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幅黑白照片，跨越60年光陰，不久前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影展“張祖道鏡頭下的清華”，吸引了不少校內外觀眾駐足欣賞。

張祖道的攝影之路始于清華園。1945年，他考入西南聯大，后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課程中并沒有攝影，但社會學的訓練和學科背景，奠定了他樸實自然的攝影基調。在那個流行“擺拍”和“藝術攝影”的年代，張祖道選擇了一條特立獨行的“紀實”道路。

畢業于清華社會學專業的攝影師張祖道。

尚未從清華畢業時，張祖道就十分喜歡攝影。最初，他用借來的相機拍攝同學游玩，記錄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終于，他用參加社會調查的勞動報酬，到王府井東安市場，買了一臺二手老相機。第二天便拍下了北平學生抗議美軍暴行大游行的全過程。此后，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8年“反美扶日”學生愛國游行……張祖道的鏡頭一直牢牢地追隨著身邊愛國學生的身影。

拍攝游行隊伍時，張祖道總是騎自行車先到達預定地點，觀察環境，把相機設置好后，掛在身上用手遮住，然后擠在人群里假裝路人。等游行隊伍走過來，他舉起相機快速按下快門，周圍根本沒人察覺。有時，他會爬到公共汽車頂上，或者電線桿上，從高處拍攝。

他還與同學一起創建了“清華周末攝影社”,靠出售校園風景照片補貼拍攝成本。這一時期，他留下了大量記錄校園生活、校園建筑、學生運動、校慶活動等方面的珍貴照片，如1947年同學們玩“打驢球”“斗牛”等清華傳統游戲、校慶日的校友活動、學生自治會理事普選和競選、社會學系師生出游等內容。

1947年4月27日，清華36周年校慶時的傳統游戲“打驢球”。

1947年清華校慶時的傳統游戲“斗牛”。

1947年校慶期間，“小清華人”也來到了學校。

1948年校友返校，社會學系學生身穿各民族服飾在“人文展覽會”上。

1948年，清華37周年校慶，全校師生暢游頤和園。

1947年，大禮堂北面的校河小橋。

1947年4月27日，清華大禮堂人頭攢動，紫荊花盛開得格外鮮艷。這是清華建校36周年校慶日，也是清華北上復員后的第一個校慶。張祖道背著相機，拍下了當時校友返校歡聚、師生歡慶的場景。正在拍攝時，見梅貽琦校長走來，他便迎上前去，恭敬地鞠了一躬，問道：“梅校長，我是社會系的學生，叫張祖道，能給您拍張照片嗎？”梅貽琦同意了。與梅校長同行的還有參加校慶的嘉賓——北大校長胡適、昆明師范學院院長查良釗和南開大學秘書長黃子堅。這張在張祖道攝影生涯中少有的“擺拍”照片，成為記錄清華歷史的珍貴影像。

1947年，與梅校長同行的還有參加校慶的嘉賓——北大校長胡適、昆明師范學院院長查良釗和南開大學秘書長黃子堅。

長期的“抓拍”歷練，讓張祖道鏡頭中的人物肖像尤為生動、真實。從青年時期到耄耋之年，張祖道用影像記錄了幾百位文化、藝術和科技學界名人。翻開他的影集《剎那——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剪影》，每一張都是珍貴的歷史瞬間：齊白石在西單家門口送別客人，劉開渠等雕塑家創作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費孝通重訪江村時與村民同看《江村經濟》，詩人徐遲被下放到河北懷來勞動，傅抱石、關山月聯手繪制巨幅水墨畫《江山如此多嬌》，年輕的黃永玉在家中創作，老舍蒔養花卉……

1952年9月，剛剛在《新觀察》任攝影記者的張祖道接到了一個特別任務。當時，《新觀察》約請林徽因撰寫關于北京文物古跡的連載文章，張祖道成為林徽因的“臨時助手”，專門拍攝文物古跡照片。幾乎每個月，張祖道都會去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華園新林院的家中，送他拍攝的照片，借機呆一整天，傾聽兩位建筑大家講述故事、討論問題。

有一次，他在梁、林家中遇見了英國建筑師斯金納。斯金納與梁、林夫婦探討北京老城區建設問題時，張祖道按下了快門。當時林徽因已被病痛折磨多年，她的側影顯得尤為瘦削、羸弱。

1952年9月14日，斯金納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探討北京老城區建設問題時，張祖道按下了快門。

恩師潘光旦，攝于1956年春

1956年，隨恩師潘光旦到川鄂山區，對土家族進行民族識別時，眼見恩師腿腳不便仍拄著拐杖穿行在高山低谷，張祖道大為感慨：“我不僅耳濡目染，從潘光旦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且也領悟到攝影是觀察、調查、見證事物的方式，社會學的調查態度就是老老實實，盡可能做到全面客觀。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實實做人，老老實實拍照。”

張祖道用“老老實實”的鏡頭，留下了4萬余張照片。他逝世后，長子張雨斌、次子張云兵將他留下的攝影作品、日記手稿、著作等資料全部捐贈給母校檔案館，在他們心中，“父親的學術生涯始于清華園，他畢生心血的最好的歸宿也應該是清華園。”

文圖 | 吳霜（清華大學檔案館館員）

編輯 |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