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Steven N.S. Cheung），是個大經濟學家，這個毋容置疑——

可以這么說，張五常是香港有史以來最著名、最受國際認可的經濟學家。

1967年，張五常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引證于中國的農業及臺灣的土地改革》，轟動了西方經濟學界，成為西方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作之一。同一年，張五常到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后研究，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一起工作。

芝加哥大學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本營，跟老張在一起交流探討經濟問題的好幾個人，先后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很可惜，老張本人雖然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也被邀請參加過1991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但自己卻從未得過諾獎。

2003年，張五常遭美國政府起訴，稱其“大量逃稅”，而張五常則稱這事兒是“污蔑”，他拒不補繳稅款也拒絕出庭，所以遭到了美國政府通緝，他也從此逃離美國并且居住在與美國沒有引渡條例的中國大陸迄今——這個故事雖然有趣，但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是張五常這兩天最新的博客文章：

“中國應盡快將通脹率推高到6%左右”

文章網址：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3-12-09/doc-imzxmnhr6063806.shtml

張五常寫文章有個特點，總是喜歡引用他那一堆諾貝爾經濟學獎朋友的觀點（類似于芮成鋼的“我的朋友克林頓說”），進而提出自己的思路。

本篇文章也是如此，他先提了凱恩斯和弗里德曼對于居民消費函數的觀點對撞：

“簡化到盡頭，這個爭議的一個關鍵點，是凱恩斯認為國民的消費是基于他們的收入，而弗里德曼則認為國民的消費是基于他們的財富。”

然后，老張作為“仲裁者”出現，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但從消費這一點看，所有證據都說弗里德曼是對的。

進而，張五常說：

今天中國經濟的一個困難，是因為好些原因，樓價下降，這是上述方程式的W下降，那即是wealth，財富是也……，財富下降，是代表著市民對將來的收入預期是永遠地下降了。

但根據朋友提供的好些資料，這下降是相當嚴重的。要怎樣解決上述的問題呢？讓樓價自由浮動，當然是對的，而北京的朋友顯然也正在這樣做。

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弗里德曼五十年前提出的觀點，在不約束樓價之外，中國的央行要盡快把通脹的年率推高到6%左右，然后調校到4%，再跟著是讓這4%的通脹率持續到經濟的整體有全面性的可觀發展。

以上，就是張五常博客文章的主要內容。

6%這個數字，不知道老張怎么得出來的，但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了。3年前，鳳凰財經舉辦的一場線上研討會上，張五常就做了名為《新冠病毒會導致經濟大蕭條嗎？》的演講，其中提到：

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可以將通脹上限提升到百分之六，因為可以由央行調控的通脹其實都只是物價的上升，在適當時期可以適當地調低，這并不會導致惡性通脹的出現。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如果以官方的CPI和PPI同比增幅作為通脹的代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通脹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數據來源：Choice

很顯然，過去40多年間，中國的官方CPI同比增幅（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說的通脹率），只有4個時期出現超6%的現象：

1987-1989年；

1992-1996年；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

2011年年中。

前面兩次是貨幣沒有約束情況下的大通脹，后面兩次由于管理得當，6%的通脹率持續時間都很短，2007-2008年持續了12個月，2011年僅持續了4個月，所以，如果沒有猜錯的話，正是這些歷史數據，給了老張“6%”的信心。

可問題是，老張只說了推高通脹，他沒提到底怎么推高。

這里多說幾句。

老張經常說一些特別的“極端言論”，但從來不給過程——比方說在2014-2015年，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剩”，張維迎建議把所有的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而張五常則聲稱，“寧愿燒掉外匯，人民幣也不能升值”，當時舉國嘩然。

如果只是為了推升通脹，其實很簡單，中央下令直接讓中國人民銀行印上100萬億元，每位公務員發100萬元人民幣，我保證中國的通脹立馬可以達到10%以上。

當年的津巴布韋、委內瑞拉，都是這么做的，人家的通脹率不但很快超過6%，直接向著100%，1000%，10000%，1000000%這樣的高水平前進……

可，這是我們想要的么？

信用貨幣體系之下，如果從通脹產生的原因分析，我認為通脹只有兩種。

經濟繁榮的良性通脹，如果物價溫和上漲，是社會經濟正常運行的結果，由于居民收入增加、企業生產旺盛、社會消費繁榮所造成，失業率也維持低位，這就是良性通脹——現成的案例，就是過去3年美國、日本所顯示的通脹；

亂印鈔票的惡性通脹，如果物價快速上漲，全社會生產和消費活動卻并沒有變多，居民收入無門、企業維持或縮減生產、社會消費增速萎靡、失業率還不斷上升，這就是惡性通脹——現成的案例，就是過去3年的阿根廷、委內瑞拉所顯示的通脹。

簡單說，不管什么數字，只要持續促進全社會生產和消費的通脹，就是良性的，而凡是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的通脹，全部都是惡性的。

我的角度，以人為本，良性通脹我給出的典型標志就是：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顯著高于物價漲幅。

張五常所謂的“中國應盡快將通脹率推高到6%”，其實，是一句沒啥意義的話，就像我孩子的成績不是很好，我卻鼓勵我孩子說，你每次都應該考90分以上的……

如果是經濟繁榮所帶來的良性通脹，像2006-2007年，或者2011年那樣，我們當然巴不得通脹能達到6%或4%，還用你來說？如果是亂印鈔票所帶來的惡性通脹，不要說6%，哪怕2%也是對老百姓的掠奪，我們干嘛要這種通脹？

中國現在的問題，根本不在通脹，而是房價下跌、貧富差距拉大、居民部門消費低迷的問題，也正因為經濟陷入衰退之中，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承受著壓力山大的房貸債務，這個時候，你再憑空說，將通脹推高到6%，就有點不識人間疾苦了。

如果居民收入沒怎么增加，物價倒是憑空推高了6%，這不讓老百姓沒活路了么？

不要扯什么通脹，核心是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收入！

不要扯什么通脹，核心是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收入！

不要扯什么通脹，核心是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下層居民收入！

說到這里，特別提醒大家查看一下最近兩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數據來源：choice

很顯然，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22二季度以來，已經創下中國有數據記錄以來（除2020年疫情初起時）的歷史最低水平。

老百姓的收入增速，處于歷史最低水平，這個時候，關于經濟復蘇的核心，根本就不應該去關注什么通脹不通脹的，而是應該聚焦到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上來。

如果是普遍給民眾發錢，這種方式推高通脹率，就像美國、歐洲、日本、澳洲乃至中國臺灣、香港、澳門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樣，這種推升當然是可以的——因為全體居民發錢，這意味著中下層的購買力得到真真切切的提高了，這種方式得到的“通脹”一定是良性的通脹（請自動對照我前面的定義），這方面美國、日本都已經給我們在前面趟了路了。

如果只是為了通脹而通脹，繼續搞以前那種高強度的國家投資模式，使勁兒給地方政府、央企國企“發錢”搞基建，強行推高通脹，對中國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只要居民收入漲了，老百姓對未來的預期好了，他們自然就會積極消費，而有了消費，那企業對未來的預期變好了，也會加大生產力度，經濟自然就循環起來了。

特別說明一下，消費這事兒不需要誰來刺激，就像我餓了要吃飯，不需要誰來刺激，只要我有錢，我就去買吃的了，除非我確實沒錢，我才會想辦法“消費降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