鶴告訴潘漢年，李士群被汪精衛留在南京參加“清鄉”會議，無法脫身來滬。并表示次日陪同潘漢年一起去南京，等待機會與李士群見面。

第二天，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來到南京，但奇怪的是，胡均鶴并未像以往一樣將潘漢年帶回自己家中，而是將其安排在一間高級酒店住了下來。

接下來的幾天，潘漢年都沒有見到李士群，憑著多年隱蔽戰線積累的警覺和經驗，潘漢年預感到一定會有大事發生。

事后證明，潘漢年的預感是對的。

正在潘漢年揣測李士群的意圖時，一天上午，李士群突然來到酒店向潘漢年表明：

此番是受汪精衛委托，邀請潘漢年赴官邸與汪精衛見面。

其實對于李士群與潘漢年的來往，汪精衛一直都是知道的，并采取默許態度。

汪精衛的算盤打得精明，已經投靠了日本人，成為南京偽政府代表的汪精衛，妄圖以“中華民國正統自居，取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而代之”，幻想通過潘漢年，從而與延安建立正式聯系，確立其“合法政府”的地位，想以此獲得延安的承認。

此時的潘漢年身處敵營，根本無法向上級請示和匯報，在李士群和胡均鶴的軟硬兼施下，終于被脅迫至汪精衛官邸，在根本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與汪精衛見面了。

關于這次見面的細節，現存的史料幾乎沒有記載。唯有尹騏撰寫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有過如下描述：

汪精衛與潘漢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衛講：“我認識你們的毛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后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么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取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
潘漢年回答：“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上海的共產黨更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告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參議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
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解救中國。”

見面結束后，李士群、胡均鶴將潘漢年接到李士群家中。為表歉意，李士群將日軍即將開始的“清鄉掃蕩”計劃詳盡地告訴了潘漢年。

第二天一大早，胡均鶴陪同潘漢年返回上海，并在當晚設下家宴向潘漢年謝罪。

席間，日本華中派遣軍參謀本部謀略課長都甲大佐突然來訪，胡均鶴稱潘漢年為“胡先生”，并介紹“胡先生”與都甲大佐認識，說“胡先生”在蘇北做著大生意，是汪精衛先生的好朋友。

幾天后，潘漢年在胡均鶴的護送下安全返回了新四軍華中根據地。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潘漢年向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匯報此次與李士群見面的詳細情況時，竟然隱瞞了與汪精衛見面的整個過程。甚至與都甲大佐見面一事，都一字不提。

然而就在此時，國民黨《中央日報》卻公開報道“中共要員潘漢年親赴南京與汪逆會面”。

延安新華社隨即發表聲明“此為日偽泡制謠言，是妄圖破壞國共統一戰線，破壞國共聯合抗日的卑鄙伎倆。”

不久，潘漢年奉命返回延安。

主席在潘漢年抵達延安當日，面詢潘漢年是否與汪精衛會面？

潘漢年否認，稱并無此事。

潘漢年后來回憶道：

“時逢延安整風，且新華社已作出辟謠，在華中時我也未向饒漱石匯報過這件事。至此，只能否認到底了，所謂一步錯，步步錯。”

潘漢年與汪精衛的這次見面，雖然談話過程很短，形式大于內容，談話中也沒有講起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但潘漢年身為黨的高級干部對黨隱瞞此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而潘漢年對于這么重要的一個事件，不僅隱瞞了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在面對主席親自詢問時，仍然矢口否認。

本來，潘漢年還有一次機會向中央講清楚這件事情……

1945年，潘漢年前往延安參加七大，當時有部分同志對白區工作有一些議論，認為統戰統過了頭，有些十惡不赦的壞人是不應該列入統戰名單中去的。

潘漢年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決定面見主席，講清楚當年發生的事情。

但是，在談話過程中，因為緊張，潘漢年說話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以至于主席誤以為潘漢年這次來，是為了解釋同志們對于白區統戰工作的批評和議論。

因此，在潘漢年還沒有進入正題時，主席就笑著打斷了他的說話。

主席對潘漢年講，說你不用緊張嘛，你這些年的白區工作，中央又不是不了解。組織對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邊的謠傳我們都不相信，中央一定會為你做主澄清的。

主席這樣一講，潘漢年就又把想要說出來的話咽了回去。

這一咽，終于在日后為自己釀成了大禍！

抗戰勝利后，胡均鶴被國民黨當局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于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幸好原先的老上級，中統上海區區長徐兆麟替他說了好話，3年后便被放了出來，之后一直在蘇州老家閑居。

1949年4月28日，中央電召潘漢年趕赴北平接受重要任務。

匆匆趕到北平的潘漢年被中央任命為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兼上海軍管會秘書長，協助上海市長陳毅，對剛剛解放的上海進行維穩工作，并對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進行摸排和抓捕。

配合潘漢年做這項工作的，是時任華東局情報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揚帆。

眾所周知，國民黨在撤離大陸前，在各個大中城市都潛伏下大量特務。這些特務有軍統的，有中統的，更有很多是被收買來的地痞流氓，以及眾多雞鳴狗盜之徒。

他們搞情報，搞暗殺，搞破壞，搞爆炸，到處興風作浪，總之就是不遺余力的與新生的革命政權對抗，妄圖搞垮大上海的社會穩定，借此破壞本就被國民黨金圓券折騰得民生凋敝的金融秩序。

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潘漢年決定啟用一批原國民黨各個特務系統的舊人，把這些人作為“特情人員”來使用，就能夠快速有效地挖出隱藏在社會方方面面，各行各業中的國民黨潛伏特務，以及被這些特務用金錢收賣來的眾多破壞分子。

于是，在家閑居的胡均鶴再一次與潘漢年發生了交集。

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的主持下，組建了一個名為“情報委員會”的機構。

其成員多是原國民黨特務系統的骨干分子，這些人過去在中統、軍統中的職務都不低，非常熟悉中統、軍統的行事風格。

因為有了這個“情報委員會”，上海市公安局在很短的時間便破獲了多起敵特大案要案，受到了市政府和中央的嘉許和表彰。

而這個“情報委員會”的主任，就是潘漢年的老相識——胡均鶴。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類似胡均鶴這樣的或自首、或投誠、或投降，主動爭取立功贖罪的敵特人員非常多。

而這些人往往又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就能為社會產生很大的貢獻，用不好，也會給新生的革命政權帶來極大的危害。

因為這些人在政治立場上歷來搖擺不定，歷史上就曾叛來叛去，一會兒投靠日本人，一會兒投靠國民黨，最后又來投靠共產黨。所以，在政治上是很難相信他們的“忠誠”的。

果不其然，1950年2月6日，蔣軍飛機對上海進行大規模空襲時，對上海電力公司等一大批工廠企業，以及新建糧儲倉庫的轟炸都非常準確，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人員及財產損失。

事后查明，這次的轟炸目標，是一個被我方控制的“逆用電臺”向敵人提供的情報。

所謂“逆用電臺”，就是被我方招入的“特情人員”，重新打入敵特內部，為敵人潛伏的電臺收發電報，以此能夠讓我方及時掌握到更多的敵人信息。

但這部“逆用電臺”卻在關鍵時候再次叛變，再次反水，為蔣軍空軍提供了多處轟炸目標，并造成了整個上海市的大規模停電。

而且，這樣的案例還不僅僅發生一起……

1950年冬，廣州公安機關抓獲了幾名攜帶大量機密文件準備偷渡香港的武裝特務，一查之下才發現，這幾人竟然是上海“情報委員會”使用的“特勤人員”。

這幾名“特勤人員”借工作之便，收集了大量軍事、經濟情報，并與境外國民黨特務勾結，如果這次偷渡香港成功，將會造成國家不可換回的損失。

情況迅速上報中央，引起了最高層的震怒，下令由公安部牽頭，聯合華東局徹查這一案件。

1951年初，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赴上海，親自牽頭聯合華東局、上海市委市政府對“特情案”進行調查。

幾個月后，公安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調査報告：

“經過一段時間的檢查，發現上海市政府、上海公安局存在以下三大問題：
一是重用了一批起義投誠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員。特別是對于“情報委員會”的工作過于放手、使用不當、內外不分的現象，任命胡均鶴為主任更是原則性錯誤。
二是讓一大批投誠自首的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繼續留在社會上當作“工作關系”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又并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并未真正洗心革面、改惡從善分子鉆了空子，干了一些壞事，造成了不良影響。
三是對于被控制的“敵臺”（逆用電臺）掌握不力，運用不當，安全隱患極為突出。

這三大問題呈報中央后，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長揚帆當然逃脫不了直接責任，常務副市長潘漢年自然也負有領導責任。

潘漢年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揚帆則被迫離開了工作崗位。

1953年初，揚帆患上腦腫瘤，國內醫療條件無法進行手術，組織上決定送他去蘇聯治療，直至1954年才返回國內，之后一直在家休養。

1954年末，因“任命胡均鶴為情報委員會主任”，以及受“高饒事件”的牽連，長年在家休養的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被專案組登門強制扣押，隨后被送往北京接受隔離審查。

眼見揚帆如此結局，經過這次風波后的潘漢年，在隨后的工作中如履薄冰，再也沒有了從前雷厲風行，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風了，從此變得謹言慎行，處處謹小慎微。

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

會議尾聲，主席發表講話：

“凡歷史上有問題沒有向黨交代清楚的高級干部，都應當主動地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會上還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想在會上講的，會后還可以寫成材料嘛，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中央一律采取歡迎態度。”

潘漢年權衡再三，于4月1日找到一同赴京參會，與他一起下榻于北京飯店的上海市長陳毅，將12年前自己私會汪精衛的事情向陳毅做了詳細的匯報。

陳毅聽完大吃一驚，認為這件事情太大了，讓潘漢年連夜寫一個詳細的情況說明。第二天一大早，陳毅趕到中南海，向主席進行匯報，并轉交了潘漢年所寫的書面材料。

由于兩年前發生的上海“特情事件”中，“情報委員會”主任胡均鶴又正好是當年李士群和潘漢年的牽線人和聯系人。這其中陰差陽錯的人物關系，一時間實在是掰扯不清……

主席聽完陳毅的匯報后，面色嚴肅地說道：

“此人不可信用。”

1955年4月3日晚上20時，潘漢年在北京飯店自己的房間里突然接到前臺服務員打來的電話，說樓下有人找他，請他下樓一敘。

當毫無思想準備，穿著拖鞋的潘漢年來到樓下時，幾名公安部的領導正在大堂的沙發上等著他。

潘漢年的“罪名”有二：

其一、在抗日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又長期沒有向組織報告。
其二、“二六轟炸”，是其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特務分子所造成的結果，負有直接責任。

據此，潘漢年被認定是隱藏在黨內的“內奸”，連夜被塞進一輛小車直接駛往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

潘漢年在這里被一直關押到1960年3月，之后又被轉往剛剛落成的秦城監獄。

潘漢年案于1955年4月定性，其后的偵查審理工作卻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和反復的過程。

1957年秋，經過了兩年多的偵查，“潘漢年案”的卷宗里正式列入了三頂罪名：

一、暗藏在黨內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內奸二、國民黨特務
三、日本特務

但是，案件的偵查結束，并不意味著審判開始，此案的審判工作一直被擱置著，潘漢年也就一直被關押著。

1963年1月，也就是潘漢年被逮捕關押了8年后，由最高人民法院結案，潘漢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結書下達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達了《執行書》、《刑事裁定書》，宣布：

“鑒于潘漢年在押期間認罪伏法、確有悔改之表現，而且服刑期已超過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將潘漢年予以假釋，交公安機關管制。”

但是，僅僅4年后，1967年春，特殊年代的那場為期10年的大風暴開始后，已經出獄4年的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關押。

1970年，在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新問題的情況下，潘漢年被改判無期徒刑，隨后被移送湖南洣江勞改農場“監督改造”。

1976年10月，那場為期十年的大風暴終于結束了，撥亂反正的年代來到了。但是，潘漢年卻不能親眼看到平反昭雪的日子了……

重病纏身的潘漢年，于1977年4月離開了人世。

1981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對“潘漢年案”進行全面復查。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文件宣布：

“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恢復名譽。”

這份文件對潘漢年同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文件指出：

“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至此，這件從1943年開始，至1982年結束的“潘漢年案”，歷經39年，終于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