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人?只能?軟?，不能?硬?，所以?世界?沒有?骨氣?。”——《歪毛兒?》

《歪毛兒》是老舍先生于1933年創作的短篇小說。

主人公是“我”的童年小伙伴白仁祿。

他小時候活潑可愛，長得像年畫上的白娃娃，單眼皮，小圓鼻子，清秀好看。頭皮青嫩，梳著兩個大歪毛，一跑，倆歪毛左右開弓敲著臉蛋，撥浪鼓似的。

師娘打心眼里喜歡仁祿，不準老師打他，總愛差他買個線、打個醋，干些體己的小事兒。

十幾年后，“我”在濟南的一次市集上，偶遇了瑟縮在寒風里、衣衫破爛的仁祿，他長成了個憤世嫉俗、窮困潦倒的中年人。

“歪毛兒”是天真爛漫的象征。

“我”作為一個見證“歪毛兒”童年和中年的旁觀者，讓讀者很有真實的代入感，仁祿前后際遇的差別有一種強烈對比，不免令人唏噓人生的無常與鋒利。

想到沈復寫于《浮生六記》里的那句經典之言：

“人生碌碌，競短論長，卻不道榮枯有數，得失難量。”

誰?曾不是自由的小小少年？

“我”和白仁祿小時候，一個梳著歪毛兒，一個梳著個結紅繩的“小墜根”，一派天真。

下了學，就揣著家里給的“點心錢”，跑去小茶館去聽評書，買上一大把煮毛豆角，無憂無慮。

從點心錢和辮子的細節上，能看出“我”和仁祿家庭條件不錯，是被家里精細養育著的。

童年是時間最為溫柔的饋贈。

父母是分隔現實和世俗的一堵墻，年幼的我們在這“愛”的高墻內，小動物般自在著。

仁祿氣便是氣，背不上書時，他比老師的脾氣還大。小臉憋紅，鼻子皺起一塊兒，聲音振振有詞：“就是不背，看你怎樣！”

被打了手板，也不低頭，眼淚在眼眶里倔強地轉半天，始終不落下來。

像不像我們小時候淘氣受了父母呵斥或一頓“竹筍炒肉”，又氣又不服軟的模樣？

那時候啊，還以為這是人生里天大的委屈，自己做了最了不起的抗爭呢。

到了中學，仁祿還是一身的“硬骨頭”，有自己少年的崢嶸。

他眉眼舒展、面皮白凈，在一群臉上都起了小紅膿泡的半大小子中，愈發顯得清秀好看。

一回有個高年級的學生有意擠了他一膀子，然后怪聲怪氣地說：“對不起，姑娘！”

仁祿一聲沒出，只把這位學友的臉打成發面包子，誰也拉不住！第二天，他便休學考去別的學校了。

少年的眼睛黑白分明，一身血性，揉不進一粒沙，那是青春獨有的銳氣。

“我”認識的仁祿，便是這么敢說敢干、漂亮個性。

初中分別后，只聽說他后來讀了大學，畢業后在外邊作事。

怎么看，仁祿似乎都拿了一個一路順暢的人生劇本，如同后來的“我”一樣，看起來體面地生活著。

然而，童年也是人生里少有的相對平等。

英國有檔?很?深刻的?紀實類?紀錄片?叫?《人生?七年?》。

導演選取了14個有著不同家庭背景的7歲孩子，??自?1964年起?，每隔?七年?便?記錄一次他們??狀態和變化，一直?持續到?他們?63歲?。

孩子們?有的出身孤兒院、有的父母都是勞工、有的來自中產家庭、有的來自?上流階層。

上層階級的小孩們每天?讀金融報紙、關注?名校?教育?，來自?孤兒院?的?孩子?卻?一臉疑惑?地?反問??“什么?是大學?？”

共同的年紀讓他們規避掉圈層，在鏡頭下齊聚一堂，成為玩伴歡笑打鬧，在爭一顆糖和一個玩具時，都是平等的天性。

成年后，讀金融報的孩子們實現預設的目標，成為精英人士；有人階層逆襲，有人淪為乞丐，有人底層掙扎，有人十幾歲結婚再生下一堆娃……

最后的平等，便是7歲時全然天真的那場相聚。

心理學把“命運?”解釋為 “ 人生底色 ”，它大概率地影響著人?這一生的走向。

“我?”和?仁?祿?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其實?早?在?童年?時?便?暗中?撥下了?砝碼?。

成年人的“成熟”，往往是學會低頭

非常喜歡周國平的一段話：

“許多人所謂的成熟不過是世俗磨去了棱角，變得世故而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個性的夭亡。”

少年兒童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朝氣，是他們因著單純而鋒芒直露、無所畏懼。

就像年少時的白仁祿，被家人全心全意地愛著，他不怕老師的“權威”，不懼他人的挑釁，以自己的心性為原則，率性而為。

十幾年后的重聚，天氣是陰寒的，鐵硬的風撕咬著行人的鼻頭耳唇。

“我”在一個寒酸的舊書攤上，先是看到一雙極舊的破棉鞋，襪子還是夏季的單線襪。別人都冷得直跺腳，這雙腳卻好像凍在地上，不動。

老舍先生的敘事相當高明，僅一個“不動”的細節，便把幼時仁祿與中年仁祿串聯起來——

他的脾氣還是一如既往的“硬”。

“我”掠過他單薄的舊灰色棉袍、沒人要的老式帽頭，看著那雙眼睛，試探著問出：“是不是仁祿哥？”

仁祿回避著“我”的目光，一張瘦臉毫無表示，傲氣使他不愿搭話，到底是“仁祿哥”三個字打動了他的心，多么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原諒梳著小辮時候的同學：

“他沒說一個字，拉住我的手。手冰硬。臉朝著山，他無聲的笑了笑。”

許多成年后的久別重逢，夾雜著世俗的打量泥沙俱下，并不十分體面。

讀到這里時不勝唏噓。曾在老家的超市偶遇過幼年玩伴，小時候他活潑調皮，猴兒似的，單眼皮下的眼睛也如書中的仁祿般，無所畏懼。隔著貨架，見他抱一個、牽一個臟兮兮的孩子，亂糟糟的頭發下眼睛浮浮囊囊腫泡著，身后跟著他同樣“兵荒馬亂”的媳婦。

我們目光交錯的一瞬，都驚慌失措地看向別處，誰也沒有勇氣去和童年的情誼打個照面。

書里的“我”到底是勇敢的，強拉著躲閃的仁祿去自己市中心的家里敘舊。

寒暄、客套、回憶童年都撬不開仁祿警惕的沉默，“我”便勸他酒，酒會打開人的口。

“你叫我說什么吧？”
“你怎么落到這樣？”

窮得叮當響，混到擺地攤賣破書，仁祿怪自己有“兩只作怪的眼睛”。

他總是想反抗些什么，一旦看出誰可惡來，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同這人交往。

他覺著越是上等人越可惡。沒受過教育的也可惡，可是可惡得明顯一些，上等人會遮掩！

譬如一個人正滿嘴講道德說仁義，仁祿能看見他的眼中有張活的春畫正在動；

還有人穿得講究、活得體面，火車上查票，他沒票還囂張，瞪圓眼珠叫囂“我姓王，沒買過票！日本人查票我也不買！”

仁祿控制不住自己，沖過去掄圓胳膊給那人一個頂有力的大嘴巴，諷刺的是那么惡氣的人，居然嘴里低咕著灰溜溜地走了……

有軍官滿口大義正氣，仁祿指著他的臉罵其可惡，他急了，把槍掏出來，仁祿卻不怕死地把臉頂上去，結果他卻收回槍，走出老遠才敢回頭看一眼。

仁祿看不慣親情的虛假，看不慣社會上那些表里不一的做派，看不慣欺軟怕硬，看不慣爾虞我詐……

他不喜這個偽飾的社會，憤慨“沒遇上一個可惡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虛偽的軟蛋。”

憤世嫉俗到而立之年，仁祿本想妥協，不再“硬”了，像旁人一樣組織家庭，生胖小子；他有個小兩歲的表妹，自幼便喜歡他，一直等著不結婚。

去表妹家訂婚的路上，一個七八歲的討飯女孩過馬路，被汽車驚得慌不擇路跌倒，差點被撞。那車夫確實急剎住了車，可仁祿一看那車夫的臉，便分明看透他的丑惡內心：

“（車夫）心里很愿意把那個小女孩軋死，軋，來回的軋，軋碎了。”

仁祿灰心喪氣了，他改變不了世界，只能獨自無能地憤怒，他寫信讓表妹不必等了，“我的世界是個丑惡的，我不能把她也拉進來。”

其實大多數人都曾擁有過仁祿那雙“作怪的眼睛”，我們看世界非黑即白，沒有灰色地帶。

在一次次體驗過無能的憤怒后，我們適應社會的整套運行規則，承受、接納、緘默、習以為常……

所謂的成熟，無非是學會了低頭，用精神勝利法邏輯自洽罷了。

仁祿的痛苦來自于他一直是個清醒的孤勇者，讓他與“正常的大多數人”格格不入，成為一個?奇怪的異類。

魯迅筆下那些敢于說真話的，往往都是些“瘋子”，前番那位紅極一時的“地鐵判官”也是瘋子。

“瘋”因為失控而荒誕化，失去了現實的威脅，真理才敢披著“瘋”的外衣走在陽光下。

與“天真”切割，是成年人的必修課

很多時候，人的痛苦都是來自于看得太透、想得太多。

仁祿本來見著可惡的便打，至少是瞪上那么一眼，叫對方膽寒！慢慢發現自己改變不了世道，他并不比別人強，便再沒有勇氣去打人了，只能消極的看誰可惡就躲開。

他痛心自己與世界共同敷衍的懦弱，豈不是也融入“可惡”中的一員？

面對童年的玩伴，仁祿艱難地剖白了自我，他清醒而無力：

“普通人只能軟，不能硬，所以世界沒有骨氣。我只能硬，不能軟，現在沒法安置我自己。”

帶著“世人盡濁我獨清”的偏執活著，注定會像《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一般?，“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

每個從象牙塔步入社會的普通人，勢必會慢慢順應規則，不再劍拔弩張，不再橫眉冷對，與純粹的“天真”切割，世俗的重壓之下，沒有體面的幸存者。

“歪毛兒”剪去了，撥浪鼓般敲著臉蛋的那些活潑潑的日子，都在童年時代沉沉睡去。

沒人再親熱地叫中年駝背的仁祿“歪毛子”，就像沒人相信困頓于生活的中年人，還能一腔熱血、心性天真。

作家白先勇有句話?，寫?在最后?頗?熨貼?——

“擁有的從來都是僥幸，無常才是人生的常態，所有的成熟都是從失去開始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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