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隨著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改變我國工業地區分布不合理的狀況，同時出于國防需要的考慮，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東北、西北、華北等地作為重點，積極進行新的工業基地建設。為破解新興城市發展遭遇的人員、設備、技術、資金匱乏等難題，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國一盤棋”戰略出發，要求上海等國家主要的工業城市和工業基地，樹立全國全面發展的全局觀念，支援內陸城市的國家重點項目，支援中小城市發展地方工業，幫助工業不發達地區。在黨中央“建設西北，保家衛國”的號召下，從1954年起，上海便以極大的熱情積極響應黨中央、國務院號召，組織知識青年和技術人員相繼奔赴西北各地，投身于西北的重點建設項目中。

作為國家重點工業基地之一，蘭州工業基地的建設帶動了甘肅工業的快速發展。隨著工業重點項目的推進，科學和教育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愈加明顯，為提高甘肅的教育教學水平，使教育工作能更好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按照黨中央普及城鄉5年制教育和《1956 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的“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的要求，甘肅計劃在1956年增加中學10余所，小學1500余所，增加中小學生30多萬人，爭取到1962年掃除全省農業區文盲500萬人，這就迫切需要解決全省中小學教育師資不足的問題。

面對甘肅學齡兒童猛增和師資奇缺的矛盾，1956 年初，甘肅省決定在上海、天津招收一批有志于西北文化建設的知識青年到甘肅各地的中小學任教。面對甘肅初等教育事業發展對師資的迫切需要，上海這座新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向甘肅伸出了真誠無私的援助之手“支援甘肅建設，上海義不容辭，甘肅需要什么，支援什么！”

招聘工作于1956年1月正式啟動。按照甘肅和上海溝通協調，甘肅在上海計劃招收初中畢業及高中、大專以上的青年3240名。準備在他們到達甘肅后，先期集中在蘭州和各專區所在地進行半年的師資培訓，到1956年暑假結束后，根據個人文化程度和教學能力擔任各縣市中小學教師。在甘肅培訓期間的工資由當地政府發放，工作后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的待遇發放工資，工作期間家庭困難者可享受正式職工相關福利待遇。1956年2月，甘肅省成立專門的招生工作組前往上海，主要工作由甘肅省教育廳負責開展，上海市勞動局做好相關協調工作。

甘肅省赴上海招聘教師工作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門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在上海各區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甘肅省招生組工作人員深入上海各中學、街道居委、里弄小組進行廣泛宣傳，通過召開知識青年家長座談會、發放宣傳動員材料，在介紹甘肅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同時，深入細致做好青年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為進一步配合甘肅省招生組的工作，上海市勞動局也于1956年2月專門主持召開了“上海知識青年參加甘肅文教建設動員大會”，上海各區委、區政府也組織召開宣傳動員會，動員知識青年積極支援甘肅文教事業。

在黨中央“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下，懷著“把一切獻給黨”“把青春獻給祖國”“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滿腔熱情，上海知青從祖國工業化大局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積極響應號召，踴躍報名，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數千人毅然在報名冊上寫下了自己的姓名， 遠遠超過了預想的人數。

祖國的需要就是無悔的選擇。為建設大西北,支援甘肅文教事業，優秀的上海青年們互相激勵，積極做好父母與親人的思想工作，一些人甚至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放棄大城市優越的生活環境，從東海之濱到茫茫戈壁，遠赴甘肅支教。剛剛初中畢業的李教宗，父親在抗戰期間遭日寇飛機轟炸身亡，與母親和姐姐相依為命，在獲悉甘肅招收知識青年擔任中小學教師的消息后，剛滿16歲的他在支援祖國建設還是照顧母親之間，做出了投身甘肅教育的抉擇；

屠均恒是家中獨子，為了響應祖國號召，支援西北文教事業，他不顧父母反對前往西北，支援甘肅文教建設；季滇珠父親曾在德國留學，哥哥姐姐都參軍，屬軍屬家庭，條件優越，但為了支援甘肅文教建設，她主動放棄在上海優先安排工作的機會，選擇在甘肅做一名人民教師；

孫業偉家庭條件富裕，但懷抱著“把青春獻身到黨的事業”的信念，義無反顧加入了支援甘肅文教建設的隊伍；

李鼎權當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但為了在祖國工業化建設的大潮中鍛煉自己，他告別子女與妻子，只身前往甘肅支教；黃鳳琴在報名參加支援甘肅文教建設的同時，還積極動員正在上海大學讀書的男友褚正華在畢業后前往甘肅，共同投身甘肅文教建設；長期擔任少先隊小學、中學大隊長的徐洪祥，曾受到宋慶齡接見，為了支援甘肅，他毅然放棄了上海工作的優厚生活條件；

王泰生在得知自己被錄取的消息后，在日記中無比激動地寫到：“偉大的改造，到處需要年輕的戰士，到處都需要新生的力量。未來的生活、未來的事業吸引著我，我將投身到西北的建設事業中，貢獻自己的力量！”經過嚴格的政審面試體檢，900余名上海知青作為支援甘肅文教事業人員被先期錄取，并分兩批前往甘肅。1956年2月25日，第一批支援甘肅文教事業建設的341人抵達蘭州。

按照錄取通知書要求，在離開上海之前，他們便辦好了戶口遷移證、黨團關系轉移介紹信及糧食供應轉移證。為便于管理，900余人按照區域分布由上海市各區勞動科召集進行編隊訓練，每區10人組成一個小隊，產生小隊長1人；每100人組成一個中隊，產生中隊長2至3人，并提前將行李送至上海火車北站。

1956年3月12日，第二批支援甘肅文教事業建設的上海知青正式從上海出發。上海火車北站彩旗飄揚，到處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好男兒志在四方”的紅色橫幅，車站廣場上人山人海， 滿是前來送行的親屬和學校師生。上海知青胸戴紅花，統一佩戴由甘肅省教育廳配發的袖標，在人群的簇擁下格外鮮亮。隨著汽笛長鳴，火車開始緩緩啟動，緊握的雙手不得不分開了，追著火車揮舞手臂的親人漸漸落在了后面,嘹亮的《共青團員之歌》在車廂內響起。為實現建設國家、支援甘肅的美好夢想，面對祖國的召喚和2000多公里遙遠的路程，這些只有十七八歲的青年學生帶著青春的理想憧憬，離開故鄉，離開優越舒適的生活環境，告別父母和親人，從繁華的大都市到遙遠的西北,決心把自己如花的歲月綻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載著上海人民的囑托和甘肅人民的期盼，上海知青乘坐火車一路向西，駛向甘肅。1956年3月22日，歷經10天的長途顛簸到達甘肅省會蘭州。在甘肅省統一安排部署下，他們在經過短暫休息后， 除少部分留在蘭州，絕大多數繼續向河西走廊挺進，最終有365人被分配至張掖。他們的到來，受到張掖人民的熱烈歡迎，為做好接待工作，張掖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在交通工具缺乏的情況下，積極與駐地部隊聯系，專門抽調9輛軍用敞篷卡車接送。在到達張掖縣城后，張掖各界人士及上千名少先隊員手捧鮮花，歡歌笑語，夾道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整個張掖縣城洋溢著節日般的氣氛。

3月26日下午，張掖縣委、縣政府在張掖中學舉辦隆重的歡迎招待會，組織當地劇團表演秦腔，縣委、縣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在招待會上講話，高度贊揚了他們不留戀城市舒適生活，支援祖國邊遠地區文教建設的奉獻精神。隨后，按照甘肅省教育廳統一安排，他們被分成7個師范速成班，委托張掖中學安排優秀教師進行專業培訓。

培訓課程包括教育學、心理學、語文、數學、音樂、體育、美術和普通話，主要以小學語文、數學課程教學法為培訓重點，力求在短期內提高他們的教學水平。針對上海和張掖在飲食起居和氣候上的差別，張掖中學還抽調專人，專門設立食堂。張掖縣委、縣政府根據他們的生活特點，盡最大能力給予照顧，精心安排伙食，保證大米供應充足，并盡量調劑飯菜花樣，增加雞、肉、蛋等副食供應，用水也不加限制。針對他們不習慣睡土炕和張掖晝夜溫差大的實際，專門添置了木板床和火爐，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張掖各級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特殊的照顧，使這些上海青年倍感溫暖，深深感受到張掖人民的質樸與熱忱，并迅速投入到緊張的學習培訓中。

按照計劃，他們在培訓結束后除少部分留在城區小學任教，絕大多數被分配至張掖、山丹、民樂、臨澤4個縣的農村小學擔任教師，其中張掖縣200人，其余各縣各50余人。分配期間，許多人還紛紛寫大字報表決心，主動要求到最艱苦最偏遠的農村小學任教。這些散發著青春氣息的青年教師，像一顆顆即將發芽的種子，被播撒到張掖各地的初等學校中，給這片教育尚不發達的土地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面對完全陌生的農村生活環境，這些剛剛適應張掖縣城生活的青年人，又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環境的巨大反差。

五六十年代的張掖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教育更是一窮二白，特別是農村小學校舍破破爛爛，桌凳嚴重不足，教學設備簡陋，有的地方甚至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具備。學生年齡結構更是參差不齊，最小的六七歲，最大的二十多歲，不少學生甚至已經結婚生子。由于張掖方言和上海方言之間的巨大差異，他們與本地師生溝通存在諸多困難，常常因此在課堂上造成誤解或鬧出笑話，剛剛從事教學工作，一些人還因為不會上課哭了鼻子。他們自小以米飯為主食，對于各種面食不僅不愛吃也不會做，但張掖主要以面食為主，他們只能慢慢學著適應。

由于不會生爐子、燒土炕，吃夾生飯、燒了被褥都是常有的事。與上海潮濕的自然環境相比，地處西北戈壁的張 掖終年降雨稀少、氣候干燥，常常是刮風漫天土，下雨滿地泥，沒過多久他們便嘴唇干裂、皮膚粗糙黝黑。更大的難題是用水，這些在黃浦江邊長大的青年天生愛水，習慣浣洗，但在這里卻只能喝人畜共飲的澇池水，由于水量有限，不要說洗澡，連洗腳都成為奢望。在一些較為偏遠的農村小學，甚至連吃水都有困難，每到冬天，只能敲冰或挖雪回來化成水吃用，雖然經過沉淀，卻仍然是一碗水半碗泥。由于長時間不能洗澡和換洗衣服，許多人身上生了虱子。

剛參加工作時，住宿辦公大都在用紙糊窗戶的土房子里面，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下，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備課或批改作業，幾個小時下來，喉嚨、鼻腔全是煙塵。尤其是到了冬天，在簡陋的房屋里辦公，許多人手凍腫了，腳上長了凍瘡，每至深夜奇癢難忍。在交通尚不便利的情況下，為了理發洗澡、購買生活用品，他們只能步行往返于城鄉，為了不耽誤正常上班，常常要提前五六個小時動身。語言的隔閡、生活習慣的差異、交通的不便，讓這些未受過磨難的青年人感到了農村生活的寒苦。面對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艱苦的教學環境，一些人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和親人，想起了上海繁華的街市，不少人偷偷掉下了眼淚，還有極少數“開了小差”跑回上海。

但是，上海知青是青年中的優秀黨團員，是支援西北建設的優秀分子，面對困難，更多的人堅持了下來。為了盡快適應農村的教學工作，他們利用休息時間進村入戶進行家訪， 積極幫助生產隊搞好夏收工作，認真組織群眾開展掃盲運動，很快便與當地群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張掖各級政府和當地群眾的親切關懷、幫助下，他們同全校師生一起，緊緊依靠社隊干部群眾，自力更生、勤儉辦學，想方設法增加學校辦學經費，使學校面貌得到很大改善。為盡快提高教學水平， 他們潛心鉆研教學業務，悉心向老教師請教，很快便成為學校中的教學骨干。

經過多種困難的磨煉和廣泛深入與農村群眾接觸，他們發現，與自己艱苦的生活與辦公環境相比，農村群眾生活的艱辛是他們始料不及的。由于經濟困難，農村還有一些家庭多以玉米、土豆為主食，常有十幾歲的學生因為家境貧寒甚至沒有褲子穿，一些學生還因交不起幾毛錢的學費而輟學。但讓他們感動的是，即便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當地群眾勤勞樸實、誠實忠厚的品格和對教師發自內心的尊重卻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想象。

在小滿小學任教的趙雪生，有學生家長在得知他感冒后，把盛著雞蛋面條的瓦罐裹在棉襖里給他送去；年僅18歲的張錦松在烏江堡小學任教后,受到村民敬重，甚至有60多歲的老人向他鞠躬并為他讓路；許多上海教師到農村后，當地群眾、教師和學生還主動幫助他們挑水做飯，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盡管農村生活條件有限，但每到家訪和孩子小學畢業，許多家庭都要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盛情款待這些來自上海的“洋娃娃”。

在不到一年時間里，他們就成為備受當地群眾敬重和歡迎的人民教師。農村艱苦的生活磨煉了他們吃苦耐勞、睿智干練的特質，也鍛煉教育了他們，當看到廣大群眾和孩子們對教育的渴望時，他們找到了自身的價值。青年們逐漸認識到，大西北為他們提供了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平臺，這里雖然遠比上海艱苦，卻有一種特別的淳樸與美好吸引著他們。他們決心把未來全部融入到張掖教育事業的發展中，為張掖發展貢獻畢生精力。

懷抱著為張掖發展貢獻青春和智慧的決心，上海知青在艱苦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中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洗禮。他們充分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克服各種困難，以年輕人特有的朝氣，為張掖教師隊伍帶來了青春活力和新思想、新知識。在繁忙而清苦的工作和生活中，他們與本地教師互相幫助、互相激勵，認真踏實開展教學工作，不斷提高業務能力和業務水平，迅速成長為教育戰線的生力軍。通過與學生長期相處，這些說著“上海腔”普通話的教師很快與學生打成一片。

他們早起晚睡，認真備課上課，利用閑暇組織學生開展各種豐富的文娛活動，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以大城市特有的文化視角教育和引導學生摒棄落后的風俗習慣，讓這些地處偏遠的學生感知外面世界的美好。為了說服因家庭困難輟學在家的學生重新返回課堂，他們常常深入學生家中，認真細致做好學生家長思想工作，使一大批學齡兒童返回校園接受教育。許多人還為家庭困難學生贈送衣物，甚至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為他們補交學費、購買學習用品，他們高尚的師德師風受到廣大學生和群眾的愛戴與尊敬。

上海教師的教學工作受到當地群眾和各級各界的好評，在當地政府和組織部門的培養下，不少人走上了學校領導崗位，擔任教導主任、副校長、校長等職務。一批人先后入黨或被選拔到高一級學校繼續深造，并涌現出一批各級先進典型，一些人還成為省級乃至全國的先進個人。李康敏參加工作后，充分發揮自己的文藝特長優勢，通過排演劇目創新語文教學方式，受到學生歡迎和好評，她的語文課也成為學校的示范課程。閑暇之余，她還積極組織學生排演文藝節目，為五六十年代張掖校園文化注入了一縷新風；李教宗不斷摸索和創新教學方法，在制作地球儀、萬能年度課表等教學用具的同時，不斷進行技術革新，用馬蓮草試制的“人造棉”獲得成功。

由于成績突出，他先后參加了甘肅省國慶10周年觀禮大會和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大會；孟淑多由于工作勤奮，年僅21歲就被任命為張掖縣第一位女校長，作為女教師中的優秀代表，她被推選參加甘肅省文教群英會；陸定坤等女青年還組建了張掖縣第一支女子籃球隊，并在張掖專區籃球比賽中多次榮獲第一名。1958年12月，由她們組成的張掖專區女子籃球隊參加了甘肅省第二屆全省運動會；分配至張掖第一初級中學教導處工作的王永余，在經費和航空模型材料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建立起張掖專區第一支航模隊，多次代表張掖參加全省乃至全國性的航模比賽，并在1958年甘肅省第一屆航空模型運動會和全國航模蘭州分賽區比賽中獲得好成績；

在堿灘堡小學任教的傅廷洛，由于乒乓球技藝精湛，被選拔為張掖專區唯一一名甘肅省體育代表團運動員，參加了1957年全國乒乓球比賽，受到時任國家體委主任賀龍的親切接見；徐禧在民樂縣任教后，被組織培養為入黨積極分子，并擔任學校副校長，在被選拔至張掖師專學習期間，他還出席了“中華全國學生第十七屆代表大會”，受到劉少奇等領導人的接見。

在如花的歲月里，上海知青忘我工作，在收獲成功與榮譽的同時，還收獲了愛情。雖然工作區域不同，但城區與農村、學校與學校幾十里蜿蜒的路程并不能阻止他們對愛情的渴望。在相同的人生際遇與理想信念下，他們相知、相愛，一些人陸續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并生育子女，開始在張掖生根發芽，把自己的血脈也延伸到了遙遠的張掖。

吳雪娟結婚后，主動將在上海黃浦區檢察院工作的丈夫調至張掖，共同支援張掖發展；徐禧、李美娣在民樂縣任教后，于1958年在上海結婚，并育有一女至今在張掖任教；包德昌與孟淑多結婚后，選擇將自己的子女全部留在張掖；卞兆玨與來自陜北榆林支援張掖文教建設的張月娥結婚，在他們的堅持下，五個子女全部留在張掖，其中有三人畢業于師范院校， 從事教學工作，成為名副其實的“教育之家”。作為支援張掖文教事業的典型，2000年6月2日，《中國教育報》整版報道了他們的先進事跡。

工作生活剛剛步入正軌，他們又迎來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變化，黨中央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過分嚴峻的判斷，致使部分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上海教師也在運動中被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全黨整風、“反右派”斗爭后，黨中央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相繼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按照黨中央不僅工業、農業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的號召，張掖各縣開始以“大躍進”精神大辦教育，全區在興辦各類學校的同時，在農村大搞突擊脫盲班。面對學生數量猛增和教學場地、師資不足的矛盾，上海教師和當地教師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他們利用原有學校周邊廟宇和荒地擴大學校規模，在生產隊中選拔培育農村知識青年擔任教師，并利用晚上和寒暑假在各生產隊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掃盲教育。在繁重的教學任務之余， 他們還組織和帶領學生大煉鋼鐵、除“四害”，投入到各種生產勞動競賽中，一些人還被抽調至各縣紅專學校和工農學校任教，學校正常的課堂教學秩序受到影響。

“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給甘肅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農業生產力遭到破壞。從1959年開始，張掖出現嚴重的缺糧危機。面對困難，各學校在降低供應標準，減少就餐的同時，通過自辦校園農場，用稻糠、野菜、樹葉等制成“代食品”維持學校運轉。隨著缺糧問題越來越突出，部分在農村小學任教的上海教師也開始出現浮腫現象。面對張掖各種生活用品和糧油、蔬菜、副食品等嚴重短缺的實際困難，遠在上海的父母及親友在幫助他們撫養子女的同時，將長年累月節省和積攢下來的食品、生活用品通過鐵路寄送至張掖，或將平日節省下來的各種肉食、 蔬菜加工成腌肉、蔬菜干、腌菜等，利用寒暑假返回上海的時機帶回張掖，想方設法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許多父母還將上海糧票兌換成全國糧票后寄給他們，幫助接濟遠在張掖的子女們。孫業偉、孫乃華結婚后，在1958年至1963年期間先后有三個子女在張掖出生，面對無力負擔的困境，他們先后將兩個子女送回上海由父母撫養；孟淑多在暑假返回上海后，父母及親人為她籌集了28個裝有各種農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旅行包，在她離開上海時，家中親朋好友數十人肩扛手提才將她送上列車。

受三年經濟困難的影響，遠在上海的父母熱切渴望著子女回到身邊，1960年，包德昌55歲的母親給四年未謀面的兒子發來電報：母親病危，速回！當他回去之后才知道，是盼兒心切的母親謊稱自己生病，想騙兒子回家。在家待了5個月，包德昌不顧母親要他留在上海的要求，又一次踏上了返回張掖的列車。面對甘肅及全國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黨中央在1960年發出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支援農業生產的號召，甘肅省也通過“移工就食”和精簡城市人口增加農村勞動力等一系列舉措，面對黨中央的號召和張掖的經濟困難，有83人陸續返回上海。

三年困難時期后，張掖專區開始對經濟社會進行一系列調整。按照國家要適當縮小全日制中小學規模，注意調整學校布局，便利學生就近入學的要求，張掖專區各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逐步得到恢復。為開展好教學工作，上海教師堅持勤儉辦學，大膽創新教學方式方法，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情操和學習、生活習慣，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團組織生活和少先隊活動，使在三年困難時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的張掖教育得到長足發展。

王福蓉在臨澤沙河小學任教導主任后，在經費緊張的條件下，積極組織和動員老師制作手榴彈、乒乓球臺、秋千、跳繩等體育用品，學校標準化建設成為全縣典型。在這期間，部分上海教師被充實到商業、文化、衛生等其他行業工作，為張掖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孫業偉在被調到食品公司后，在缺少交通運輸工具的困難條件下，終年步行往返于肅南、山丹的荒山險灘中，在狼群出沒、大雪封路的危險環境下工作，歷經艱辛，直到1980年后工作環境和條件才開始慢慢好轉。

李文道1964年被調至張掖團縣委工作，此后又先后在張掖縣文化館、文化局工作，為張掖歷史文化名城申報和古城保護工作作出了貢獻；李長根先后被調至臨澤縣宣傳部、沙河鄉工作，由于擅長統計工作，對待工作勤懇，被提拔為臨澤縣統計局局長；趙錦文被調至山丹縣稅務局后，“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縣革委會從事新聞報道，1984年調至張掖地委宣傳部工作，培養帶動了一批年輕干部；魏娟娣調至高臺縣醫院后，由于對待工作認真細致，長期主管醫院后勤管理和財會工作，直至退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極“左”思想影響下，張掖專區教育受到“左”的政治運動的沖擊，教學秩序被打亂，教育事業遭到破壞。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號召下，各地中小學紛紛停課鬧革命，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形式，對學校教師進行批判。部分學校還發生武斗現象，部分上海教師被冠以“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斗。為維護學校正常秩序，保護學生安全,廣大上海教師堅守本職工作，在接受批判的同時，通過參加學校巡邏隊、加強學生思想引導等措施，自覺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做法進行抵制，千方百計保護學生安全和校園財產不受破壞，為扭轉學校混亂局面，促進張掖教育在曲折中發展發揮了作用。

1976年，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隨著全國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開展，張掖教育系統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通過平反冤假錯案、整頓重建教學秩序、理順管理體制、調整重建各級各類教育等舉措，使張掖教育事業步入了正常的發展軌道。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上海教師全身心投入到張掖教育事業中，在教育戰線上不斷提高工作業務水平，愛崗敬業，忘我工作。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走上領導崗位,成為促進張掖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

擔任張掖縣教育局局長的周書銘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嚴格落實中央、省委和張掖地委決策,對張掖縣教育進行全面撥亂反正，積極開展教師隊伍平反工作，并及時對張掖縣各學校領導崗位進行調整補充，使張掖縣教育迅速得到恢復發展。作為全省教育系統的典型，周書銘先后兩次代表張掖縣在甘肅省教育工作會議上交流經驗；臨澤縣任教的童勤君，所教班級學生在全省統考中兩次獲得優異成績，被評為“全國少年兒童先進工作者”，《光明日報》還專門登載了她的先進事跡；

在地區教委工作的李教宗，因為在大中專畢業生的分配安置中工作突出，被國家教委表彰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先進工作者”;在高臺縣從事體育教學的繆福根，他所訓練的學生運動員多次打破地區和全省紀錄，他先后榮獲甘肅省體育“優秀教師”、全國體育“優秀裁判員”稱號；

在民樂縣從事教育工作42年的傅克林，由于管理和教學成績突出，參加了甘肅省第六屆團代會，并先后榮獲甘肅省“優秀輔導員”“教育世家”等榮譽；陸長勝在擔任張掖四中校長期間，全心全意致力于學校發展，狠抓教學管理工作，全校高考升學率穩居全縣前列；朱榮鏞、趙琛在取得大學本科學歷后，在張掖二中、臨澤一中擔任俄語教師和數學教師，向高校輸送了一批優秀大學生。在張掖從教的近30多年時間里，他們在三尺講臺上默默無聞，為張掖教育發展奉獻了自己最絢麗的年華。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潮中，被調整至文化、商業、企業或行政部門工作的上海知青也逐漸成長為部門中的業務骨干，他們在各條戰線上不斷提高工作業務水平，成為促進張掖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山丹縣文化館長期從事文物宣傳工作的王治安，在組織搜集路易·艾黎在山丹創辦培黎工藝學校期間文物的同時，創作了反映何克生平的繪畫《絢麗的生命》，并在路易·艾黎赴山丹考察期間進行展出，使路易·艾黎深受感動，為促使路易·艾黎向山丹捐獻3000多件文物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他擅長烙畫、吹塑紙剪貼畫，中央電視臺還在 1992 年對他進行了采訪報道；

在臨澤縣文化館工作的張懷德，被授予“甘肅省文物普查先進工作者”稱號，由其創作的《古道賦》《風雨古燧》《黑風奇觀》 等10余件美術作品獲得全省及全國大獎，并在內地及香港、泰國等地展出；在張掖針織廠從事技術革新工作的查金寶，由他參與的“腈綸針織品噴花技術”“彩色毛毯新工藝”等多項科技成果獲得甘肅省科學技術進步獎，并參加全國紡織復制產品優秀花型圖案評比會；

徐寶根、呂國振長期從事張掖大型籃球賽事的裁判工作，并于20世紀80年代先后被批準為國家級籃球裁判，成為當時張掖地區僅有的兩名國家級籃球裁判。其中，徐寶根還擔任張掖體育委員會副主任一職，為促進張掖體育發展作出了貢獻；周有義先后在張掖教委、地委統戰部從事行政工作20年；鄭德秀在張掖縣司法局工作直至退休；王佩、卞素娟分別在張掖地區醫藥站、張掖市醫藥公司工作；張文卿、包德昌先后在交通、運管等部門工作；季滇珠、包光亮調至張掖市商業局工作；郝世鳴在張掖市紡織總廠工作。他們為張掖其他行業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

1993 年，隨著張掖教育改革步伐加快，為借鑒上海先進辦學經驗，促進新時期張掖教育事業發展，張掖地區教育局依靠上海教師與上海教育界的關系，特別是在趙琛等教師的努力下，與上海楊浦區教育部門領導成功協商，就兩地教育系統建立友好關系達成共識。在1993年至1994年兩年時間里，張掖地區教育局先后派出37名校長赴上海楊浦區重點學校掛職鍛煉，通過兼任掛職學校領導職務、查閱學校各類資料、參加學校教學活動等形式，學習上海先進的教學及管理經驗。

2001年，在返滬上海教師的努力下，上海市教育工會支援西部建設講師團派出7名由上海市教育系統勞模、特級教師、高級教師組成的講學團，為張掖近2000名中小學校長、骨干教師進行集中授課培訓。一系列教育交流活動的開展，在促進張掖教育發展的同時，也開啟了新時期上海支援張掖的新篇章，為張掖與上海兩地開展友好交流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在支援張掖發展的30多年時間里，部分上海知青因工作調動前往蘭州、上海或其他省市工作，投身于祖國的現代化事業。陸定坤因丈夫左國朝調至甘肅省地礦局工作，先后調往甘肅省地礦局附屬小學和地礦局一中任教，由于教學工作成績突出，她先后被評為“甘肅省優秀班主任”和“甘肅省先進工作者”。1989年和1991年， 陸定坤先后兩次參加全國地礦部教師大會，并作大會交流發言；蘇曦宏因病返回上海后，長期在上海長寧區中小學任教，由于教學工作突出，他多次被學校推薦為優秀教師。作為上海長寧區的優秀教師代表，1988年他受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接見。

沈慧榮、李康敏夫婦被調至江蘇省常州市后，沈慧榮長期在鐵道部戚墅堰機車車輛廠工作，李康敏在戚墅堰機車車輛廠職工子弟第二小學長期任教，并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呂光風在上海旅游高等專科學校任教直至退休。截止1996年，仍在張掖工作的有64人，其中繼續在教育行業工作的有36人，其他部門工作的28人，有48人獲得高級技術職稱，有110人次先后獲國家、省、地（市）先進個人榮譽稱號。至1999年，他們中有180多人退休后選擇返回上海或原籍，有40多人選擇留居在張掖。

上海知青支援張掖已近60年，曾經風華正茂的青年已是鬢發斑白的耄耋老人。在張掖30多年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中，他們在克服思鄉思親情緒的同時，逐步適應在吃住、氣候、水土、語言等各方面的差異，使張掖及西北的地域文化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張掖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在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 張掖艱苦的生活環境培養了他們吃苦耐勞、甘于奉獻的精神品質,一些人在退休后仍然發揮著余熱。周書銘在退休后長期從事張掖地區離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工作，期間他還創辦了“張掖地區華晟輔導學校”，為張掖培養了一批技工人員，并被評選為“全國普教系統老有所為先進工作者”；

楊介玨在退休后長期在張掖老年大學從事音樂、舞蹈的教學工作，并多次組織隊員參加張掖大型文藝演出活動，為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王福蓉在退休返回上海后，進入上海梅園社區及東方老年大學學習繪畫，并多次被評為優秀學員；呂國振、周書銘、李教宗、李文道、楊介玨、卞兆玨、吳雪娟、金瑋君、代永成、金丕煌等人在退休后還分別在張掖與上海成立上海知青聯誼會，經常性組織開展各種聯誼活動，為促進張掖及上海兩地知青溝通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支援張掖、建設張掖的過程中,由于疾病、工作意外等原因，盧洪生、俞富根、王煜林、李玉斌等上海知青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將自己的理想和軀體永遠融入了張掖這一片熱土。

上海知青支援張掖的意義與影響是持久深遠的。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全身心投入本職工作，為張掖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創造了寶貴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受到各級組織和人民群眾的廣泛好評。當時張掖有學生4萬多名，公民辦教師800多人，由于教師奇缺，師生比一度達到1∶50。

隨著上海教師的加入，有效緩解了張掖教師數量不足，業務素質較差的問題，使全區教師增加到1200多人，全區適齡兒童入學率從50%提高到80%，為正處于發展起步階段的張掖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張掖群眾文化層次不高，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背景下，這批有文化、有知識的年輕人把城市文明帶入張掖社會，帶來了新思想與新觀念，使張掖文化生活出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間接地開拓了當地群眾視野，使他們受到了現代文明的熏陶，為促進張掖的文明與進步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2000多公里的鐵路線上，上海知青如勞燕雙飛穿梭于上海與張掖之間，加強了上海與張掖兩地的聯系，為張掖帶來了無數新信息、新產品和新技術，有力促進了張掖各行業技術革新與創新。更難能可貴的是，上海知青主動舍棄舒適的城市生活，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以國家利益為重，將個人的前途命運同國家發展繁榮緊密結合，體現出崇高的愛國精神。在長期的艱苦磨煉中，他們形成的樂于奉獻、不畏艱難、堅忍不拔、刻苦鉆研的敬業精神和堅持原則、 真誠友善的優秀品質，給張掖各地干部群眾極大的影響和感染。

今天，當我們再次回顧和梳理上海知青支援張掖建設的歷史時，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所蘊含的胸懷祖國、愛崗敬業、誠信友善的理想信念與價值追求，正是社會主流思想的真實寫照，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個人層面價值追求的最生動詮釋和體現，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選自公眾號：張掖黨史研究，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