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法院案例選》2023年第8輯 總第186輯 。 作者：汪 霞 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法院；鄧定遠 華南農業大學

陳某甲、張某某等人詐騙、組織賣淫案

——“套路嫖”的行為定性

關鍵詞 套路招嫖 賣淫 詐騙 組織賣淫

裁判要旨

以招嫖方式吸引嫖客消費，收款后不實際提供性服務，并暗示可提供更加刺激的性服務來誘使嫖客繼續充值但始終未提供性服務的，構成詐騙罪，嫖客意圖嫖娼的違法目的不是行為人出罪的理由。在誘嫖過程中，當個別嫖客發現被騙以要報警等方式進行威脅后，才向其提供性服務的行為，符合組織賣淫罪立案追訴條件的構成組織賣淫罪。在兩種犯罪行為交織的情況下，行為人存在兩種犯罪故意，侵犯兩個客體，構成數罪，應進行數罪并罰，但組織賣淫獲得的嫖資不計入詐騙金額中。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三百五十八條 組織、強迫他人賣淫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案件索引

一審：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法院（2022）浙1002刑初293號（2023年2月24日）；二審：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3）浙10刑終85號（2023年5月23日）

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指控：2021年4月16日至5月22日，被告人陳某甲、張某某、陳某乙等6人經事先謀劃開設男性會所，對外暗示會所內有高檔色情服務引誘男士進行消費，但并不實際提供性服務。當男士不滿足于無性服務時，接待人員遂根據話術進行暗示，如其繼續充值成為會員后，就能享受包括性服務在內的更好服務。對于成為會員的男士，盡量找借口回避提供性服務并誘使其繼續充值；對個別男士發覺被騙以要報警等方式進行威脅的，才向其提供性服務。該犯罪團伙利用上述手法共詐騙400余人，犯罪所得超過321余萬元；組織梁某某等7余人賣淫20余次，非法獲利30萬余元。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陳某甲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伙詐騙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同時組織多人賣淫，其行為應當以詐騙罪、組織賣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且是詐騙主犯。被告人崔某某等司機、接待、前臺等構成詐騙罪、協助組織賣淫罪，被告人王某某等技師構成詐騙罪，均系詐騙從犯。

部分被告人及辯護人辯稱本案不構成詐騙罪：1.被告人陳某甲等人開店是為招嫖賣淫，被害人自愿充值后都得到了相應的服務，所支付的款項屬于違法服務的對價，違法交易沒有市場價；2.指控詐騙400余人，卻只有19個被害人作證，不符合抽樣驗證規則的要求；3.被害人本身違法，所付款項不應保護。

法院經審理查明：2021年4月至5月22日，被告人陳某甲、張某某、陳某乙等人經事先策劃，先由張某某等人在酒店客房試營業，后租用民房作為會所和員工宿舍，招募接待、技師、前臺、司機等人員，規定上下班時間、服務流程、提成比例等制度，設立多個工作群，統一收費。諸被告人各有分工，先由外聯人員吸引男士，以有性服務引誘其消費；當男士不滿足于無性服務時，接待人員遂暗示，如其繼續充值成為會員，就能享受包括性服務在內的更好服務。對于成為會員的男士，盡量找借口回避提供性服務并誘使其繼續充值；對個別男士發覺被騙以要報警等方式進行威脅的，才向其提供性服務。該團伙利用上述手法詐騙400余人，所得合計321萬余元；組織多名技師賣淫20余次，漁利30萬余元。

裁判結果

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2）浙1002刑初293號刑事判決：

一、被告人陳某甲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十五萬元。二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三十五萬元。

二、被告人張某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十五萬元。二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三十五萬元。

三、被告人陳某乙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十五萬元；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五萬元。二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上述三被告人均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四、被告人崔某某、麻某某、曲某某、胡某某犯詐騙罪、協助組織賣淫罪，二罪并罰，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至五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四萬五千元至八萬元。

五、被告人梁某某、寧某犯詐騙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六萬元、二萬元。

六、被告人王某某、陳某丙、鮑某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至二年不等，均適用緩刑，并處罰金一萬元至四萬元。

七、責令被告人陳某甲等共同退出違法所得三百零二萬元，其他被告人退出各自的違法所得，均予以沒收，上繳國庫。涉案工具十二部手機均予以沒收。

宣判后，被告人陳某甲等4人不服，提出上訴。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3日作出（2023）浙10刑終85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告人陳某甲、張某某、陳某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伙利用男士有嫖娼買性服務需求，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錢財，數額特別巨大；還結伙組織多名技師實施賣淫活動進行漁利，其行為分別構成詐騙罪、組織賣淫罪。被告人崔某某、麻某某、曲某某、胡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參與犯罪團伙的詐騙活動和協助組織賣淫，其行為分別構成詐騙罪、協助組織賣淫罪。上列被告人均一人犯二罪，依法予以數罪并罰。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寧某某、陳某丙、鮑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參與犯罪團伙的詐騙活動。其中，梁某某涉詐騙數額特別巨大；王某某涉詐騙數額巨大；寧某某、陳某丙、鮑某某涉詐騙數額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

案例注解

該案是本院審結的第二起團伙作案的“套路嫖”刑事案件，其爭議焦點主要在于被告人的組織招嫖獲取錢財的行為是觸及一個罪名還是兩個罪名？如果認定為一罪，是提供性服務與未提供性服務作為一個整體單一認定為詐騙罪，還是僅認定提供性服務的行為為組織賣淫罪。另外，嫖客目的不純支付錢款并獲得一定的按摩等服務能否讓被告人出罪。

一、罪數認定的原則與標準

犯罪行為同時觸犯數個罪名的情形下如何認定罪數，傳統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一直以來都存在著觀點的分歧，刑法及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應擇一重處罰或數罪并罰也較為少見。而本案中的“套路嫖”犯罪，即以招嫖方式吸引被害人消費，付款后給予帶性色彩的按摩等身體接觸而不直接提供性服務，且以更加刺激的性服務為誘餌，讓被害人繼續大額充值，并視顧客消費水平和反應等情況決定是否提供性服務，其中存在實際提供了性服務和未實際提供性服務兩種情形，犯罪行為呈現出交織和復合性的特征。對于犯罪客觀表現相對簡單的傳統犯罪而言，罪數認定的理論標準尚且一直存在爭議，司法實踐中也是缺乏統一的裁判尺度，而對于犯罪行為更為復雜的“套路嫖”犯罪，罪數認定則更為困難。

罪數判斷是一個規范問題，規范問題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源于有目的的設置，脫離罪數的規范目的來判斷罪數，會陷入一系列困境。[1]判斷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構成一罪還是數罪，并不是罪數認定的最終目的。罪數認定的最終目的不在于判斷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構成一罪還是數罪，而是在于判定行為的可罰性，即應當科處一個刑罰還是數個刑罰。[2]一罪一刑、有罪必罰是罪刑法定和罪刑相稱原則的要求，符合“公正”這一法律最高理念。[3]確定罪數的過程，實質上是價值平衡的過程，其終極目標是司法公正。司法機關應當在罪責刑相適應基本原則的指導下，根據以下原則和標準對罪數進行認定。

其一，罪數認定應遵循全面評價原則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全面評價原則是指在對既有犯罪事實的定性上必須適用法定的犯罪構成對其進行充分的評價，罪名的選擇適用應當全面反映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責任程度，以避免評價不足。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指禁止將只能滿足一個犯罪構成的行為事實又去重復滿足另一個犯罪構成行為事實要件，以避免評價過剩。全面評價原則體現刑法的秩序價值，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體現刑法的人權保障價值。在以犯罪構成為標準進行罪數評價時，雖然有的時候需要側重于全面評價原則，有的時候需要側重于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但這兩個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并沒有必然的先后之分，并且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系。在罪數認定的實踐過程中，全面評價原則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相輔相成、不可偏廢。[4]

其二，罪數認定應采取“復合式”的考量標準，以法益侵害性為基礎，綜合行為、犯意等犯罪要素，并考慮刑罰的適當性。犯罪本質上為對法益造成侵害或危險的行為，行為人必須在法益侵害意思的支配下，實施侵害法益或有法益侵害危險的行為，才構成犯罪。因此，首先應當以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個數作為罪數評價的核心，判斷犯罪個數。侵害一個刑法保護的法益為一罪；侵害數個刑法保護的法益為數罪。其次，犯罪個數的認定還必須同時考慮行為、犯意等犯罪的其他要素。若雖是對同一種法益的侵害，但行為人基于數個犯意，采取數個不同行為實施了數次侵害，則應當認定為數個犯罪。最后，犯罪個數的認定還應考慮刑罰的必要充分性。因為罪數不僅僅涉及到犯罪論的領域而且關乎刑罰論的范疇，在罪數的認定上同時考慮兩者乃是應有之義。[5]如果行為雖然侵犯了數個法益，但是可以進行包括的評價，或者適用一個重罪的法定刑即可以實現量刑的合理化，則可以一罪論處，反之，如果只有數罪并罰才能實現量刑的合理性時，則應當數罪并罰。[6]

二、“套路嫖”犯罪的刑事評價

（一）“套路嫖”犯罪的司法審查思路

“套路嫖”并非某種具體的刑法罪名，而是傳統罪名的一種新型表現形式。本院審理首起“套路嫖”案引起了各界關注，在該起案件中，行為人經營的實際不提供性服務的按摩會所對外發布有性暗示的廣告吸引被害人前來咨詢或者消費，行為人通過話術技巧配合會所環境、裝修風格、穿著打扮等進一步引誘被害人大額充值，環環相扣的行為符合詐騙罪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構成要件，構成詐騙罪。[7]

但是實踐中的“套路嫖”犯罪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樣態，“套路嫖”可能同時觸犯多種罪名，對于“套路嫖”犯罪的定性，不能一概而論，主要應當審查判斷以下因素：

（1）是否以提供性服務為幌子欺騙他人消費。行為人為了非法獲取錢財，以提供性服務為幌子引誘被害人消費是“套路嫖”案件最顯著的特質之一，如果行為人用模棱兩可的語言誤導顧客產生付款即有性服務的錯誤認識，引誘被害人消費，此時一般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實施了虛構事實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

（2）是否實際提供了性服務。在“套路嫖”的實施過程中，若行為人引誘被害人消費后，未實際向其提供性服務，此時可能構成詐騙罪；若行為人為了吸引顧客支付更大額的財物，故而實際提供了性服務，此種情形下如果符合犯罪行為呈組織化、涉案賣淫人數達3人以上等條件，則可能同時構成組織賣淫罪。

（3）是否應當數罪并罰。當“套路嫖”犯罪中同時存在提供了性服務和未提供性服務兩種情形，或者同時存在觸犯其他罪名的情形時，對罪數的認定應以侵害的法益為基礎，綜合行為、犯意等犯罪要素，并考慮刑罰的適當性，如果僅以一罪定罪處罰不能涵蓋行為人侵害的所有法益，也與犯罪事實的實際社會危害性不相匹配，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時，應考慮數罪并罰。

（二）本案的裁判觀點

本案中，行為人參與了組織招嫖行為，以提供性服務為由引誘當事人支付財物，犯罪整體上可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未實際提供性服務，一種是實際提供了性服務。此時組織招嫖獲取錢財的行為是觸犯一個罪名還是兩個罪名，行為人應整體以一罪論處還是數罪并罰是主要的難點問題。對此我們認為，應以詐騙罪和組織賣淫罪數罪并罰。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的被告人一開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實施了虛構事實騙取財物的行為，構成了詐騙罪。

首先，該團伙由外聯人員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搭識男性，以該會所內有色情服務為幌子引誘男性顧客至該會所消費。

其次，開車接送期間，視情況以話術繼續誘使顧客相信該會所有色情服務。再次，顧客到會所后，由接待負責對顧客展開話術引誘，用模棱兩可的語言誤導顧客產生付款即有性服務的錯誤認識，在技師服務時，顧客發現并無性服務，由接待暗示繼續大額充值成為會員才能享受性服務或外派、會員館（實際不存在）等更好的服務。而該團伙所承諾的部分服務根本無法提供，實際上也并不打算實際向被害人提供性服務，只是在被害人糾纏或者無法蒙騙的情況下，又或者是為了吸引被害人進行更大額的消費時，才可能會向個別被害人提供性服務。

本案中網絡推廣、接待宣傳、技師介紹等各個環節均是被告人經過精心設計的運營模式，被告人相互配合使得被害人陷入了會所提供性服務的錯誤認識，進而引誘客人不斷充值或消費，非法占有充值金額，其本意并不是通過提供性服務獲利，而是以欺騙的形式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獲利。被害人支付、充值完成之后，詐騙的財物已經實際轉移到被告人一方控制，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已經造成，無論被害人是否實際接受性服務，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已經既遂。

第二，被害人目的不純或者其獲得一定的按摩等服務不能作為詐騙罪的出罪事由。本案中，被告人的詐騙行為導致被害人在錯誤認識的情況下處分了財產，在被害人充值的那一刻，詐騙犯罪已然既遂。雖然被害人客觀上具有嫖娼的非法目的，據此實施了大額充值或其他大額消費的行為，但該行為是在被告人以性服務為引誘，通過宣傳介紹等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下作出的行為，被害人的動機不純不能阻卻被告人詐騙罪的定性。此外被害人雖然獲得了一定的按摩服務，但這并非被害人主觀上所希望獲得的對價服務。從一開始的網絡宣傳到進店后的引導，被告人的話術均在暗示其能夠向被害人提供性服務，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進行了消費，其所想要獲得的服務并非按摩服務，被告人提供按摩服務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詐騙行為或讓動機不純的被害人不愿意聲張而自認倒霉，因此提供按摩服務不能改變詐騙犯罪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不能作為出罪事由。

第三，被告人實施了組織招嫖行為，并向個別嫖客實際提供了一定的性服務，這部分行為構成了組織賣淫罪。本案中被告人對開設男性會所進行了事先籌劃，并招募接待、技師、前臺、司機等人員，規定上下班時間、服務流程、提成比例等制度。雖然大部分情況下，被告人未實際提供性服務，但是個別情況下當被害人發現被騙以報警等方式糾纏時，或者被告人意圖引誘部分消費能力較高的顧客繼續消費的，也會安排賣淫女提供一定的性服務。此時被告人在客觀上以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實施了管理或者控制賣淫人員進行賣淫的行為，且涉案賣淫人員已達3人以上，其實際提供性服務的行為侵害了社會管理秩序及社會風化，構成了組織賣淫罪。

第四，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具有數罪并罰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本案被告人長期實施多起以性服務為幌子引誘被害人充值、消費的行為，部分事實中被害人因被告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陷入錯誤認識給付財物，未能接受行為人虛構的性服務，該部分犯罪行為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部分事實中因個別嫖客最終實際接受了性服務，該部分犯罪行為符合組織賣淫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全面評價原則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行為人實施了組織招嫖行為、引誘被害人消費、實際向被害人提供性服務等一系列行為，若僅將一系列行為評價為詐騙罪，則有悖于全面評價原則；若認定行為人對全部被害人同時構成詐騙罪和組織賣淫罪，則有悖于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因此應認定實際提供了性服務的那部分犯罪行為構成組織賣淫罪，相應地應當將該部分行為獲得的“嫖資”不計入整體詐騙金額中。故本案并不是同一行為認定數罪，而是根據被告人長期實施的不同犯罪行為，分別認定詐騙罪和組織賣淫罪，依法應予數罪并罰。

三、“套路嫖”的規制路徑

“套路嫖”犯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涌現出來的更為復雜的犯罪形式，不同于犯罪客觀表現相對簡單的傳統犯罪，其犯罪方式呈現出復合性、多樣性的特征，司法機關在認定套路嫖犯罪時應當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將行為人實施的一系列行為的客觀內容與主觀要素綜合起來進行全面的認定。

“套路嫖”的本質在于行為人以提供性服務為幌子吸引被害人消費，但實際上不一定會提供性服務，而是以此欺騙當事人，使其產生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但基于“套路嫖”實施過程的復雜性，行為人有時為了引誘被害人進一步支付錢財或基于其他事由，也可能會為個別被害人提供一定的性服務。司法裁判應當結合在案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進一步厘清行為人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及觸犯的罪名，在秉持全面評價原則、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基礎上對罪數予以正確認定。

人民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可以采取以下認定思路：

（1）以提供性服務為幌子，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交付財物，但未實際向被害人提供性服務的，即用虛構的事實誘惑被害人產生了本不該有的消費沖動（或者說被害人如果知道自己實際上不可能獲得性服務便不會進場消費和充值）從而達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目的，可以構成詐騙罪；

（2）以提供性服務為由吸引被害人消費和反復充值，且最終實際向被害人提供了性服務，該招嫖行為系統一管理下實施，且賣淫人數達3人以上時，可以構成組織賣淫罪；

（3）以提供性服務為由吸引被害人進行大額消費，同時存在未提供性服務和提供性服務兩種情形時，整體侵害了兩種法益，存在兩種犯罪故意，實施了兩種行為，構成數罪，應以詐騙罪和組織賣淫罪數罪并罰，但應避免將組織賣淫所獲得的嫖資重復計算為詐騙非法所得。

（一審法院合議庭成員 汪 霞 韓希春 陳德興；二審法院合議庭成員 朱 堅 王永興 沈建宇）

[1]莊勁：《機能的思考方法下的罪數論》，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39卷第3期。

[2]梅傳強，張嘉藝. 《“套路貸”犯罪罪數認定問題探析》，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0第2期。

[3]儲槐植：《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330頁．

[4]劉剛：《論罪數評價》，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載2011第29卷第3期。

[5]郭莉：《罪數判斷標準研究》，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28卷第5期。

[6]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21版，第617-618頁。

[7]參見臺州市椒江區人民法院（2020）浙1002刑初35號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