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是從來不看紀實性文學，以及紀實性紀錄片的。
我為什么不看？
因為這些文學以及紀錄片里面，但凡講到井岡山，從來只講朱毛紅軍勝利會師，卻幾乎不提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者王佐和袁文才。

就連王佐、袁文才是怎么死的，都諱莫如深，絕口不提。

仿佛中國革命史上這兩個人就根本不存在一樣，甚至連“一筆帶過”都“懶得帶”，不僅“懶得帶”，就連“提”都不愿“提”……

新中國的五星紅旗是無數(shù)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所浸染，中國革命的成功得來并不容易。

寫歷史的人，必須用客觀的、公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才能夠寫出真實的歷史。

寫作本文，筆者整整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在圖書館里查閱資料，從頭到尾好好捋了一遍我軍軍史上的里程碑——

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直到“朱毛紅軍井岡山勝利會師”的整個過程，尤其是王佐和袁文才到底是怎么死的……

目的只是想讓大家知道，當年提著腦袋鬧革命的先輩們，創(chuàng)業(yè)之路是如何的艱難和挫折！

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

南昌起義的最初階段，朱德在三個軍長中的地位是最末位的，名雖第9軍副軍長（軍長韋杵未到職），卻只帶領著區(qū)區(qū)數(shù)百人，部隊實力及個人的影響力均不及第20軍軍長賀龍和第11軍軍長葉挺。

直到三河壩分兵時，朱德這才得到了一個師，率領著這支4000多人的部隊留在三河壩斷后，掩護整個起義軍向南撤退。

“三河壩分兵”的戰(zhàn)略目的，就是以犧牲朱德所部為代價，掩護賀龍、葉挺主力安全退入潮汕地區(qū)。

結果卻是，被朱德掩護的賀龍、葉挺率領的主力部隊在撤退途中全被敵人打散了。

而擔負掩護任務的朱德所部，與敵錢大鈞部兩萬余人血戰(zhàn)三天三夜之后卻還剩下了2000多人。

部隊撤下來之后，向南尋找大部隊途中，朱德這才知道，整個南昌起義的部隊就剩下自己的這支偏師了。

走到茂芝的時候，朱德遇到一群被打散了的小部隊，三個一群，五個一伙，零零散散收攏后約有百十號人，后來的粟裕大將當時也在這群敗兵之中，朱德順手就把這支部隊收編了。

朱德沿途不斷收攏賀龍、葉挺部被敵人打散的部隊，并從士兵口中得知，潮汕地區(qū)有國民黨軍5個師40000余人正張開血盆大口等著他們……

部隊只好在福建武平暫時停了下來，不能再往前走了。但還沒等朱德、陳毅做出下一步?jīng)Q策，錢大鈞的追兵就到了。一仗打下來，朱德、陳毅所部只剩下了1000多人。

于是，朱德果斷改變行軍路線，向湘贛邊界挺進。

但是，連吃敗仗，士氣低落，人心渙散的部隊在長途轉進的過程中逃兵不斷，一位叫作林彪的連長也嚷嚷著“完犢子了，不如化整為零，就地解散算球。”

挨了陳毅批評的林彪連長還很不服氣，頭鐵得很，他頂撞道：“我這是為革命保留火種。”

1927年10月，朱德、陳毅率領著這支部隊到達江西南部山區(qū)，相繼在天心圩、大余、上堡， 三次對部隊進行整頓、整編和整訓，史稱 “贛南三整”。

通過“贛南三整”，作出了“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的戰(zhàn)略決策，決定到敵人力量薄弱、農民運動基礎較好的湘粵贛邊界地區(qū)去找“落腳點”，去打游擊。

這時候的這支部隊，還剩下了800多人。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支800多人的部隊在上堡整訓的時候，偏又與敵第9軍第27師6000余人狹路相逢。

就在大家以為這回肯定“完犢子”的時候，第27師師長楊如軒卻一槍未放，率部掉頭就走。

原來，這個楊如軒既是朱德在云南講武堂的同學，當年又同在蔡鍔麾下的討袁護國軍共事過，私交相當不錯。

南昌起義前，朱德還聯(lián)系過楊如軒，想讓第27師一同起義。

雖然最終被楊如軒拒絕，但這次在上堡兩軍突然遭遇，楊如軒并沒有為難朱德，帶著他的部隊扭頭就走，佯裝根本就沒有撞見過這支南昌起義軍殘部。

才脫大難，冬季又將來臨，缺吃少穿的起義軍該如何度過贛南嚴寒，這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朱德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個好朋友，距離上堡不算太遠，駐扎在韶關和汝城的國民黨軍第16軍軍長范石生。

這位范石生軍長同樣出身云南講武堂，與朱德即是講武堂同學，又曾在滇軍共過事，后來又一起在蔡鍔的討袁護國軍中效力，彼此間的關系還是不錯的。

于是，朱德給范石生寄去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我現(xiàn)在太難了，能不能看在過去的情份上，幫幫忙。

范石生素來和蔣介石不睦，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何況他與朱德本來就是朋友。

范石生馬上給朱德回了一封信，說你來吧，你把你的人都帶過來吧，暫時在我這里棲身。

于是，朱德、陳毅帶著這800多人去到了范石生的第16軍。

第16軍軍長范石生按一個團的編制給朱德所部發(fā)了餉，還另外提供給養(yǎng)和裝備，不光有被服和伙食，還包括部分槍械和十萬發(fā)子彈。

完全可以這樣說——

朱德率領的這支南昌起義唯一剩下來的小部隊，之所以能在起義失敗后的那段血雨腥風中屹立不倒，先有敵27師“放水”，后有敵16軍“收編”，這完全是靠著朱德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才艱難地支撐下來，維持下來，幸存下來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講述“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第一次在武裝斗爭中公開打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旗幟

對于“秋收起義”這段歷史，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并不全都是工農武裝，與“南昌起義”一樣，“秋收起義”的基本班底仍然是原國民黨軍的正規(guī)部隊。

秋收起義的部隊總計5000余人，其原國民黨軍隊達2000多人，占比接近一半。

秋收起義的部隊構成，主要是三股力量：

其一：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武昌警衛(wèi)團，這個警衛(wèi)團由中共黨員、黃埔二期生盧德銘擔任團長。

1927年8月2日，盧德銘率領警衛(wèi)團2000余官兵前往江西南昌參加起義。然而，當部隊抵達奉新縣時，起義部隊已經(jīng)南下，盧德銘所部未能及時趕上參加南昌起義。

追趕不及的盧德銘返回修水，隨后率部參加了由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 。

其二：由主席親赴安源進行整合的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和安福、永新、蓮花、萍鄉(xiāng)、醴陵等縣部分農民自衛(wèi)軍組成。

其三：瀏陽工農義勇隊與平江工農義勇隊，這兩支農軍由中共瀏陽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潘心源領導。

南昌起義前，潘心源率領著這兩支農軍前往江西九江，準備編入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參加南昌起義。

1927年8月6日，當潘心源率部到達修水縣城時，得知南昌起義部隊已經(jīng)南下廣東。在追趕南昌起義部隊途中，潘心源部與盧德銘部會合后，共同返回修水。

隨后潘心源率部折回銅鼓待命，準備參加由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

1927年9月11日，修水、安源、銅鼓三地的這三支武裝統(tǒng)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由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按照預定計劃，同時在三地舉行武裝起義，準備拿下平江、瀏陽后，合兵一處攻打長沙。

秋收起義部隊總計編為4個團，約5000余人。

第1團，是盧德銘帶來的警衛(wèi)團原班人馬，團長是鐘文璋。

第2團，由安源農軍組成，團長叫作王新亞。

第3團，由盧德銘警衛(wèi)團一部與瀏陽、平江農軍混編，由蘇先俊出任團長。

第4團，是由余灑度臨時收編的一支占山為王到處流竄的原黔軍潰兵改編，團長叫作邱國軒。

第1團、第4團攻打平江，不料第4團突然反水，與國民黨軍合擊第1團，使起義軍遭受嚴重損失。第1團被打散，團長鐘文璋失蹤。

第2團打萍鄉(xiāng)，沒打下來，扭頭去打醴陵，打下醴陵后接著攻打瀏陽，攻入瀏陽后被國民黨援軍四面合圍，損失慘重，只得退了出來。部隊大半被打散，團長王新亞失蹤。

第3團原計劃配合第2團攻打瀏陽，但還沒趕到瀏陽，第2團就已經(jīng)敗了。團長蘇先俊只得率領部隊由攻擊改為接應，與第2團余部合為一股，邊打邊退。

第4團本應配合第1團攻打平江，團長邱國軒卻被敵人收買，中途叛變。邱國軒后來被萍鄉(xiāng)游擊隊抓獲，用其人頭祭奠第1團犧牲的烈士。

就這樣，4個團長兩個失蹤一個叛變，部隊從5000余人銳減至1500人，長沙自然是打不成了，全軍于9月19日陸續(xù)退到文家市重新集結。

經(jīng)前委會議決定，放棄原定進攻長沙的計劃，部隊迅速與國民黨軍脫離接觸，沿羅霄山脈南移，尋求立足點。

最開始的時候，計劃去湘南找南昌起義的隊伍，結果得知南昌起義的部隊已經(jīng)被敵人打散，恰好井岡山上有一支隊伍，領頭的還是一位共產(chǎn)黨員，這才決定撤往井岡山。

于是，部隊從文家市出發(fā)，一路往南走。主席與盧德銘率前軍開路，余灑度居中，蘇先俊殿后。

途中與國民黨軍朱培德部遭遇，激戰(zhàn)中，總指揮盧德銘壯烈犧牲，部隊打得僅剩800余人。

1927年9月29日，主席在江西三灣將四個團剩余的這800多人改編為一個團，史稱“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隨后，部隊歷經(jīng)一個月輾轉，于10月27日進至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茨萍，開始了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偉大斗爭。

說起“秋收起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起義軍從9月21日從長沙附近撤離，至10月27日到達井岡山下的茨坪，在這一個多月時間里，無論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還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wèi)都沒有派兵追剿，甚至湖南、江西兩省軍閥也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當時的國民政府因“寧漢分流”，“一國兩府”正在忙著內斗，第一次下野的蔣介石，以及一旁觀望的各路軍閥，對于這支小部隊根本無暇顧及。

同為起義軍，“秋收起義”比起“南昌起義”的部隊，實在是幸運得多。

但是，當部隊到達井岡山腳下時，真正的麻煩來了。

此時，井岡山上已經(jīng)盤踞著兩股勢力，這兩股勢力的兩位領導者，一位是王佐，另一位是袁文才。

雖然袁文才也是我黨早期黨員，但面對主席率領的這支部隊，袁文才以“山寨狹小，無法接納”為由，拒絕起義部隊上山。

幾輪談判下來，最終達成交換條件，起義軍贈送山寨一百多條步槍，換取袁文才和王佐收留起義軍的全部傷病人員，并對這些人員進行救治。

但是，除傷病人員以外，其余部隊仍是不能上山。

于是，主席只得率領著余下的500余人在井岡山周邊風餐露宿打游擊。這些游擊并非是與國民黨軍戰(zhàn)斗，而是與當?shù)氐牡刂魑溲b和民團展開小規(guī)模的驅逐與被驅逐的武裝斗爭。

最最艱難的時候，一伙民團，甚至是十幾戶地主武裝聯(lián)手，就能把起義軍攆得團團轉，甚至一個晚上更換數(shù)次宿營地，弄得衣不敝體，食不果腹。

現(xiàn)在的人們大多不了解當年的這段歷史，秋收起義后初到井岡山的這支小部隊，上是上不了山，在山下又占不住地盤，太多時候竟然還得看山上的兩位頭領，以及山下地主武裝的臉色。

井岡山地區(qū)大汾鎮(zhèn)的地主武裝有四五百人，加上民團已近千人，裝備也比起義軍要好得多。數(shù)次交手，起義軍并未占得絲毫便宜。

在山下實在是難以繼續(xù)堅持，不上山是不行了，主席與袁文才多次誠懇溝通后，袁文才、王佐這才同意主席率部上山。

紅軍當年所遭受的這份艱難和委屈，當代人根本無法想象！

朱德率部轉進宜章，領導湘南起義

回過頭，我們再來講蜇伏于第16軍范石生部的南昌起義朱德所部。

蔣介石不久即知道了范石生收留了朱德所部，但是，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蔣介石也不敢和地方軍閥隨便翻臉。

于是修書一封，蔣介石想讓范石生派人把朱德“請”到南京去。范石生是一位講義氣的真漢子，哪能干這樣的事情，但是繼續(xù)將朱德所部留在軍中的話，他也頗感為難。

一番考慮后，范石生撥給朱德一萬塊大洋，禮送該部離開了自己的地盤。

離開16軍后，朱德本欲率部前往廣東與廣州起義的部隊會合。但廣州起義部隊敗得很快，朱德只得打消了這個念頭。

這時，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傳來指示，準備舉行湘南暴動，命朱德所部趕往宜章。

就從宜章開始，朱德所部3個月攻下了7個縣，湘南暴動的起義軍漫延至20多個大大小小的縣城。

1928年3月，蔣介石收編了武漢政府唐生智所部，“寧漢相爭”得以結束。蔣介石一騰出手，馬上派出7個師的部隊圍攻湘南。

中共湘南特委決定，朱德所部從郴州等縣城撤離湘南。其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墓适铝恕?/p>

朱毛紅軍井岡山勝利會師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和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井岡山寧岡縣龍市鎮(zhèn)，與主席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共同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同年12月中旬，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中國工農紅軍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壯大。

此時，井岡山上的力量對比，袁文才和王佐的勢力已然不復往日的狀況了，話語權和決定權已經(jīng)轉移到了紅軍的手上。

1929年初，奉中共上海臨時中央、中共江西省委的命令，主席和朱德率紅軍主力撤離井岡山轉戰(zhàn)贛南、閩西。

袁文才任紅四軍參謀長，隨同主席率領紅四軍一起行動，王佐部則留守井岡山。

行軍途中，袁文才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的一份機密文件。文件六項決議其中一項赫然寫明：

“關于土匪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lián)盟僅在武裝起義之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后宜解除其武裝，這是避免意志不堅定分子背叛革命的重要手段。”

袁文才擅自退兵惹下禍端

看到中共六大的這份文件后，大吃一驚的袁文才在晚上宿營時悄悄率部脫離紅四軍返回了井岡山，并將這份文件內容告訴了王佐。

中共湘贛邊界臨時特委書記、永新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朱昌偕得知袁文才擅自率部離隊返回井岡山的情況后非常惱怒，欲開除袁文才的黨籍，并解散分編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

主席得知情況后急忙通知留守在井岡山上的湘贛邊界特委委員、茶陵縣委書記宛希先，讓宛希先竭力勸阻朱昌偕，避免矛盾激化。

在宛希先一再的堅持下，朱昌偕最終給予袁文才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準備隨后分編其部隊。

此舉令袁文才和王佐極為不滿，加上之前從文件上看到的內容，二人對自己的前途產(chǎn)生了迷茫。

1930年2月，湘贛邊界臨時特委書記朱昌偕命令宛希先會同袁文才、王佐所部與各縣赤衛(wèi)隊進攻永新縣城。

因距離較遠，途中又遭遇地主武裝阻襲，宛希先部耽誤了行程，在戰(zhàn)斗結束后的第三天，宛希先才率部趕到永新縣大灣村。

湘贛邊界臨時特委書記、永新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朱昌偕以違抗命令，貽誤戰(zhàn)機為由，將宛希先當場逮捕，并于2月24日凌晨將宛希先槍殺于大灣村一孔用于保鮮生姜的土窖中，年僅23歲。

1945年，中共七大會議追認宛希先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主席重上井岡山時，在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人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宛希先，滿懷深情地說道：“宛希先是一個很優(yōu)秀的同志。”

朱昌偕秘密槍殺了宛希先，為避免袁文才、王佐部生亂，遂連夜帶人趕到二人駐地，首先沖進袁文才的住所，將床榻上熟睡的袁文才亂槍打死。

住在不遠處的王佐聽到槍聲后立馬驚醒，不容思考，帶上警衛(wèi)班趁著夜色騎馬出逃。

行至一處河堤時，王佐發(fā)現(xiàn)浮橋已經(jīng)被人拆掉，一行人只能騎在馬上緩緩涉水過河。半渡時，王佐被朱昌偕帶來的，預先埋伏在河對岸的人擊斃在河中央。

就這樣，曾經(jīng)的“井岡雙雄”在同一天雙雙隕命，死的時候都是32歲。

1950年，中央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

1931年1月，朱昌偕被選為贛西南特區(qū)區(qū)委常委兼管西路分委工作。適值蘇區(qū)“肅反”擴大化。同年8月，朱昌偕被誣陷為“AB團”分子，于8月30日自殺。

全國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朱昌偕為革命烈士。

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袁文才和王佐，當時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余部，是不可能輕易就能在國民黨軍重兵環(huán)伺的井岡山上建立起中國工農紅軍的第一塊根據(jù)地的。

袁文才、王佐、宛希先的死，直接導致了井岡山根據(jù)地很快就落入敵手。其后，紅軍曾多次試圖將井岡山奪回，卻都沒有成功。直至解放戰(zhàn)爭末期，井岡山才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