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已經對罪惡習以為常

轉自：秩序的根基

很多時候，道德底線遠比法律底線更有意義：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但如果沒有了道德底線，個體的“平庸之惡”能毀掉整個社會。

相對于制度之惡，那種不思想、無判斷、對于顯而易見的惡規惡行不加抵制，盲目服從，甚至是直接參與并從中謀利的參與者之惡，后者比前者之惡，有過之而無不及。

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這種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惡是平庸的，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

如果把個人完全同化于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甚至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借體制來給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那么道德將從此淪喪，社會將徹底敗壞。

▲納粹黨衛軍官員和工作人員，在他們的度假勝地Solahütte游玩，這里距奧斯維辛集中營19英里。看起來他們生活開心幸福，與普通人并無不同，但他們卻從事著惡魔一般的事業。

不思考的平庸之惡，是社會敗壞之源

二戰后，曾經有兩次對納粹的審判。對于高級軍官的審判很快就結束了，但對低級軍官的審判在戰后幾年才開始。時值1947年，德國納粹早已不是世界的威脅，不少人質疑這場審判的意義。關于一場已經發生并被解決了的災難，我們有必要反復回溯“展示恥辱”，甚至去追究和復仇嗎？

普林斯頓大學一位叫漢娜·阿倫特的猶太裔教授的論點最終支持了審判的進行：

“這場戰爭，如果只是邪惡的人做了邪惡的事，那么審判確實沒有必要。但是否還有一種可能性：這場戰爭的種種決定，是善良的人在特殊的情況下，做出了惡的決定？那我們是否有必要回顧，是什么樣的情況，讓一個善人做了惡的決定？”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對逃亡18年之久，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被稱為“死刑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進行了審判，審判一直持續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終被判處絞刑。

艾希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總管。可以說，就是他的設計，把六十萬猶太人送上了死路。他在戰后一度潛逃阿根廷，歷經18年。1961年，鍥而不舍的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終于查出艾希曼的下落。當時有一部紀錄片描寫整個抓捕過程：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輛巴士上被發現，包圍，當場麻醉之后，秘密押上飛機帶到以色列。

清醒之后，這個想象中應當殘忍冷酷、毫無人性的人，開口第一句話是：“我的妻子在哪里？請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他沒有頭上長角，他沒有三頭六臂，他不是想象中的惡魔。在危難之際，他的第一反應，是關心他身邊的親人。

▲逃亡十八年仍被繩之以法的阿道夫·艾希曼

漢娜·阿倫特作為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全程跟蹤了這次審判，在其后完成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這樣描述審判席上的納粹黨徒艾希曼，“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

整個庭審過程中，他的表現非常安靜。安排車次、裝載猶太人、一批一批的往載反復，他說，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讓車次運行的快，讓車次運行的有效率。他充滿自豪的回顧，在這個崗位上，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勤懇奉公，完成工作無可指摘。

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于責任的界定。”艾克曼為自己辯護時，反復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只是——他怎么可以無視這個事實，無視他的裝載量出眾的車皮上，裝載的，是無數條將要無辜死于種族屠殺的生命。他怎么可以無視，他視為“只是一份工作”的工作，有如此深遠的道德破壞力。

道德的反面，不是不道德，而是漠視道德。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處以絞刑。

在阿倫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惡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國中，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當然沒有理由將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并非滅絕的組織者，他只負責協調并管理將猶太人押往死亡營，只是執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誠履行職責而已。

阿倫特寫道：“從我們的道德準則來看，這種正常比把所有殘酷行為放在一起還要使我們毛骨悚然。”

在這里，她把罪犯與“平庸”聯系起來，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他并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于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

▲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標語寫著：“努力工作會許你自由。”

柏林墻倒塌后的第一年，在柏林進行了另一場有關“平庸之惡”的著名審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30歲都不到的年輕人，他們曾經是柏林墻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里，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墻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墻下最后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里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九個月之后，圍墻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主審法官西奧多·賽德爾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逃亡的人是無辜的。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道德義務。”

平庸之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

漢娜·阿倫特1906年出生于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人家庭，在海德堡大學雅斯貝爾斯的門下獲哲學博士學位。但由于她是猶太人，無法獲取教授學術資格認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授課。1933年希特勒上臺后開始了大規模迫害猶太人，阿倫特被迫流亡巴黎。

隨著二戰爆發，法國部分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阿倫特不得不再次流亡。1941年，在美國外交官Hiram Bingham IV 的幫助下，阿倫特前往美國——這位美國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猶太難民發放了簽證。

經過了多次流亡，以及20世紀“具有最黑暗的混亂、最黑暗的野蠻、最黑暗的殘酷”的時代后，幾乎是源于一種直覺，阿倫特總能夠準確地捕捉到歷史的脈動與矛盾，并從中找到人性的本質。她常被稱為哲學家，但她本人始終拒絕這一標簽，理由是“哲學關心的是單個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關注“生長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類，而非個人”。

沒有人比阿倫特更了解：20世紀的道德大崩潰，不是由于人的無知或邪惡，未能辨別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為標準，評判人們當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漢娜·阿倫特

1958年，她在一部以納粹德國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書中寫道：“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是一個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于一人。一方面濫用權力，不受法律約束，服從于統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成為行動原則，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踐踏人的道德信條，使得撒謊、做偽證、對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暢通無阻。”

她指出，“在這樣的國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強行塞進恐怖的鐵籠中，從而消滅行為活動的空間——沒有這種空間，就不可能獲得自由的現實狀態。這種統治的結果，人們不但喪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領域以致一切領域內的自發性和創造性。整個社會無所作為。”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普通人在喪失現實感的同時，喪失了對于周圍世界健全、正當的判斷，把個人完全同化于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或者說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從而犯下無數突破道德底線的“平庸之惡”。

在阿倫特看來，“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這正是基于她對于20世紀國家與群眾運動的深入的思考。在納粹德國，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著像希特勒這樣一個大獨裁者跑？為什么一個像納粹主義這樣的邪惡政體能夠靠像艾希曼這樣粗鄙、膚淺的人來支撐？

無他，根本原因就在于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而逃離“平庸之惡”，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會中的每個個體，能夠反抗道德崩潰時代平庸之惡的引誘，不放棄思考，不逃避判斷，心有敬畏，承擔起應有的道德責任。

正義如果走的太遠，是否也會成為禽獸

很多時候，道德底線遠比法律底線更有意義：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但如果沒有了道德底線，個體的“平庸之惡”能毀掉整個社會。

為了加速戰爭的結束，1945年2月13日，英國皇家空軍針對平民與傷員為主要人口的德國東部城市德累斯頓，發動了的大規模空襲行動。德累斯頓這座曾經美得讓人驚嘆，象征著德國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被徹底摧毀，超過25萬人死亡。直到今天，德累斯頓大轟炸依然被看成二戰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事件之一，甚至被視為戰爭罪行。

戰后被稱為“屠夫”的英國空軍司令哈里斯也承認，這是殺戮人民，但他強調空襲是為了盡快結束戰爭，方案也不是由他制定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同樣辯解的包括丘吉爾。1945年3月邱吉爾致信英總參謀部，試圖為轟炸開脫責任，但總參謀部“基于顯然的人道災難”拒絕接受這一文件。

或許，邱吉爾后來在回憶錄中的闡述真正反映了他的道德掙扎：“如果我們走得太遠的話，是否也會成為禽獸？”

每個人都可能經歷“黑暗時代”，但這絕不是你作惡的理由和托辭。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認為自己有責任，但破壞力實實在在就在那里。

正如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中寫的那樣：

“即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罪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已經對罪惡習以為常。罪惡常常會形成一張巨大的網，上面的節點足夠多，以至于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可能認識不到自己在作惡。這固然是體制性的問題，但更是文化的黑暗，道德的墮落，信仰的缺位。

和20世紀其他偉大思想者一樣，阿倫特深深感知到人類災難深重。此時宏大的理論體系建構和抽象的概念探討，已經不足以解釋人類的災難，那些最聰明的大腦，把目光轉向對災難與人的行動本身。阿倫特對強權和平庸之惡的研究不僅是提醒人們警惕和反思權力濫用的后果，更是關乎在社會生活中人的思考和倫理覺醒。

本號編輯感言：

當一部機器在制造罪惡，其中的每一顆螺絲釘都是罪犯，當魔鬼的末日降臨，作為罪惡的一員和犯罪的一環，每一顆螺絲都必須接受清算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